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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人，是要有些信仰才能支撑着活下去的，没有了大义可以选择苍生，如果连苍生的代言人于谦都落个鸟尽弓藏的结局，那么路在何方？像庄子那样身如不系之舟，脱离这“曳尾于涂中”的苦海？两千年来，无数的人都这么做过，刘伶醉酒，阮籍猖狂，他们真的快乐吗？生命就是在这喋喋不休的追问中慢慢成熟，每一个人，无论智商高低，相貌美丑，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环境，询问最多的问题终究是“我要做什么样的人？”

6　孔子的困境（2）

直到王阳明的出现，这一终极命题被终结了。

了解心学首先要了解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最准确的评价是：一半是儒家，一半是道家。而心学也常常被认为是这两种思想的融合，但这种浅薄的定义远远不能概括心学广阔的内涵。

中国的历史一言以蔽之，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

中庸虽说在中国很早就被提出来，但只有少数人可以自觉自发地将其运用自如，大多数则是迫于强权而不得不做出的伪装与妥协。后者一旦脱离强权的压迫，便很容易剧变为一种极端思潮，直至付诸暴力行动。

《巴别塔》中有一句名言：“实现正义的热情，会使我们忘记慈悲为怀；对公正的热望，使许多人成了铁石心肠。”

同理，康有为在《法兰西游记》中点评法国大革命时说：“合数十万革命军之流血，以成就罗伯斯比尔之专制*；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拿破仑之专制君主。”其实他忘了，这样的事在中国古已有之，早就见怪不惊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同志不也说过“革命是最*的东西”吗？革命者，鲁迅笔下“咸与维新”是也！

这种文化心理，追根溯源，还是要到孔夫子身上去探究。子曾经曰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句话的重点在“人不知而不愠”，这实际上是孔子在教导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不为人知，却不因此而气恼。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我深以为然，那么就从历史的角度来解剖一下这句话。

儒家最初是一群巫师，而巫术在商朝是立国之本，于是这帮人就靠占个卜、跳个大神，混了一个既得利益阶层。那文字最早又是什么呢？文者，纹也。意即为统治阶层粉饰遮掩的工具。由此观之，商朝是利用政治神学来确保其统治的合法性的。

而到了殷周革命，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朝将商朝的神权政治改造为贤君政治，讲究治道，目标是创造理性的人文秩序。于是，过去的大巫小巫纷纷下岗，自谋出路，混的不好的就只有在街边摆摊算命，另一部分有追求的逐渐成为一个致力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事业的阶层，就是后来孔子的儒家。

其实这部分人也不好混，想想看，商朝时全国的文盲率还很高，认识俩字的屈指可数。而到了春秋，随着文化的普及，识字率逐渐上升，本科文凭也就当以前的高中文凭使，竞争加剧了，现实严峻了，于是孔子发话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就跟现在的媒体安慰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一样：不要气，不要急，关键眼光要放低。实践证明，这种号召是有用的。君不见西市卖肉者乎？君不闻网上陪聊者乎？

扯这么远不是要贬低孔子，“人不知而不愠”是最有特点的“孔子句法”（请仔细品味那个“而”字），《论语》中这样的句式随处可见，自勉中透着无奈。

当春秋时，诸侯割据，求才若渴，游士们四处兜售其学，谋取权力。如果加入这些人的行列，别人要什么自己就卖什么，文字集团就丧失了人格的独立性，孔子颇有针对性地说这句话无非是想表明一种超然的态度，至于是否达到这种境界，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如果眼光再毒一些你会发现，这句话本身就揭示了说话者自己还没有完全超越。彻底超越了世俗功利的人，根本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早就物我两忘，随心所欲不逾矩了。

所以我更相信这句话只是表达了一种为了超越而做出的努力，四处游说的孔子想要维持人格的独立绝非易事。而千年后孔子的门人就更等而下之，将仁义道德作为沽名钓誉之术了。

孔子和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就是一边强调自己的价值理想超越了世俗的政治，自勉并教育学生不要理会权力游戏中的利益分配，但另一方面，他们理想的实现，又必须依靠政治权力来实现。这是一个无奈的悖论。

直到王阳明的出现，所有的一切才被彻底打破。

7　圣人必可学而至（1）

不过目前为止，13岁的小守仁暂时还只是一个以民族大义为主导思想的少年，他在居庸关考察了一个多月，登长城、访乡贤，凭吊古战场，思考御边策，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

待王守仁下山时，山道很窄，迎面过来两个骑马的鞑靼人，大大咧咧，有说有笑，全然不将对面的这个少年放在眼里。

但很快他们就会为自己的大意付出代价。

王守仁正在为他的偶像于谦死得不明不白感到气愤。想想看也是，有的偶像很傻很天真，乱搞一气，搞完了则继续当偶像，而于谦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却换来个兔死狗烹的结局！心念及此，守仁蓦地一抬头，正好看见那两个嚣张的鞑靼人，登时怒从中来，当下搭弓射箭，但闻嗖嗖两声，鞑靼人猝不及防，双双中箭。

可惜王守仁年小力弱，未能立毙二人。一时间国仇私愤，涌上心头，他连喊带射，呼啸着向二人冲去。两个鞑靼人对视了一眼，惊恐莫名，转身仓皇而逃。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守仁既已出气，便不再穷追，信马由缰，缓缓向家的方向走去。

当晚，王守仁就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去拜谒纪念汉朝名将马援的伏波将军庙，这也没什么神的，我还梦见过自己跑到贵州的阳明洞去。但神奇的是，王守仁在梦里赋诗一首：“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醒来以后记了下来，死了以后还流传下来，当真要羡煞很多挠破脑袋也写不出文章的小朋友。

彼时，由于史上最牛*控朱见深长期不理朝政（朱见深：其实你们谁都没有读懂我），导致汪直专权，大臣昏庸，时人戏称“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圣人云：政者，正也。率之以政，孰敢不正？根据本命题成立，逆否命题同样成立来推断，成化年间的朝政从最上面就烂掉了，那么上行下效，地方官的*便有过之无不及，农民起义就开始四处爆发。

少年王守仁留心时政，关心国家大事，屡次上书朝廷，为平定陕西的石和尚、刘千斤之乱出谋献策。王华平日忙于政务，跟儿子沟通交流太少，不理解王守仁，便大骂了他一顿，让他立即停止这一疯狂的举动。想想看也时，换作现在，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大谈国家战略，还给国防部写信，的确疯狂。

到了弘治元年，王守仁17岁，带着如何成圣的疑问，回到浙江老家。母亲郑氏早前去世，睹物思人，守仁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残酷，他越发觉得，外界的东西再多再好，又与我心有何相干？人生终究不过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罢了。这种消极的情绪以及对成圣途径的苦苦追寻促使王守仁去钻研道家的思想，为后来的自成一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王守仁终究不是出世之人，他只是游弋于各种思想，含英咀华，去粗存精，执着地去寻找他所认为的真理。

此次返乡，守仁还带着另外一个任务——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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