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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部分（第1页）

在总理府，施密特从未见人们这样忙碌过。“匆匆赶来求见元首的部长和将军们，带着各自的党员，随从副官，各级军官或各部门的头目，或坐或立，比比皆是。”希特勒东奔西跑，详细地阐述他的观点，对人家的劝告则一概不听。待戈林前来讲理时，元首已回到了冬园。戈林发现前外长牛赖特也在客厅，便邀他一同去见希特勒。然而，一进入会议室，辩论的重负反落在牛赖特身上了。“我的元首”，他说，“不管情况如何您都要发动战争吗？当然不行！”

里宾特洛甫在冬园外徘徊，希望元首请他入内。戈林从园内出来，怀着敌意朝他大步走去，大声喊道：“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假如战争爆发，本人将第一个告诉德国人民，是你把事情搞到如此地步的！”当着一群群副官的面，这两位高级领导便开始唇枪舌剑，又是恫吓，又是辱骂。里宾特洛甫指责对手怕战；戈林吼叫着反驳说，只要元首“进军”一声令下，他将乘坐领头的飞机出发——条件是，里宾特洛甫必须坐在他身后！“若不是局势如此严重”，魏德曼回忆说，“这两个‘神经质演员’，如同经常发生在彩排前的舞台上的情况一样，互相攻击，是非常可笑的。”

过了一会儿，上午11时，里宾特洛甫终被召进冬园，以便出席与弗朗斯瓦·本塞的会晤。这依法国大使挥舞着地图预言，若向捷克斯洛伐克进攻，战火必然会蔓延至全欧。“自然，你有必胜的信心，就像我们有信心打败你一样。不过，你的主要要求无须战争便可得到满足时，你为何要冒险？”

很明显，弗朗期瓦·本塞的一席话，又慢慢地扭转了乾坤，有利于和平了。希特勒已不再火冒三丈，但也不能为这位法国人的逻辑作出回答。突然，一个副官插话说，阿托利科大使在门外求见，说带来了罗马的急信。

一眼瞥见元首从冬园出来，阿托利科老远便不客气地大声呼叫，说他身上带有墨索里尼的急信！“意大利总理通知您，不管您作何决定，元首，法西斯意大利都作您的后盾。”喘匀气后，他补充说：“然而，意大利总理的意见是，您还是接受英国的建议为好。他求您勿搞总动员。”

“告诉意大利总理，我接受他的建议。”希特勒说完便进了冬园。他对弗朗斯瓦·本塞说，墨索里尼刚询问他是否接受他的建议——却未说明他已同意这样做。两人继续会谈。但希特勒心神不定。很明显，他仍在考虑墨索里尼的意见。一会儿后，他站起身来，表明会晤到此结束。弗朗斯瓦·本塞问，他是否应通知其政府，说元首的态度不变。希特勒心神不定地回答说，他将于下午作出答复。

人们继续一个个进入冬园。中午过后几分钟，汉德逊在接待室内挤开人群，进入冬园。“事情好办些了”，一个德国朋友小声对他说，“只是要吃得住。”在会议室内，希特勒耐心地倾听着。施密特将张伯伦的提议译了出来：他将立刻前来柏林与他磋商。希特勒答道，他得先与墨索里尼通话。

墨索里尼赞成这个想法。他建议大家在慕尼黑开会碰头。希特勒同意后，便匆忙向达拉第和张伯伦发出邀请。发给张伯伦的邀请书是于后者在众院发表讲话时抵达的。这时，玛丽王后正与哈里法克斯、鲍尔温及其他要员们一起站在走廊里。张伯伦刚宣布希特勒已接受墨索里尼关于推迟总动员的建议一事，财政大臣便递给他一张纸条。首相的脸色立时变了。他断断续续地说：“不止于此，我还有话对诸位说。我得到希特勒先生通知，他邀请本人明日上午在慕尼黑与他相见。

他还邀请了墨索里尼先生和达拉第先生。“不知谁喊了一声：”为首相感谢上帝！“此语一出，全场便空前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作为自制象征的玛丽王后，与肯特女公爵和张伯伦夫人一起，竟放声大哭。约翰·西蒙爵士在回忆录中写道：”欢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未欢呼者为数极少。大家一致同意立即休会。我亲眼看见，男人们（有些人曾蔑视张伯伦）含着泪水，走了过去，使劲地握着首相的手。“”众议员中也有少数人未动感情，其中之一是温斯顿·丘吉尔。“”捷克斯洛伐克怎么办呢？“有人听他痛苦地说：”难道没人想到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吗？“

在民主国家内，人民也如释重负，例外者只寥寥无几。在巴黎、伦敦和纽约的街头，人们兴高彩烈地争阅宣布危机已经结束的号外新闻。布里特大使从巴黎给他的朋友罗斯福的信中说：“今晚，我真是轻松极了，真想见人就拥抱。我真希望我是在白宫，好在您的秃顶上狠狠地吻一下！”罗斯福总统则从华盛顿给张伯伦发了一封仅有两字的电报：好人。

从另一位总统（贝奈斯）那里，首相收到了一封较长的电报——是个请求：“本人真诚地求助于张伯伦先生，因为我们真心希望为和平作出贡献。所以，我请求你们，在未听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申诉前，勿在慕尼黑作出任何决定。”

大多数德国人也感到松了一口气，但反希特勒集团却惊诧得目瞪口呆。这条新闻破坏了他们武力捉拿希特勒并建立军事统治的计划。当哈尔德得悉要在慕尼黑开会时，他觉得“在此情况下已再无法将起义计划付诸实施”。

下午6时，在群众的热烈的欢呼声中，意大利总理的豪华专列离开了罗马。他神彩飞扬。眉飞色舞。这是因为，他不但被作为和平的救星而受到全球的欢呼，而且还因帮助希特勒度过难关而赢得了他的感激。墨索里尼也觉得，在一场外交战中他赢了英国。在与齐亚诺一起进晚餐时，他友善地取笑了他们。“在一个人们将动物崇拜到如此地步，以致要为它们建造房屋和医院，为它们修筑墓地，甚至连遗产也可由鹦鹉来继承的国度里，你尽可以相信，它已开始腐朽了。此外，别的原因不说，这也是英国的国民结构的一个后果。有400万妇女盈余，400万妇女的性欲得不到满足，人为地造出一系列问题来——目的在于抚慰她们的理智，或让它兴奋。因为无法去拥抱一个男人。她们只好去拥抱全人类。”

（6）

次日清晨，9月29日，元首在慕尼黑与边界之间迎接墨索里尼。此举不独是给予一个盟友的礼遇，而且还使希特勒有机会将事态的最新情况告诉墨索里尼。当两个独裁者乘坐元首的专列开往巴伐利亚的首府时，希特勒透露说，“‘西壁’一旦竣工，他就用不着害怕来自那里的攻击了。假若英法两国真的笨到发动突然袭击的地步，那么，敌人还来不及动员战争便会结束。”“我没有必要去动员。德国陆军严阵以待，只消请求行动，我的目标便能实现。”

参加慕尼黑会议的另外两名成员是乘飞机前往的。张伯伦离开赫斯顿时，天下起了小雨。他对记者们说：“小时候，我常常说，‘第一次若不成功，那就努力，再努力！’这就是我现在的所为。待我回来时，我希望我能够说，正如霍斯帕在‘亨利四世’中说过的那样，‘冲破艰难险阻’我们摘下了这朵鲜花——安全！”

法国总理在“达拉第万岁！”、“和平万岁！”的喊声中，在勒布盖机场登上了飞机。飞机是在浓雾中起飞的。上午11时15分，这架双引擎飞机在慕尼黑机场降落了。弗朗斯瓦·本塞是看着达拉第走下飞机的。他发现，达拉第双眉紧锁，眼角的皱纹既多又深。他离开时，城里既紧张又可怕。但是，令他惊奇的是，他发现德国人竟兴高采烈。他们用热情的欢呼声迎接他，好像他是个英雄似的。

张伯伦是在午前数分钟着陆的。在前往里奇纳宫旅馆途中，他也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在旅馆里仅留数分钟后，他坐上敞篷汽车前往新近落成的元首大楼——会议将在那里举行。这座元首大楼系国家社会主义党围绕科尼希广场而建的大楼群之一，用巨石砌成，建筑紧凑，中央厅宽广异常，高65英尺，宽100英尺。大厅里有两座壮观的石阶，通向会议室。

张伯伦及其两名同事，身穿黑色制服，首先来到会议室。

接着前来的是墨索里尼——他抬头挺胸，步履轻快，无拘无束，好像他是主人似的。最后抵达的是元首。他的目光严厉而奇特，使达拉第感受不浅。会议参与者及其助手们座位设在小餐厅内的长台上，他们彼此互相打量，客气但冷冷地握着手。希特勒极力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他在眉宇之间却现出关切，因为客人们大都不讲德语，他不能与他们自由交谈。

拘谨地进完自助餐后，希特勒领着众人进了一间四方形的房子——鸟瞰着科尼希广场。房子很是壮观，四周的墙壁用皮革覆盖，还有不少花草和各种画。墙上还有个大理石砌成的壁炉，壁炉上方悬挂着仑巴赫画的巨幅俾斯麦画像。

由于准备工作极差，且又没组织好，会议一开始便混乱不堪，且越开越糊涂。会议既无主席又无日程，也没有大家同意的程序，完全成了各有关人士间的自由交谈。一次，在关于就苏台德地区的财产向捷克人提供赔偿的问题上，张伯伦表示关切而且喋喋不休。这令希特勒坐立不安。他喊道：“我们的时间非常宝贵，不能消费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墨索里尼就如何解决苏台德问题提出了一份书面提案，使会议稍稍有了点儿程序（这份提案实际上是德国人起草的，但墨索里尼将它作为自己的提案提出来）。那时已是下午3时了，会议体会进午餐。午餐后，会议开得更加混乱，简直是乱七八糟。经常三四个人同时发言，使施密特无法进行工作。

他坚持，发言者应在会议发言译文宣读后才进行。在外边透过玻璃门看热闹的人们看来，他活像是个正在纠正混乱的课堂秩序的小学校长。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外人也纷纷闯进会议室。戈林、弗朗斯瓦·本塞、汉德逊、阿托利科、威兹萨克等人，带着书记、秘书和随从，大摇大摆走了进来。他们一进来便围绕主要与会者而坐，而主要与会者则在大壁炉前形成一半圆圈而坐，这样一来，整个会场看上去就像高筹码赌注就要揭晓时的赌场一样。

会议已由墨索里尼主持了。墨索里尼能操四种语言，其余三位会议参与者只能讲各自的语言。他的英语讲得十分吃力，法语讲得像意大利语，德语是否能让人听懂还是个问题，他仍像个首席翻译，像个无秩序的合唱队的指挥——唯我独尊但和气可爱，他用德语向希特勒提问，将回答的要点而不是原话分别用英语和法语转告给英法两国代表团。“那天我很开心”，他后来对党卫队上尉多尔曼（他带他前来当译员）说，“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不是集中在达拉第先生或张伯伦先生身上。这真是个值得凯撒出席的场合。你记得不记得？”

快到傍晚时，室内的空气更加紧张了。后来，英国终于端出了一份提案。除苏台德公民投票以及要为捷克的新边境提供国际保证等条件外，其余全被接受。在讨论——冗长但并不特别刻薄——抵达高潮时，多尔曼被召了出去，有位罩着面纱的神秘女人求见。在哨兵室，他发现此人原来是阿托利科大使的夫人。她要求让希特勒先生“立刻毫无延误”地将会议进行情况告诉她。因为她曾在罗列托的香客教堂向圣母玛丽亚许过愿：若会议开得成功、世界和平得以维护，她会携一支金色的大蜡烛回来。她的火车还有半小时就要开了。

多尔曼说，此事他不能去问希特勒，问问墨索里尼或齐亚诺还马马虎虎。问他们可不行；她叫他去问无事不晓的希姆莱。

多尔曼无计可施，只好去找帝国元首。“起初，他觉得惊奇，一想又觉得好笑。他授权我宣布，和平已有保证。”

协议看来可以签订了。但仍有若干点需要澄清。那时已是晚上8点了，希特勒已不耐烦了。他原已准备好了酒席以庆祝会议结束；此时饭菜已凉了。他建议休会，先去赴宴，因为讨论还可能再拖上几个小时。英法两国代表以要向政府打电话为由婉言拒绝了他的邀请。但施密特却觉得，他们无心思出席宴会。“和平是取得了，但名声却遭到重大损失。”英方代表匆匆返回“里吉纳”饭店，法国代表则赶回“四季”旅馆——回去后，他们让人将饭菜送至房间。与此同时，德国人与意大利人则在元首大楼用香槟酒和各种佳肴欢庆胜利。

当代表回去和他们的顾问们在壁炉前坐下来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他们重又将协议作了广泛的修改。由于拖拖拉拉，一直到深夜后才达成协议。“实际上，这早已成定局”，戈林后来对一位美国心理学家说，“无论是张伯伦还是达拉第，他们谁都无意为拯救捷克斯洛伐克而作出任何牺牲或去冒险。这对我是清楚不过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在3小时内便决定了。他们后来喋喋不休地争吵的是‘保证’这个字眼。

张伯伦关注两方；达拉第则对事事都不加注意，他就这样坐着。“（戈林滑了下去，半躺半卧地坐着，脸上还作出厌烦的表情。）”他只不时点头称是，事事都没有一星半点儿反对意见。希特勒竟如此轻易地左右了这件事，这今我惊奇不已。毕竟，他们也很清楚，斯科达公司等，在苏台德开有兵工厂，捷克斯洛伐克完全受我们摆布……当他建议将苏台德界外的某些军备在占领苏台德后立即搬迁进去时，我原以为会大吵特吵的——但是没有，连斜着看一眼也没有。我们得到了所要的一切，可说是如愿以偿了，而且是这样得到的。“（他爽快地弹了一下指头。）

凌晨1时30分，一份众人皆可接受的文件被正式放置在一张红木台上——靠近做工考究的大墨水池。条约规定，从10月1日起，苏台德的撤退工作将分四阶段完成。协议还规定建立国际委员会，以决定在何区举行公民投票，以及最终划定疆界。

希特勒显得心满意足。由于第一个签字的是他，他发现那个大墨水池是干的，便忙令取个新的来代替。最迟来的是他，但第一个走的也是他。“希特勒眼中放射着胜利的光芒，大步走下元首大楼的宽阔的石阶”。此情此景，令记者威廉·希拉印象尤深。

张伯伦和达拉第又呆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才离开。他们的责任是相当痛苦的：要把捷克的命运通知捷克人——捷克的两名代表整天在焦急地等待着。凌晨2时15分，他们被带至张伯伦的旅馆房内。这两名代表在听候宣判时，室内的气氛窒息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张伯伦长篇大论，如此这般讲了一通，达拉第便把一份协议书递给捷克人——此时，张伯伦开始打哈欠了。一个捷克人哭了。“相信我好了”，弗朗斯瓦·本塞告慰他说，“这些都不是最终的。它不过是一个刚开场的故事的一刹那，而这个故事也必将将此旧事重提。”

达拉第一觉醒来，听见旅馆外欢声四起，简直令人神魂颠倒。他们又唱又跳，高呼“亲爱的小达拉第”快出来——达拉第无奈，只好步出房门，到阳台上与众人相见。

当日上午晚些时候，达拉第乘敞篷车前往希特勒寓所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在街上，他又受到了慕尼黑市民的欢呼。英国首相此次德国之行还担负着一项重大使命。他已草拟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希望希特勒能在此声明上签字。这份声明，远远超过了在元首大楼签署的文件的意义——它表明，两国决心永不再交战。“如果他签字”，吃早餐时，他对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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