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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照最公正和最高贵的原则，我们的精神即使是最纯洁的，我们的理知纵然是最为上乘的，但任何人只要高兴指责我们，我们的荣誉就扫地无遗，这里所指的任何人也许尚未违犯这项荣誉，但在其他方面就可能是最坏的恶棍、最愚蠢的蛮了、游手好闲之辈、财徒、浑身是债的，总之任何种类的不耻之徒。通常最可能侮辱人的这些家伙；塞尼加说得好，“人愈是可鄙和可笑，愈是喜欢说他的坏话。”他侮辱的对象通常就是刚才说的那些高节之士，因为不同品味的人不可能成为朋友，卑劣之徒眼见他人的优点又每每此起私下的忿恨。所以歌德说，

为什么要对仇敌不满？

我们的天性就永远在暗地

让他们自惭，他们还可望

成为我们的朋友吗？

——《西东诗集》

很明显，这些毫无价值的家伙非常感谢武士荣誉的原则，因为它把他们跟一些处处比他们高明的人放在一个层面上。如果有人要侮辱谁，他就可说其人有某种缺点，这些话就可以初步采纳为可信的看法，合乎事实，相当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宣称：不但如此，要是不立刻用鲜血来清洗耳恭听，这一看法将会永远有效。换言之，在“荣誉人士”的眼中，这位受侮辱的人就仍然是被人所断定的那种人，尽管另一方是世上最为可耻的；原因就是他“忍受”了侮辱。因为，所有“荣誉人士”不再跟他来往，把他看成麻疯病人，拒绝参与他可能出现的场合，等等。

第四章　人的地位（what　a　man　represents）（10）

这一狡狡的习尚，我认为可追溯到中世纪、近五十年世纪的情况，那就是在任何刑事诉讼中，原告无需证明被告有罪，而是被告需证明自己无辜。要证明自己无辜，被告就需要发誓自己无罪，他的支持人同样出来发誓，指证被告不会伪誓。如果被告找不到人这么支持他，或是原告对支持人提出异议，那就只能诉诸“上帝裁判”，一般而言就是交付决斗了。这时，被告已经陷于不名誉的状态中，必须自己洗雪耻辱。这就是“不名誉”观念的来源，也是当今“荣誉人士”之间所流行的整个制度，只是略去发誓而已。这也可以解释，“荣誉人士”在面对不确凿的谴责时，应该表达深深的愤恨之情，并回应要求流血以为报复。由于谎言每天满天飞，上述事情的发生令人似乎感到惊异；但这项陋习已变为根深蒂固，尤其是英国。（照常理，对他人说谎而威胁要置之于死的人，应该是本人从未说谎的。）事实上，中世纪的刑事审判还容许更有简短的方式。在回答指控的时候，被告可以说，“指控是谎话”，就立刻把案子交给“上帝裁判”了。因此，武士荣誉的典范有明白的规定，对方说谎之后天经地义的事就是诉诸武力。有关侮辱之理论探讨，就此告一段落。

但是还有比侮辱更糟的事，它非常可怕，按照武士荣誉的规矩，我即使只是提到它也得先请求“荣誉人士”的宽恕；因为据我所知，他们一想到这件事就会发抖，毛发辣立——这件事就是世上最大坏事，比死亡和万劫不复都可怕：被人打一巴掌，或是被击一下。这是最为极端的，挨打的人所有荣誉都会因之完全瓦解，其他的侮辱只要见到挑　　　　者的鲜血就可痊愈，但这种行为非得有人赔命不可。

第三，这种荣誉跟个人的自身和所作所为绝对没有关系，也跟当事人的操守变好变坏以及所有这类问题的考查没有关系。如果你的荣誉受到攻击，或是荣誉行将消失，你也能短时间内予以恢复，只要你很快乐地诉诸通行的补救办法——决斗。但如果挑衅人并非承认武士荣誉的一类，或是曾经违反过武士荣誉，就有一个更为安全的恢复荣誉的办法，不管对方是行为上或者只是言词侵害我们。你要是带有武器，可以当场或是一个钟头以后，把对方击倒。这就保证能恢复荣誉。

但如果是害怕不良的后果，或是无法确定挑衅人是否尊奉武士的办法，那就是“胜人一筹”。其实际做法是人家粗鲁你更粗鲁；如果侮辱没有用，你可以动手，使我们在挽救荣誉中激起高潮；例如，人家打你一耳光，你可以用棍子回手，对方用棍子，你用马鞭挞击；最高明的一招是有些人建议的向对方吐口水。要是这些都不中用，你就一定要让对方流血。用这一方法清除侮辱，是源于下面的一句名言。

第四，“遭人侮辱是耻辱，侮辱他人是光荣”。且让我举一个例子。我的对手在他的一方是说实话、是对的、有理的。这不妨事。我侮辱他。这样，公正和荣誉就一时间离开他，转到我这里来，他只能靠粗暴对付我而夺回公正和荣誉，在他夺回公正和荣誉之前，他是失去公正和荣誉的，而且所用的手段不合公正或道理。这么看待荣誉，粗鲁这一性质就能替代一切、而且比其他的一切都重要。最粗鲁的总是对的。我们还能有其他要求吗？不管某人是如何愚蠢、下流或卑劣，只要他粗鲁行事，一切错误都可原谅和合法化。在任何讨论或谈话中，另一人比我们表现出更有知识、更热爱真理、更具健全的判断力、更有了解，或是他整体上所展示出提理知气质，使得我们黯然失色，我们只要污辱他或攻击他，立刻可以把对方的优越和自己的浅溥一笔勾销，并且反而比他优越。因为粗鲁胜过任何辩论；它把理知的光芒全部遮盖。如果对方不喜欢我们的攻击模式，不更加粗鲁地回手，我们便能保持“胜人一筹”，仍然是胜利者，荣誉在我们这一方。直理、知识、理解、才智、机灵都得退避三舍，让全能的傲慢大显威风。

第四章　人的地位（what　a　man　represents）（11）

如果有人说话违反“荣誉人士”的看法，或是现出的智力令后者无法招架，后者立刻要做出上战马、决死生的模样；如果在任何争论中他们无法反驳，他们就寻求以粗鲁用作武器，同样地能达到原目标，机会随处都有；这样，他们得以胜利姿态退出。人们称赞这种荣耀的原则可使社会的风尚高贵，道理十足，到现在该是很明显了吧。这一原则得自另一原则，后者是全部规章的灵魂和核心。

第五、在任何纠纷中，两造就这类荣誉可以申诉的最高法庭是暴力法庭。每一种粗鲁行为，严格地说，就是诉诸暴力；这就是明白地宣称，理知和道德已经没有能力决定问题，争端要由蛮力打个水落石出——就人而言，佛兰克林说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的争斗就得由人类特有的武器来决定；这种决定是无可改变的。这就是大家熟知的“武力的正义”（the　right　of　might）原则　——这当然是一种讥讽。据此，武士（knight）　的荣誉可以称为武力（might）的荣誉。

第六、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公民荣誉对于人我的分际很是谨慎，而且非常尊重义务和诺言，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荣誉，却显出最崇高的自由性。这里只有一个词不能侵犯，这个词就是“荣誉”，人们说“以（我的）荣誉保证”（upon　my　honour），就是假定其他任何形式的诺言都可以不顾。其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以荣誉保证的话也可以不顾，而仍然丝毫不损“荣誉”，因为我们可以转而诉诸通行的办法——决斗，跟那些要我们遵守诺言的人拼命。尤有进者，在任何情形下有一项债箩筐是必得偿还的，那就是赌徒，也叫做“荣誉债”。至于其他所有的债务，我们尽可以张三李四胡乱欺骗，武士荣誉仍然不会沾上污点。

没有偏见的读者会立刻了解，像这样的奇特、野蛮和可笑的荣誉规则，在人性中找不到基础，在人生事务的健全观点中，也找不出正当的理由。武士荣誉只局限于中世纪以来的欧洲，而且在欧洲也只局限于上层阶级、军官和兵士，以及模仿他们的一些人之间，从这种荣誉流行范围的狭窄也足以确认前面的了解。对于这种荣誉的规章和原则，从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及由古到今、文明高度发达的亚洲各国，都一无所知。他们只认定个人的一切都由自己的言行表现，跟别人嚼舌没有关系，也就是限于我在开头所讨论的“公民荣誉”之内，其他荣誉都不接受。他们以为，个人所说所为可能会影响自己的荣誉，但不会涉及他人的荣誉。对于他们来说，遭受打击就是遭受打击，马和驴子踢人可能踢得还厉害一些；在若干情况中，挨打会使人愤怒，要求立刻报复，但是跟荣誉无关。挨打的事或侮辱的言词，没有人记录下来，出于有所要求、或未曾要求而得到的“满足”，，也是没人记录。然而在个人勇敢和不计生死这方面，从前人不比现在的基督教欧洲各国，有任何逊色之处。希腊人和罗马人可以说是彻底的英雄，但是他们不知道武士荣誉为何物。如果他们有任何决斗的观念，那也绝对跟贵族的生活没有关联；决一生死只是受雇的搏斗表演者、精擅杀戮的奴隶、已判刑的罪犯（有时或是跟野兽一起），他们被安排在罗马假日彼此拼命格斗以为助与所作的表演。基督教兴起之后，搏斗表演废除了，基地位被“决斗所取代，后者是在基督教时代作为解决纷争的“神的判决”的方式而出现的。如果说搏斗是大众渴求精彩表演所作出的残忍牺牲，决斗就是主现存的偏见所作的残忍牺牲——这一牺牲不是由罪犯、奴隶和囚犯，而是由贵人和自由民所做出。

第四章　人的地位（what　a　man　represents）（12）

在古人的性格中，可以找到许多特质，说明他们是完全不具有这些偏见的。例如，当马利鸟斯（marirs）被一位条顿族长召唤去决斗时，这位英雄回话的大意是，如果族长对自己的生命感到厌倦，他尽可以上吊；同时，他推举一位老练的搏斗士跟他玩几个回合。在记述狄密斯脱克利（themistocles）的生平中，蒲鲁塔克谈到当时舰队司令尤利比亚底斯（eurybiades）有一次举起棍子要打他，狄密斯脱克利亚不拔剑，只是简单地说，“你尽管打，但听我说话。”如果读者是“荣誉”人士一定会感到遗憾，那就是锹密斯脱克利那么做，雅典军官并没有拒绝在他的领导之下继续服务！有一位法国现代作家这么写道，如果谁觉得德摩西尼斯（demosthenes）是一个具有荣誉的人，他的无知会引起可怜的悯的一笑；西塞罗也不是荣誉之士（见c、durand著soirees　litteraires，1828）。在柏拉图所著《法律》卷九的某段中，这位哲学家长篇地谈到打人，明白地显示古人们对于这类的荣誉没有任何观念。苏格拉底在讨论会之后，时常被人动粗，他总是淡然忍受。例如有一次，有一个人踢他一脚，他随侮辱的忍耐程度，让他的一个朋友大吃一惊。苏格拉底说，“一只驴子踢我，难道你认为我应该憎恨它吗？”在另一次，有人问他，“那家伙不是在骂你侮辱你吗？”他回答说，“非也，他的话不是针对我说的。”司徒伯斯（stobaeus）在引述莫索尼乌斯（musonius）的一大段之中，让我们能看到古代人如何对待侮辱。他们一依法律行事，但明智之士连这一点也经视。希腊人被人打一个耳光，他可以按照法律获得解决；翻读柏拉图的著作gogias，其中所载苏格拉底的意见，可为明证。相同的情况可以在格利乌斯（gellius）记述一个叫做维拉托斯（lucirs　veratius）　文献看到，这是有关维某曾经在罗马路上，见到人就胆敢无缘无故打他们的耳光；但为了避免无谓的后果，他叫一个奴隶带着一袋零钱，当场按照法定的罚款小数目，交给惊讶不已的对方。

有名的犬儒派哲学家克莱特斯（crates），有一次被音光家尼可德罗姆斯贴上标记，“尼可德罗姆斯打伤的”，使这位笛手大失面子，因为他竟敢对雅典家喻户晓的哲学大师动粗。在写给美莱西普斯（melesippus）的一封信中，戴奥基尼斯（diogenes　of　sinope）告诉我们，他被雅典醉酒的年轻人欧打了，但是他补充说是小事。塞尼加用了de　constantia最后数章的篇幅，详细讨论侮辱，只是为了说明明智人不在乎被辱。他在第十四章说，“聪明人挨打该怎么办？有人打卡托（dato）的嘴巴，他不生气，也不想报复侮辱，甚至不想回手，只是简简单单地不理它。”

你会说，“说得是对，但人家是哲学大师，是聪明人”。而你是笨人，对吧！

很明显，古人对武士荣誉的规则是一无所知的；理由很简单，他们对于人类的事务总是采取一种自然而无偏见的看法，不让那些恶劣的、可怕的愚昧影响自己。对于他们，在脸上挨一下打就是挨下打，它只是身体上的轻微伤害；现代人却把它看做翻天覆地的事，是悲剧的题材，例如柯奈尔（corneille）所写的cid，或是更近的有关中产阶级的德国喜剧《环境之力》，其实该改称为《偏见之力》。如果巴黎的一位国会议员挨耳光，这消息当会从欧洲的一端正传递到另一端。我刚才所供给的在古典时代发生的事件所予以处理的方式，可能合不上“荣誉人士”的脾胃；所以，我要在这里特别介绍狄德罗（diderot）的杰作jacques　le　fataliste之中的德士格蓝兹（desglands）先生的故事，用以补救我的偏颇。这是现代武士荣誉最好的样本，相信一定会受到“荣誉人士”的大大欢迎，对他们有所启发。*

第四章　人的地位（what　a　man　represents）（13）

（*德士格蓝兹先生的故事，叔本华曾在其《荣誉短论初稿》（draft　for　a　short　essay　on　honour）介绍过，现译述如次：

“一位叫做德士格蓝兹的绅士，和另一位绅士追求同一个女士。这两人挨近坐在桌子的一边，对面就是那位女士；德士格蓝兹用了最生动的谈话，想要吸引女士的注意，但是她心不在焉，好像没有中到他的话，倒是不时偷看他的情敌。德某手中有一枚鸡蛋，一阵忌妒和愤懑使他不自觉地把眉头捏破，因而蛋浆溅到他的情敌脸上。他的情敌的手有所动作，德某随即抓住这个机会，向对方耳旁轻轻地说，“先生，我接受你的挑战”。大家一时间无话可说。次日，德某出现，右脸颊贴上了一大圆黑色胶布。决斗开始，德某的对手受重伤，但生命没有危险，黑胶布又剪下一些。对手痊愈后，进行第二次决斗，德某又使对方受创，黑胶布又剪小一些。这样继续有五六次；每次决斗过后，德某都把黑胶布剪小一些，直到对手被杀为止。”）从我上面所说的话，应该是已经相当的明白，武士荣誉的原则在人性中并没有本质上的和自发的源头。它是人为的产物，其来源不难寻找。它的存在明显地可追溯到箩备受赞扬的中世纪和它的英勇制度（system　of　chivalry），当时人们习惯于使用拳头，少用脑筋，同时人的理知也受到教会钳制。当时的人不仅让上帝照顾他们，一切的裁决也是任由上帝的；疑难的案子要听从上帝的裁判，其实就是听冯折磨来决定；除了极少的例外，所谓折磨就是决斗，这不仅是贵人们如此，一般平民百姓也这样。莎氏比亚的《亨利六世（中）》（第二幕三景）有一个很恰当的例子。每一个判决都可诉诸武力解决，似乎“上帝的裁判”就是上一级的法庭。究其实，这就是让体力和行动，换言之，就是让我们的动物性，来篡夺理知的裁判席位，这种裁判不是冯藉当事人之所作所为、而是根据反对他的力量，也就是今天在武士荣誉之下仍然流行的同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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