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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关注怒江水电被人砸“砖头”

2006年3月4日；《新经济导刊》评出2005年度“十大环保风云人物”，我和刘建国出现在所谓“风云人物”名单中。这是因为刘教授“在世界最顶级的学术期刊《Nature》上发表了对中国环境的整体评价，我深度参与到评论水电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中。对我们的参与，他们可以总结为：外来的外行刘建国和隔行的外行蒋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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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　向权力诉说真理（4）

有人这样写道：“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蒋高明研究员，参与到怒江水电开发中的环境影响争论中，与刘建国的情况还不太一样——他们的错误是相似的，他们的动机是不同的。刘建国介入中国宏观环境研究领域，动机是显然的——这一领域很热，借此扬名后会拿到更多项目；而蒋高明进入非专业领域，我想还是他的公益心，因为他无利可图。但他们的错误的确也是类似的——蒋高明没有起码的水电技术常识，甚至像汪永晨一样分不清基本的电力计量单位。所以，尽管他以学者身份严谨介入争论，但屡屡让方舟子阵营的若干人士当众揭穿其外行身份。”

这话说来很长。参与怒江水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是2004年9月的事情，我参加了由北京水电科学院委托的项目“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陆地生态影响评价”；项目主持单位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持人为中心副主任欧阳志云博士，我负责陆地植物部分。我承担的项目费用是8万元，是属于“使了人家的钱”的那类专家，业主也希望我们为他们多“美言”。我带领相关单位的20多名专家，沿怒江峡谷进行了为期2周的地面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我提出了怒江开发将会“造成200平方公里陡坡上的土壤连同上面的生态系统出现不可挽回的损失”的核心观点。

这个观点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首先对此做出反应的是清华大学的赵南元先生，次日一大早他就发表文章反驳。文章据赵自己称是“赶紧辟谣”，是在网络上发表的。赵使用的题目是《“高明”的糊涂》，火药味很浓，大有先生训小学生之意。赵抓住我的一个主要破绽就是我不懂水电上的千瓦时。

后来，一个叫水博的变本加厉，以“学术腐败”和怀疑中国科学院有没有“首席研究员”等为由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再后来，著名人士方舟子也参与了怒江争论，他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时说，“该环评报告无法公示纯属法律原因。那些公开信签名者应该知道这个法律问题，因为他们中的有些人（例如蒋高明研究员）参与了环评，手中应该有该环评报告”。文章捎带上了我，意思我泄漏了“国家机密”。如果罪状成立，我够坐牢的份了。

对赵、水、方对我的指责，我从来没有争辩过，因为我明白自己并没有做亏心事。今天，本书主编曹保印先生约我写稿，我才有机会澄清一些事实。第一，我是植物生态学工作者，还不敢称植物学家；第二，我可能对水电的单位搞错，因我毕竟不是水电专家，但在我的文章里，谈的是生态问题、世界遗产问题、地质灾害问题、移民问题等，这几点在水利部在云南召开的论坛上我都是这么说的。之所以用水电的数据，是写文章的引子，不应当就此评判我是“高明的糊涂”、“隔行的外行”（《新语丝》上类似的话还有不少）。第三，方舟子错了，我没有看到过最后的报告，无密可泄。我在研究报告提出的反对意见，有没有被采纳我一概不知道。因为业主后来就不找我们了，他们只要我们的名字。

关于那个水电单位不分，原因是这样的：我是从中国科学院环境评价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提供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陆地生态影响评价报告书》直接抄的数据，现在该电子版文献还在。

围绕怒江水电工程引起的土壤损失问题。一派意见认为，六库以上，土地淹没比较小，地质条件比较好，生态破坏比较严重，建议考虑生态移民，将坝修得高一些，水能资源多利用一些；六库以下，耕地较多，尽量减少一些。这些“高一些、少一些”的背后数字没有明确指出。实际上，如果是十三级都上（就怕开了口子控制不住），怒江流域将有200多平方公里（中国科学院遥感卫星图片实测的保守数据！）的土壤损失，这些土壤不可能再回到山坡，生态恢复的机会基本没有了。因此水电与生态的权衡就是200平方公里表土要不要的问题，值不值得的问题。我们建议一定要控制坝的高度，将土壤的损失控制在几十平方公里以内。宁肯牺牲一些“水电”利益，也要为后代保留一些自然生态系统。

怒江的问题还有很多，如水电脱贫、世界遗产、珍惜濒危物种、山体滑坡、地震、泥石流、输电线路和公路等，对上述问题的意见专家们的意见是“针锋相对”的，可见怒江水电开发决策的难度之大。日前，有关单位已决定要上怒江大坝。这里我要坚持的是，只要不回避事实，反应不同的声音才会对国家有利，对人民负责，为后代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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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　向权力诉说真理（5）

古人云“文死谏、武死战”。没有人封我个“谏官”，我只想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实践，当个“建议”学者而已。听也罢，不听也罢。乐在其中，苦也在其中。吾将上下而求索。

鄢烈山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阳（1）

鄢烈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曾任《南方周末》编委。著有《假辫子·真辫子》、《冷门话题》、《中国的个案》、《此情只可成追忆》、《没有年代的故事》、《痴人说梦》、《半梦半醒》、《追问的权利》、《中国的羞愧》、《一个人的经典》、《丢脸》、《年龄的魔力》、《毁誉之辨》等17种著作，其中《一个人的经典》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我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庸常之人，没有前辈戴煌、同龄人朱学勤、年轻人慕容雪村他们那种传奇般的经历。

今天回想1976，甚至说不清那一年我在干什么。只记得，1975年夏季我从沔阳师范学校毕业，似乎铁板钉钉的要留校任教（我的“实习”是教本校一年级语文，教了一学期，各方评价不错），不知缘何出现变故，被留县教育局待分配；一起待分配的另外3人后来成了教育局干部，我被分到沔阳师范学校函授部，这个受县局和沔师“双重领导”、双方视为“拖油瓶”的单位，专搞一项“重要”且无聊的“教育改革”试验，在全县选择几所小学推广“三算结合”（从高位算起的珠算、口算、笔算相结合）。只记得，1977年冬季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襄阳师专读华中师院为师范学校教师在那里办的一个高等数学进修班。那么，推算起来，1976年，我应该在几个试点小学之间奔走，并有大半年住在荆州地区的沙洋师范学校，参加湖北省教育局教研室在那里组织的小学一年级数学教材编撰——那时都是各省自编教材的。

那一年发生的国家大事，我当然晓得：年初周恩来病逝；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唐山大地震，听说死了不少人；毛泽东、朱德相继去世……说老实话，若不是后来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这些事件我很可能“下面条”，把它们发生的年头搅混。

虽说跳出“农门”成了“国家干部”，吃上了“商品粮”，可我依然是一个“农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些国家大事跟我有什么相干？我该做什么还得做什么。

对于“文革”，我们农民一直是这种态度。1966年底，姐姐出嫁，父亲让我“下学”挣工分。从上海串连回来我就回乡劳动了。“文革”留给我在生产大队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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