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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判死刑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个别例外，应按非常时期的特例看待，不具典型性）；公众舆论对同性恋一向比较温和。

在我看来，造成目前中国社会对同性恋态度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中国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往往凭世俗的平常心和直觉来评价人与事，人们认为，同性恋既然不会伤害他人，就与他人无关，因此不会对同性恋有太严酷的看法；第二，中国文化强调生育价值，由于同性恋活动不会导致生育，所以容易被人忽视，不以为是什么严重的罪行；第三，这种态度也许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有关：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因此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从来很有信心，从不担心被异己的文化所同化。人们对于与自己不同的文化往往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而不至于残酷迫害它。福柯早就把中国的性文化与古希腊、古埃及、古日本相提并论，认为我们有西方所没有的长处，如果我们对中国古代性文化善加利用，完全可以在同性恋问题上为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做出妥善处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关系的榜样。

其他越轨性活动

艾滋病的发现及随后席卷整个西方的保守派性道德回潮之前的那段日子，是性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情况正如福柯所盛赞的那样，人类所有的能量和想像力，也就是异性恋中汇集在求爱上面的能量和想像力，全都被投入到加强性本身的活动中来了。一种性实践的全新艺术生气勃勃地发展起来，它试图探索性活动的全部内在可能性。在像旧金山和纽约这样的地方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性实验室的地方，在那里，各种各样全新的性艺术被陶醉在自由感当中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创造出来，许多过去被视为病态的东西，被当做全新的性艺术供人们尽情欣赏、实践。

在70年代西方的性革命之后，过去隐藏自身性倾向的人们开始公开自己的倾向，出版特色杂志，刊登广告。例如换偶活动者、易装者、虐恋者等等。人们总是在谈论的一个话题是，还有什么事是我们能做而没人做过的，还有哪些未经探索的领域。多种多样的“异常”性活动发展起来，不仅因为它们令人感到新奇，而且因为它们所具有的戏剧性和美学价值。

在现代西方社会，超越性别　（transgender）　正在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潮流，其中包括易装活动、易性活动及其他违反传统性别角色的行为。一个新型的两性融合的社会　（a　unisex　society）　正在形成，各种角色混合在一起，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情人和主妇。这一潮流已经成为一般社会变迁的明显标志。

在各种与众不同的性活动中，西方人发明了一种换偶活动　（swing）。在这类活动中，数对配偶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换配偶的性活动。在50年代，人们将这类活动称作“换妻”，这一称呼反映出一种妻子是丈夫的财产的价值体系，似乎妻子是一种可供交换的商品。随后出现了具有两性平等价值的称呼：“交换配偶”。接着又出现了“多对配偶性活动”这一说法。最后，这类活动被多数人称作换偶活动。中国目前也出现了此类活动。

像同性恋一样，虐恋这种与众不同的性倾向也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为什么虐恋的形象成为80年代和90年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主题？部分的原因是对安全的性的强调。由于艾滋病的流行，人们放弃了必须交换体液的性方式。虐恋所唤起的不是性快感，而是一种精神宣泄方式，性能够只发生在头脑之中。虐恋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是一种新型的性亚文化。目前我国也出现了少量的虐恋俱乐部，在网上活跃着出售虐恋用品的商店。

李银河　中国性文化的30年变迁（4）

9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安全的性”为主要特征的性活动的新形式，例如电话性活动　（phone　sex），人们通过向专门服务机构打电话，或者讲或者听一些想像中的性活动来获得性满足。在美国，每分钟美元的电话性服务包括同一个“真的、活的、英俊的男人或美丽的女人”的性对话，“实现你所有的幻想”。电话性活动跨越于淫秽色情品与卖淫之间，将前者的自慰因素与后者的亲密互动关系结合起来。再如，电脑性活动　（cyber　sex），通过计算机的国际互联网上的色情布告板活动获得性满足。近年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虚拟现实”的发展提出一种可能性：在未来，性对许多人来说将日益变成一种孤独一人的行为　（solitary　activity）。

面临艾滋病威胁的人们还发明出其他种类的不包括性交、不交换体液的性活动方式。例如，自慰性活动，在自慰俱乐部性活动俱乐部中，人们的主要活动是在“其他伴侣的陪伴下自慰”。再如，鸡奸类性活动　（pederasty），其中只包括相互手淫活动；公共场所性活动　（public　sex），例如在公园和海滨浴场的性活动，其中大多也只包括相互手淫活动；电传性活动　（fax　sex），通过向专门机构或由它们介绍的对象发电传来获得性满足。

无论是同性恋还是虐恋活动，无论是换偶活动还是易装易性行为，其意义都不仅限于其自身，还具有一般的性自由和解放的意义。它们的存在是对异性恋霸权的挑战，是对传统性规范的挑战。它们重新定义了性的规范，使传统意义上的“违规的性”从社会和文化的边缘地位走向主流。一个自由的文化多元的社会是我们向往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就应当包括所有这些性少数派和所有社会边缘群体的自由，这些在传统意义上是违规的性形式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使世界变得更加文明、多元、宽容和自由的意义。

性的多元化趋势

世界进入艾滋病时代以来，性规范的发展趋势变得越来越多元，性道德的约束也越来越宽松。这种发展趋势反映在性的理论中，就是性的多元论。性的多元论日益被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性的多元论主张按性欲自身的感觉来表达，拒绝任何单一的固定的表达方式。它的核心原则是“仁慈的性差异”概念。它认为，差异是健康的和自然的，而不是病态的、邪恶的或者是政治上不正确的。性多元论者罗宾指出：差异是一切生命的基本性质，从最简单的有机体到最复杂的社会构造。

传统的性学大多以一元论为其基调，以异性恋的###阴道交为自然的性行为，而将所有其他的性行为都视为不成熟的、辅助的，或者是“真正的性行为”的替代行为。性学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虽然承认女性通过手淫更容易达到快感，但仍然认为它是在异性恋接触受到限制或无法达到时的替代活动，只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行为。这种性的一元论的理论背景仍没有脱离基督教性文化的以生殖为性的惟一合法功能的巢臼，以为只有异性恋插入式性交这一性行为模式具有生理学的基础，性最终的功能是生殖功能。

与此相反，性多元主义表达了人对性活动的自由多变的需求，它不断地拒绝被分类定型，不断地脱离所有的特殊认知和固定模式。反对对性活动的分类定型是一个自由对禁制的反叛，它反对将性行为正规化，日常生活化，分类加以控制或者禁制。性的多元论的理论基础来自性欲的多元和性快乐的多元，来自性实践的无限可塑性。

威克斯是性多元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他的理论的重点在于，强调性的多元论是民主原则在个人领域中的运用。他认为，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可以是好的，而且是同等的好。人们习惯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某人或某类性方式是好的，另一人或另一类性方式是不好的。生活方式的真正的多元论却主张，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所选择的不伤害他人的生活方式都可以被认为是好的。性多元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对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做人方式以及对每个人追求自我目标的尊重，是将民主原则运用于个人领域。它为每个个人的发展提供了目标。它认为，个人生活的隐私化是个人生存的必要条件：自我创造的语汇必然是隐私的，不与人分享的，不适合争论的。

李银河　中国性文化的30年变迁（5）

性多元论者、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做什么、怎样做和做什么人的问题是生活在现代化后期的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在多种可能性中做出选择。对于后现代的人来说，选择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而对于多元论性政治来说，生活方式的选择是最重要的，其中包括对性欲望实现方式的选择；对性关系模式的选择；对一般生活方式的选择。多样性是后现代时期的性的惟一真理。

福柯也应当算是一位性的多元论者，虽然他没有直接使用过“多元”一类的字眼，但是他关于应当保护个人改变现行规范的自由权利的思想完全符合多元论的思想脉络。他指出：“对我来说，重要的问题不是一种无禁制的文化有无可能，甚至也不是我们是否应当争取它，而是一个有种种禁制的体系能否使其社会运行为个人保留改变这一体系的自由。毫无疑问，一个没有禁制的社会是不能想像的，但我只能重复说，这些禁制必须对那些受其影响的人来说是可以接触到的，因此他们至少拥有将其加以改变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性的多元化趋势在当今世界上有愈演愈烈之势。它正在建构一种创造性的自我，它允许个人成为自己生活的艺术家。性的多元论提出了一种新的价值观，运用这种价值观，我们可以批判现存的正规和严格的行为规范，使人的各种潜力得到实现。多元论价值观要求对个人差异的一视同仁的接受。它承认和保护每个个人做出个性选择的权利。最重要的是，性的多元化趋势将使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生活得更快乐。使人们生活得快乐难道不正是所有社会改革最终的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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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　向权力诉说真理（1）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委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World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编委、《植物生态学报》常务编委、《生态学报》编委等职。共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80篇（部），参与编写专著8部；　主编了国内第一本植物生理生态学教科书《植物生理生态学》。

我是成长在中国本土的生态学工作者。1985年，我于山东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即考入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这里一直工作至今。从大三开始分专业算起，我接触植物生态学已有23个年头了。当时，这个学科是不被看好的，植物专业81级20个学生中，只有8人选了生态学。大约是受后来的博士导师侯学煜先生的影响，我在从事生态学研究中就非常关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侯先生是中国近代植物生态学的奠基人，他在晚年到全国各地进行调研，提出了大农业观点。他最早在国内旗帜鲜明地反对“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向草原要粮”，对全国“农业学大寨”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些观点至今依然有现实意义。侯先生的至理名言“大自然是一部读不完的天书”，始终激励着我进步。关注环境保护，是我的人生一大乐事，看到自己的建议能够被决策者采纳，由衷地高兴；而建议不被人理解甚至受到“歪曲”，也会心里憋屈，心中真是充满酸甜苦辣。

差一点被轰出避暑山庄

1985年9月，我如愿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先是师从黄银晓研究员，后师从侯学煜先生从事“城市生态学”研究。从研究生院回所后（当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第一年在玉泉路中国科大研究生院集中学习）；　导师要我选择研究地点，一个是北京，另一个是河北省承德市。后者是与英国人合作的项目，关于承德市和避暑山庄的生态规划。如果在北京做，条件是现成的，因为从安徽大学来的师兄王忠民正在做污染生态的研究。但我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因此选择了后者，单枪匹马就去了承德。

硕士论文是研究避暑山庄的植被起源，并对现状植被进行调查，从而对植被进行规划。在那里，我结识了50年代毕业于北京林学院的韩志兴高级工程师。他是避暑山庄管理科的副科长，对山庄植被非常熟悉。有了他的帮助，我的植被调查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管理处提供了简单的住房和必要的交通工具，这样我就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山庄里调查植物。有一天，我来到碧峰门－松林峪一带，看到了一幅幅景象令我吃惊：那些栽植于清咸丰至嘉庆年间的古松（油松）许多开始死亡了。古松是避暑山庄的重要一景，如果没有了古松，山庄的景色大打折扣。古松是不可再生的文物啊，为什么这样快死去呢？而且死了也无人问津？

针对死亡原因，我对每棵古松进行调查，从健康状况（有无虫眼、虫眼密度）、人为破坏痕迹（包括钉子，刀痕，火烧痕迹）、过度砍枝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共调查了近100棵古松，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数据。分析发现，死亡最多的地段离居民点最近，因此死亡原因主要是由人为引起的。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韩高工，他听了听，对我说你千万不要再提这事了，为此他与正科长还闹过矛盾哩。他说，他也清楚古松死亡已经很严重了，每年棵，如不保护，30年后古松将在避暑山庄将消失。我问他为什么不反映呢？他长叹一声，说谁敢反映真实情况，那不是给领导扎针吗？当时我年轻气盛，不信邪。这么大的事情不呼吁，政府怎么会重视？于是撰文《避暑山庄古松死亡现象不容忽视》，于1987年11月11日投给了《承德群众报》，文章引用了我调查的数据和韩志兴提供的数据。

次日《承德群众报》发表了我的文章，还加了编者按，后来《河北日报》又做了转载。这下子，承德市政府坐不住了，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责令园林局调查，园林局又命令避暑山庄管理科挨棵调查我文章中提到的那些古树。如果仅调查就好了，在调查之前避暑山庄管理科长先是将韩志兴叫去“训”了一顿。原来他们两人早就有隔阂。科长责问写文章的人是谁弄来的，为什么不经过他同意？避暑山庄的事情一个毛孩子管什么？不要让他在这里做论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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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　向权力诉说真理（2）

幸亏韩高工顶住了，我才没有被轰出避暑山庄。管理科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证明我的话是真的后，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了汇报。市政府拨款5万元成立了古树保护组，专门抢救那些濒临死亡的古树，杜绝了人为破坏。这是后话了。那年我离开大学校门第二个年头，刚好23岁。涉世不深，差点给人捅了漏子，还差点影响了自己做毕业论文。当时我隐约感觉到，生态学家讲真话是很难的。才明白为什么韩高工听了我的建议后，先是长叹一声了。

首倡自然力恢复自然

进入到新世纪后的冬春季节，北京居民多次受到了来自天上的“不速之客”的骚扰，这就是沙尘暴。我初接触沙尘暴的时候，也不知是何物。就见自行车上落下了厚厚的黄土，天空充满着呛人的气味，空气能见度低得汽车白天都要开大灯。

怎样治理沙尘暴呢？当时电视上的标准画面就是，内蒙古、甘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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