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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部分（第1页）

然而，戴笠身后的“军统局”立刻爆发了不同地域派系的强烈内斗。这一内斗实肇因于早年吸收特务分子时期力求“发展组织，收揽人才”，而未建树一超然客观的人事制度使然，遂致种种以党、团、社、行营等组织投身特务工作者各倚山头，形成壁垒分明的角逐之势，而有广东派、浙江派和湖南派三足鼎立的局面。时过未几，居然在各派之间还流传着“某派实为幕后策动空难事件元凶”的耳语。

“老头子”情知这个态势恰足以瓦解一切尚未臻制度化的特务系统，遂一举裁撤“军统局”，另外成立“保密局”，这便是“保”字号的来历了。

据家父日后的钻研了解，保密局成立之初，是有其特殊的阶段性任务的。它不只是为了在“军事调查统计”这一类传统情治活动上取代原来的军统局，还要乘机清查戴笠生前于抗战胜利之后在各地接收自日本的现金、珠宝、产物、军械乃至诸般民用器材。

事实上，胜利接收工作的一切所得本有一主司其事的单位，名为“敌伪财产管理局”。然而保密局直属军事委员会极峰，自然得以插手干预。在“老头子”的算盘上，倘若能够借保密局之力深罗密网地将敌伪财产管理局接收的所有物业括而囊之，便称得上富可敌国了。这对他尔后要唾手而得之的总统之职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于是在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他召见了原军统局中广东、浙江、湖南三派的领袖郑介民、毛人凤和唐纵，同时还指派了他身边担任过多年机要室主任的毛庆祥督导研究：如何在最短时间之内透过保密局取得一干接收物资、产业及设施，“并经营企业，发达资本”，名目则是“以充国防，以实国本”。这四个人取“三民主义，建国所有”的字面，另外又设立了一个“三有公司”。这三有公司同那保密局正是一体的两面——由保密局清查、获取来的一切资源皆交付三有公司处分，而由三有公司经营所得的利润之中又自然可以拨发、供应保密局的种种开销。这个“下海做生意”的拓展活动更顺带地解决了最初的人事问题——一旦有利可图，许多争权斗位的特务头子们都有了看似为身份掩护，实则确能坐收渔利的董事、经理头衔，于是那一触即发的内斗便逐渐平息戢止了。

三有公司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青岛、重庆和昆明各城市都有分公司。为什么是这些个城市而非其余？这也同“接收敌伪产业”有关——正因为这七个城市里都设置了保密局外勤省站的甲种站，此站编制庞大，有一百六十个员额，更重要的是编为甲种的外勤站都拥有一个可以直接和保密局联系的电台。这个电台不只是军事或治安情报的传递中心，也是商业讯息的呈报单位。这也是为什么保密局外勤甲种站总是设在三有分公司隔邻、对街甚至同一幢楼房上下。至于电台的设备，便全数是由北平“四极无线电器材制造公司”生产。“四极”正是保密局接收了来、交付三有公司操控、原名“铃木”的日本工厂。

从“铃木”到“四极”这一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家父虽时有耳闻，总以为那是共产党造谣生事、中伤政府的惯技。不料那一夜在军舰的官厅里却果然见识到“保”字号的硬场面。

司令官也随舰长一般，一张横二霸三的绷脸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登时垮了、皱了，嘴角也扬起来：“那么——请问老弟台：你这十四张凭证是‘总署’那边发的，还是‘处’里发的呢？”

光头青年大约是见对方低声下气起来，也相应以和颜悦色，微微笑道：“都不是，是‘新社会’方面发的——对不住，请二位长官别再问下去了，在下成命在身，不方便多说。是不是请二位长官先把那九位开释了？免得有个闪失，当真给扔下船去，就麻烦了。”

司令官没等他说完，已经朝一位校官比了一个手势，后者抢忙离座，奔出官厅。这厢舰长也亲自倾身上前，拉开右首木椅，意思显然是请那光头青年入座。

家父则在这片刻之间恍然悟出一番前情：首先，是这光头青年的部分背景。司令官口中所称的“总署”，其实是“警察总署”；而“处”则是指“稽查处”。“保密局”成立之后，“老头子”为了安抚不同派系的特务头子，特任湖南派的唐纵任全国警察署长。表面上警察总署归保密局指挥，事实上却能自行掌控人事，打着正规化的旗帜，培训一整批由警校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稽查处”则表面上辖属于各地警备司令部、卫戍司令部，骨子里却一向由保密局掌握，其主要任务是侦伺、防范两种犯罪活动；其一是各大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区的刑事案件，其二是兵工厂内非国民党或亲共势力的渗透和颠覆。司令官这般问讯，不外是想弄清楚：光头青年在“保”字号儿里究竟隶于哪一个山头？

然而光头青年所答称的“新社会”却毋宁让在座诸人都吃了一惊。这个组织原名叫“人民动员委员会”，是戴笠生前亲率手下三大护法田载龙、王天木、胡抱一等人召募扩充而成的。据说这护法原有四位，但是在民国二十年代初折损了一员，此人姓居名翼，字伯屏。当年亲领“老头子”密诏，往赴山东公干——一说是联络军阀割据区内心向南京政府的革命志士，一说是去搜寻一部可敌十万雄师的军事秘宝，无论何者，此人去而不返，生不见踪迹、死不见骸骨。有谓遭江湖人物袭杀殒命者，然而戴笠倾尽全力、遍撒网罗，查察了五六年，直到对日抗战开打仍无纤芥之功。对于一个致力发展特务系统、严密情治组织的谍报巨子而言，此事无疑是一极其重大的挫折和耻辱。于是戴笠索性假借着“老头子”号召全民抗日的题目，成立了一个企图将全国地方械斗团体一举结盟起来的大组织，名为“人民动员委员会”——所谓“委员”，便正是老漕帮和天地会系统各会党的领袖。由于委员之间不分高低大小，也就免除了孰尊孰卑、孰先孰后的争议。要之此会受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节制——换句话说：也就成为该局的外围组织了。

无奈这只是戴氏一厢情愿的想法，一旦付诸实行，却窒碍难通。原因很简单：老漕帮的“老爷子”万砚方对于抗战期间国府对该帮的几个“处分”十分不满，且不愿促成“清洪合流”的一统之局所致。传言有谓，万砚方曾经对前去游说老漕帮“动员”的人说过这么两句耐人寻味的话：“老漕帮为抗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何‘动员’起来？”

所谓“一鼓作气”，指的是万砚方开立“离家出走”的规矩，纵令八千名庵清光棍弃帮参军，结果这八千子弟在淞沪会战中全数阵亡，成了刘罗公路上的孤魂野鬼。所谓“再而衰”，指的是行政院下令拆迁上海各工厂，支援后方工业。凡老漕帮所有物业则特令运往镇江和浑沌浦拆封清查。诸般机具设备经这一折腾，岂有不折损之理？至于所谓的“三而竭”，据说则是与哥老会怂恿执事要员向老漕帮逼缴三十二万公吨的油料以支应外债有关。

凡此三事，戴笠是否亲自向万砚方疏通或绾解，外间实无从得知。然而一直到抗战胜利，这个“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委员名单里始终挂着万砚方的名字，却始终没人闻见这位“老爷子”如何“动员起来”过。

一直到民国三十五年初，戴笠又把那委员会扩大成一个叫“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的机构，利用农历新年大开名为春酒的宴会，邀请了一百二十多位“上席贵宾”，以及总人数达一千一百以上的“华筵豪客”，举行那协会的“筹备成立大会”。万砚方本人虽未到场，可是筵席所设之处乃在上海静安寺路丽都花园——此园正是老漕帮于胜利后重返根据地时购进的物业。江湖上这才又纷纷传言：万砚方是不是与“老头子”言归于好了？

然而万砚方动向如何尚未拨云见日，戴笠却坠机身亡。这简称“新社会”的组织随即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一日保密局成立之际成为一个十分神秘的机构。各界仅仅听说，“新社会”名义上由保密局副局长毛人凤监管，实际上则是由一个名叫“徐亮”的特务督控——也有人说，徐亮不过是个传令，真正掌握“新社会”的是万砚方，而万砚方又是“老头子”跟前取代戴笠的亲信。不过，传言毕竟只是传言，一旦渲染，面目便模糊起来。更有道听途说指出：万砚方根本和“新社会”无关，幕后主其事的反而是哥老会的洪达展；而那些涉及万砚方的风风雨雨根本是洪达展为掩人耳目而煽放出来的烟雾。

家父入帮也不是一朝半夕，虽说身在齐鲁，从未与“老爷子”本人过从接晤，但是显见这“新社会”是个和政治以及特务活动密不可分的组织，便不该同万砚方有什么瓜葛。然而看那司令官先前色厉内荏的模样，说什么“头上顶着个天”之类的言语，分明是早已知悉了光头青年和老漕帮之间的关系，而不得不有所顾忌。继之这光头青年又以“新社会”发出凭证的话表明来历，则莫非老漕帮真的成为保密局的外围单位了？正狐疑间，司令官又问了一句：“那么，容我再问一句：谍报传说今年二月间有那么一宗‘上元专案’，乃‘新社会’同志鼎力襄助，才告成功，司其事的竟是一名身手不凡的年轻人。敢问那年轻人会是老弟台你么？”

这是十分微妙的一刻，家父偷眼窥看，见那光头青年一张眉目清秀的脸上忽地闪过一抹红潮，虽只一弹指顷，在白皙的皮肤上却显眼异常，似是有几分羞赧之意，口中则嗫嚅着说：“司令官这么盘问，在下实不方便多说。”

“这是什么话？任务已经圆满达成，各方称庆不已，有何不可言者？我听说主其事的青年是个秃子，又见老弟台顶上牛山濯濯、寸发不生，才有此一问的。”

光头青年一听这话，反倒开怀笑道：“既然司令官这么说，在下若再支吾其辞，反倒矫情了——不错，正是在下不才、略施薄技，动了点手脚。”

“这么说还是不够痛快。”司令官说着站起身，探出一只长臂、越过桌面，朝光头青年伸去，随即紧紧握了手儿，又环视诸人一圈，道，“各位，这位老弟台功在家国，莫说邀荐十四位贵客前来，就是一百四十位，咱们也没有二话可说——是罢，舰长？”

舰长也跟着站了起来，道：“当然当然。‘上元专案’是维护国本的一个案子，我仅知其梗概，久欲闻其详，既然老弟亲自参与了，倒可以在这航行途中说与咱们听听——”

“不不不——”光头青年摇着手，竟有些窘急之状，“不值得说的、不值得说的，我也不会说、说不上来。”

倒是司令官好整以暇，又挤弄了一阵眉眼，示意大家复座，转脸低声同舰长道：“既然如此，那么这批同志便无须‘清点’了罢？”

舰长点点头，看一眼腕表，道：“马上就要过上海了，届时得全舰熄灯，否则岸上瞅见动静，来一个乱枪打鸟，咱们就断无活路了。这样罢——各位先请回铺位去，闯过了这道鬼门关，咱们再作打算。”

这么轻描淡写的三言两语，似乎就是端午节这天“夜审”的结论和判决了。家父当时只知道个人逃过一劫，而国家和政府却正陷入一个其大不知凡几的灾难之中。这个几乎可用“沦亡”二字形容的灾难弥天盖地而来，改变了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的命运。然而在离开舰长官厅的那一刻，家父的肩膀上按过来一只温热厚实的大巴掌，他扭脸一看，与光头青年四目交接，听见对方低声说了两句：“一切不会有事的，请您老放宽心。”

家父当下愣了愣，只觉那掌心传来一股源源不绝的暖意。在接下来有如行走于迷宫之中的几分钟里，光头青年告诉他：这艘军舰原本是要航向一个叫海南岛的地方，彼地隔绝于广东省雷州半岛徐闻港外海，应可作为“国府”秣马厉兵、养精蓄锐的复兴基地。若能在海南岛稍事喘息、再图反攻，大局当在三数月后略有转机——因为广东省毕竟是国民革命发源之地，黄埔建军、子弟皆出于此，料应在结合闽、桂、黔、川各省兵力之后培元固本，可效抗战时期拉长所谓“前后方战线”的攻守之略徐图剿匪。只不过此舰负载过于沉重，船身吃水太深，经不起一点风浪。且行进迟缓、燃油益耗，如此贴岸潜渡，虽然能节省一些油料，却要冒上极大的风险——因为沿岸港市之沦陷敌手者皆有海防重炮设施，一旦算计得不准，在白昼时分通过火网覆盖之地，便有遭敌击沉之虞。然而，光头青年却如此作结说：“吉人自有天相。在下是这么想的：既然能苟全性命到今天，就一定见得了明日！”

家父回到那两席大的小天地里，什么旁的话也没说，只对家母笑笑，抬手按了按家母的肩膀，道：“吉人自有天相，既然活到了今天，一定见得了明日。”

家母则回了他一句：“你的手好烫，莫不是发烧了？”

家父在回忆到这里的时候突然顿了一顿，冲我苦苦一笑，眼角涌出两泡清亮的泪水来、哽着声道：“我既没生病、也没发烧，心里憋着一股子窝囊，跟谁也没法儿说——”

“什么窝囊？为什么不能说？”我有些慌，打心底发起怵来，生怕他一个忍不住掉下眼泪、或者放声哭了，那我还真不会对付。

家父几度欲言又止，双唇抖颤开阖，仿佛也畏恐着一旦说出了什么，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如此过了好几分钟，才勉强撑持住脸颊上的肌肉，反而“噗哧”一声笑了起来，口中连连“喀——噫”、“喀——噫”地喟了几下子，摇头道：“那司令官训斥得一点儿也没错，我、我……我是、我就是阵前脱逃！那位‘帮朋’是个明白人，当然知道上了船就等于是逃命，所以在上船之前，才刻意隐瞒去向，这份心思，何等深刻？”

“我不懂。”

“试想，我当年在总监部处理的最后一件公事，正是为各兵站盘点物资、清查账目，完了这份差事，怎么会不知道大军将有异动？”家父深深皱起眉峰处几道刀雕也似的山字纹，道：“又怎么会不了解部队糜损耗溃的状况？坦白说，我的确猜想过，青岛是守不住的，只没料到启碇不过十天就失守了。可是话说回来，临行之前那位‘帮朋’万一挑明了此行就是弃守、就是撤退的话，以我一个在职科长之身，我有脸上那艘船么？”

我没接得上腔，更不忍再看这忏悔着的老人脸上的表情——在这一刻，我并不知道他把我从一个又一个首尾残缺不全的故事碎片之间拉到如此令他锥心刺骨的内疚里去究竟有什么目的？也许——我想，也许他已经无法承受那恐惧忏悔的巨大寂寞了罢？

“我是擅离职守！我是临阵脱逃！我是贪生怕死！而且我还装糊涂！”家父并没有如我所料的哭泣，反倒“嗬嗬嗬嗬”笑了几声，喘两口气，继续说道：“要不是遇上了这位‘帮朋’，你爸爸死在青岛原不足惜，绝了张家门儿的香烟也是命中注定；可是没走上后半辈子这一程，我便永远不会明白自己曾经是多么没出息的一个人——没能明白这一点，连前半辈子都是白活的。”

对于这个垂暮的老人而言，一生之中似乎有那么一个类似马拉松赛跑的折返点一样的东西，它卡在自青岛渡海南下的半个多月的航程上。如果一定要利用地图来标定那折返点的位置，我只能猜测它在东海磨盘洋南方的韭山列岛和大目洋的台州列岛之间，也就是当那艘载着近三千名官兵的军舰趁夜悄渡上海港南水道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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