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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第1页）

夏朝兴礼而能长期稳固，所以有419年的历史；商代兴礼而能持守不失，所以有648年的历史；周代兴礼而能持守不失，并继承了夏、商的礼而有所增减，所以有887年的历史。汉代又复兴礼制，叔孙通精通周礼而变更它，也有425年的历史。唐代有287年的历史，宋代也有316年的历史。这些朝代，都是以礼治国。

秦国实行的是暴政，而不以礼治国，所以只有39年的天下。隋代实行的是逆政，所以仅有28年的天下。元代实行的是武力治国，所以仅仅90年。至于魏蜀吴三国时期，以及宋齐陈梁隋六朝之中，梁唐晋汉周五代时期，他们所兴的都不是礼治，所以灭亡得也快。

夏桀与商纣，桓、灵公与汉献帝，唐玄、昭宗及宋徽、钦宗，甚至历代亡国的君主，考查他们各个时代的政教、风气，思想形态与社会意识，都是不仅不以礼治国，并且逆礼道而行。所以政治腐败、贪官污吏大行其道，民心涣散，士人对前途感到渺茫。纲纪不正，军事无备，经济衰落，教育不举，到后来即使悔恨莫及也无法挽回残局。治理企业、现代交际的道理也是这样，做人修身的道理同样如此。一定要形成和遵守一定的礼节才会形成良好的形象，才会使人真心敬佩和服从。

礼并不是那些时髦学者所说的迂儒超世的学说，不合乎现实的高谈阔论，也不是腐朽之物。所以各朝各代，都有礼的起因，都有礼的增减，谁也不例外。

大圣人孔子说：“说到又能履行，就是礼。”《易经》中说：“雷在天上，响声极大，君子不符合礼的就不履行。”又说：“不符合礼不看，不符合礼不听，不符合礼不说，不符合礼不动。”这就需要有慎重独特的观点，也就是有真心诚意的功夫。所以礼的本质，是自内心而生发的，然后表现在外部，而又是从外制、外炼而又归向内正的东西。这样内外双制，使所有的道德行为，通过日常生活而逐渐变成一种习惯与行为。这种习惯与行为，通过很长的时间，逐步成为一种自然的本能行为，不必去勉强做作。如果人们都能做到这些，不仅贪污堕落、结党营私、偷生怕死之徒极少出现，就是损公肥私、损人利己、谋权篡位的事也少见了。

礼多人不怪是人之常情。某君是机关的最高领导，高级职员去见他，他不但坐着不动，也不屑回你一声某先生，而且不肯注视对方的陈述，对方只好站在旁边说话，真是架子十足。有时不高兴，认为对方说的话不对，他竟始终不开口，好像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对方落得一场没趣，只好愤然退出。他对高级职员尚且如此，对其他下属，便不问可知。对待朋友，也是似理不理的神气，实在令人难受。当他得势的时候，大家只好背后批评，当面还是恭维，还是奉承，心里却是反对他。后来，形势逆转，一时攻击他的人非常多。人在社会，要少结人怨，多结人缘，多礼是一件必要的工具，礼是人为的，是后天的，必须用心去学习，学习成为习惯，多礼便十分自然了。

可见，作为商人，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一定要尽量讲究礼节，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才会获得他人的尊敬。

在现实社会中，能做到进退有节是不容易的，因为人都有得寸进尺、得陇望蜀的心理，有了几十万，还想几百万；有了几百万，又想几千万。做官也是如此，官居宰相了还想做王侯。

进退有节实则就是在名利场中能够审时度势，把握住自己，不至于利令智昏。面对突来的富贵便昏昏然，变得轻狂自大，目无他人，没有平常的心态，所以其荣华富贵也只是过眼云烟，昙花一现。

在唐代，郭子仪被封为汾阳王，王府建在首都长安。汾阳王府自落成以后，每天都是大门打开任凭人们自由进出，郭子仪不准府中人干涉。有一天，郭子仪帐下一名军官将要到外地任职，来向他辞行，就径直进了内宅，恰巧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爱女正在梳洗打扮，而郭子仪在一旁侍候，就像奴仆一样被呼来唤去。这位军官回去后，不免要讲给人听，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没几天，整个京城都以此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

他几个儿子觉得这事太丢王爷的面子，跪下来求他像别的王府一样关起大门，不让闲杂人等出入。郭子仪语重心长地对儿子们说：“我这样做不是追求浮名虚誉，而是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儿子们十分惊讶，忙问其中的道理。郭子仪叹了口气说：“我已爵封汾阳王，再没有更大的富贵可求了。月盈而蚀，盛极而衰，这是必然的道理。因此人们常说要激流勇退，可眼下朝廷还要用我，怎会让我归隐，我是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如果我们再紧闭大门，不与外面来往，只要有人与我郭家结下仇怨，诬陷我家对朝廷有二心，必然有人专门落井下石、妒害贤能的小人从中添醋加油，制造冤案，恐怕到那时，我们郭家的九族老少都死无葬身之地了。”

郭子仪具有很高的政治眼光，他善于预见未来，更善于把握幸运和荣宠，深谙中正平和处变不惊的明哲保身道理，所以贵为唐朝重臣。他带兵向来以宽厚著称，对人也很宽容。在战场上，沉着而有谋略，而且很勇敢。朝廷需要他时，一接到命令，不顾一切，马上行动。等到上面怀疑他，要罢免他时，也是放下一切，马上就回家吃老米饭。所以屡黜屡起，国家不能没有他。

他与监军太监鱼朝恩的恩怨，在当时的政治态势上是相当严重的：鱼朝恩派人暗地挖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当时朝野人士都以为要掀起一场大风暴，代宗也为了这件事，特别吊唁慰问。郭子仪却哭着说：“我带兵打仗，也没能禁止士兵们破坏别人的坟墓，现在我父亲的坟被人挖了，这是报应，不必怪别人。”这也充分地显示了郭子仪的大将气度。

下面再说一说老子的“领导艺术”，作为商人应从中懂得进退取舍的技巧。

大思想家老子认为人类如果去除邪恶，回复本性，学会进退取舍，就可以实现无为而治，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就可以实现，万物之间就可以达到最和谐的程度。

老子的无为而治并非单纯的无所事事，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说，什么都放任自流，仿佛一盘散沙，这样达不到无为而治的目的。真正的无为而治，是寓有形于无形之中，寓有为于无为之中，看似无为，实则有为，这就是做事的辩证法。

商人要学会既限制下属的自由意志，又让下属丝毫感觉不出来，这样就能形成上下级之间的和谐共处，让大家在和睦的气氛中达成努力工作、同舟共济的共识，朝着既定的目标共同奋斗。

成功的商人应当处无为之境地，应顺应自然，行无为之教，因势利导来治理民众，太多的法律条文、管理规则并不见得能让老百姓心服口服、安守本分，要学会取舍之道。

老子说：“善行无辙迹。”商人应当注意成事的方法，不露痕迹地推行自己的意志。这即是“无为而治”的根本所在。商人要学习老子的领导艺术，并从中得到启发；在实践中要努力体会这种由无为到有为的奥妙之处；善行无辙迹，商人要注意不露痕迹地推行自己的意志。

曾国藩曾经说：“做人的道理，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就会萎靡，太刚就容易折断。刚不是说要残暴严厉，只不过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就得强矫。争名逐利，就得谦退。”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研究老子的思想很深，他一生为人处事信仰老子的观念，却不言谈老子的思想。因此虽居在功名富贵的最高处，却能全名而归，全身而终。

人际关系中暂时的忍让吃亏，可以获得长远的利益，如同跳高，退得远，可跳得更高。关键是要不露声色地迎合对方需要，即以对方的利益为重，又为自己的利益开道。

1959年10月15日夜，密特朗（法国议会议员）在巴黎天文台公园遭到一伙人开枪袭击。这就是当时极为轰动的天文台公园事件。新闻界和几乎所有的左翼组织都行动起来，慰问密特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暴行。但事隔不久，10月22日，凶手佩斯盖突然露面，并申明这是一次应密特朗本人要求而策划的行动。转眼间，密特朗从一个无辜的被害者变成了骗人的肇事者。一时间乌云压顶，谩骂声、讥笑声、责问声像狂风暴雨般向密特朗袭来。在任总理米歇尔·德勃雷为此建议取消密特朗的参议员资格。但在当时密特朗深知申辩、反击都没有用，索性既不申辨，也不准备反击。

密特朗压抑着自己的愤怒，决定暂时隐退。平日里，他埋头读书，专心写作。一到清晨，他就去朗德树林散步，呼吸那清爽而新鲜的空气，欣赏一番茂密翠绿的田野。大自然的美丽景色使他忘掉了萦绕在心头的忧愁和烦恼。1960年春，他到国外做了一次旅行，先后到达中国、美国和伊朗等国家。在中国，他参观游览了不少城市，记下了许多见闻。回国后，于1961年发表了专门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的专著《中国面临挑战》。该书的出版，赢得了不少读者的欣赏，密特朗的名字又开始重新在法国社会上传扬。

在1962年11月2日的立法选举中，他东山再起，一举击败保卫新共和联盟的竞选人让·塔耶尔，再次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

以退为进这一交际方式不仅可应用于政治活动中，也可广泛地应用于管理活动中。作为商人，学习进退之间的艺术可以使人际关系更加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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