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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遵从与抗拒——婚恋中的家庭本位主义（7）

由此，呈送或接受聘礼已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习俗，它被当事人看作是一种有助于提升双方家庭名誉的实践活动。索要高额聘礼成为女子及其家庭获取社会面子和地位的象征，在他们看来，如果谁家的聘礼过于寒酸，就难以在邻里、亲戚、朋友间抬头做人，甚至使得脸上“挂不住”。也正因为如此，聘礼成为村庄面子竞争的主要对象，进而使聘礼不断地往上跃升，不少家庭因此不堪重负。

（四）嫁妆是人际交往的纽带和社会地位的标识

在L村，与聘礼不同的是，嫁妆基本上都是以实物形式出现的，很少出现以金钱形式存在的嫁妆。所以，刘老汉陪送给女儿一个存折，就成为当地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与男方家庭需要支付的“礼钱”相比，L村的嫁妆没有固定而具体的期望。遵循的原则具有很大的伸缩度，女方家庭可以根据意愿与具体情况，“多少没有准数，有些家里比较穷的就象征性地办置一点”。因为陪送就是与女儿一同送去的财物，既然是送给婆家的东西，多少也就随意了。

在重视面子与礼俗的乡村社会中，嫁妆作为人际交往的纽带和社会地位的标识，被赋予了诸多的象征意义。在L村，当可观的嫁妆被展示出来以后，围观者的评价会给两个联姻家族带来高度的满足感，给女方的父母展示了家庭财富，赢得了慷慨的名声，就连“以后儿子说媳妇也好说了”。而男方脸上更是光彩，和这样的亲家联姻，本身就证明了自家的实力。

按照传统观念，父母的不动产例如房屋和生产性资料仍然是传儿不传女。女孩子一般没有财产继承权，一个女孩能够从娘家带走的也就是嫁妆了。但是如果嫁妆足够丰厚，女儿通常可以通过嫁妆的形式得到一笔赠予。男性继承的不动产和生产性资料在婚后仍有增值的可能，而妻子带来的嫁妆在人们心目中多为日常生活用品，不仅难以增值，而且折旧很快。因此，即使双方父母为新的家庭“投资”数额（嫁妆与聘礼）相当，男女双方的婚前财产也仍然是不等价的。更为关键的是，在人们心目中，土地和房屋才是“财产”，嫁妆即使像最近十几年来增加了高档家用电器，也仍然不是人们所谓的“财产”。

在L村，儿子结婚，父母是需要给盖一幢房子的。按照一般的标准计算，大概需要5万元左右，再加上结婚的费用，一般来说，儿子结婚父母需要支出8万元左右。有人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刘老汉女儿的嫁妆总价值一定超出了5万。如果单纯从这一点来看，已经很难看得出男孩和女孩在父母的财产继承方面的不同待遇了。

表面上看来，女子父母是嫁妆的最大付出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资金都需要自己支付，很大部分是同族近亲以及姻亲的赠送，　嫁妆的来源及其多样性，反映了社会对姻亲关系的关注，同时也包含了对从己方嫁出去的女性的关注与相关利益的期待。此外，父母出于多种原因，比如说疼爱女儿或者女儿婚前为家庭做出过贡献或不想担负一个“卖女儿”的负面评价，愿意多给她一些嫁妆，从而在嫁妆资金的支付上往往超出社会惯例。刘老汉就是一个典型。

三、故事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中国农村是一个家本位的社会，中国的村落文化是一种家本位文化。在这样的价值理念中，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或多或少都与家庭荣誉有关，任何不利于家庭高度统一与和谐的行为，都被视为不体面的事。在这样的家庭里，情感的纽带紧系着每一个人，一人的成功，是全家的成功；一人的失败，也是全家的失败。个人的荣辱和志趣是不被重视的，他必须为家庭的理想奋斗。为了维护家庭名声，每一成员，必须敛抑自己的个性。在家庭范围之内，荣誉高过一切。

在一个家本位的社会，个人本位的成本逻辑在这里完全失落了。在对中国农村婚姻中的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行为进行分析时，社会学者李银河指出，在这个社会中，他们按照另一种逻辑生活着。他们从一降生入世就落入了“生存繁衍原则”的生活逻辑中，一生的主要任务和成就就是家庭的传宗接代和兴旺发达。在“家”面前，“个人”是微不足道的。L村就是这种典型的村庄。在这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乡村婚姻生活最朴素的指导原则。若是谁家有适龄的男女青年没有定亲或结婚，肯定是家庭中最老大难的问题。或许不结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街坊亲戚们大都会把原因归结为父母的无能，家庭的贫寒，或家里有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丑闻。

中国农村至今并不认为婚姻是个人的事情，最起码不完全是。在L村婚姻的缔结过程中，　家庭有着突出的地位，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情，更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对于子女的择偶，当地有两种说法，对于男人是“说媳妇”，对于女人是“找婆家”。“媳妇”既可以用来称妻子，也可以用来称儿子的妻子；“说”则表示是通过媒人同女方父母商讨。因此，“说媳妇”形象地体现了父母为儿子找妻子或者说为他们自己找儿媳妇的做法。“婆家”是女人婚后男人的家庭，而“找婆家”也就是从父母的角度出发，为女儿寻找一个合适的落脚之地。显然，在这两种情况下，父母是主角，是儿女婚姻中作决定的人。但是通过上面的故事可以看出，现在L村的父母们在子女缔结婚姻的过程中并没有牺牲当事人的利益、违背当事人的意志，更没有采取强制和干涉手段，而是规劝和诱导。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种规劝和诱导也是一种操纵，但这种操纵并不是“包办婚姻”，其背后是一种无形的但是已经约定俗成几百年的家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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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协调——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1）

一、故事

要不是因为大雨接连下了一天一夜，要不是因为小毛恰巧不在家，要不是因为村庄排水系统不畅，要不是因为小毛家居住的地势比较低，钱大伯不会冒雨专门去一趟小毛家。如果钱大伯那天不去，也就不会有下面的故事。

钱大伯赶到的时候，小毛家（L村称呼已婚妇女为某某家）正在独自奋力地筑坝拦水，试图把混杂着污水的雨水挡在院子外。见此情形，钱大伯二话没说就一起忙活开来……也该着那天出事，大雨中，外出串门的大毛家正巧路过。当看到钱大伯奋力帮助小毛家干活儿的情形之后，不禁妒火中烧。开始指桑骂槐地责问钱大伯偏心——对待两个儿子为什么不一样；开始辱骂小毛家不要脸——从结婚到分家一直到现在就知道沾哥们兄弟的便宜……小毛家虽然结婚没有两年，但是她和绝大多数的乡村妇女一样，不会在妯娌面前示弱。没一会儿，在夹杂了大量污言秽语的叫骂声中，两个女人就扭打在一起……

雨中的钱大伯呆住了，看到因为自己多帮小儿子家干了这么一点活儿，就引得两个儿媳大打出手，有点后悔不迭。也许他早该听取周围邻居们的好言劝告：要息事宁人，就要一碗水彻底端平了。给大儿子家里干多少活，就给小儿子家里帮多少忙；给小儿子家里出多少工，就给大儿子家里效多少力。其实，钱大伯一直严格依照这种公平对待两个儿子的原则行事，只不过这一次他只是在帮助了小儿子家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去帮助大儿子家。那位天生就不能吃半点亏的大儿媳妇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和所有乡村妯娌之间的吵架一样，在陆续赶来的族人和周围邻居的劝说中，大毛家和小毛家之间停止了相互厮打，一场势均力敌的“正面交锋”也暂时收兵。本来，大毛家和二毛家的关系是很不错的，大毛家比较强势，二毛家比较随和，是村里少有的一对模范妯娌。但是，谁也无法料到这对昔日的同盟者会因为这么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就翻了脸。在村民们的惋惜和不解之下，两个人分别被族人和周围邻居劝说回到各自的家中。

本来，大家都以为事情会像那几天的阴雨一样过去了；想不到大毛家第二天早上会卷土重来。接下来几天，大毛家每天都搬来梯子，爬到钱大伯家的房顶上。坐在房顶上的大毛家开始喋喋不休地“控诉”钱大伯钱大娘对待大毛和自己如何的不公，尤其是多年前那次“不公平”的分家。这种喋喋不休的“诉苦”行为是在乡村妇女那里很常见的情绪宣泄手段和方式。当然前提是自己有委屈，而且感觉必须向公众澄清。

那段时间，村里的人们都尽量回避出现在钱大伯家的附近，因为人们实在想不好如何面对大毛家的“诉苦”行为。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谁也不好轻易地分清楚当初分家中的是是非非，谁也不好轻易地劝说大毛家善罢甘休，谁也不好轻易地安抚钱大伯钱大娘要忍耐。当然，谁也更不好轻易地断定家庭之内谁对谁错。

大毛家的如意算盘就是彻底大闹一场，一是显示一下自己家在分家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再一个也是要让社会舆论就此来支持自己，对小毛家的行为和钱大伯夫妇偏心行为进行谴责……于是，对大毛家来说，诉说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不仅是一个情绪宣泄的过程，更是一个吸引周围人同情的过程。不过，随着观众的不断减少，大毛家觉得这样下去自己会无法收场。到了后来，大毛家几乎开始有意地挑衅，她想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激怒钱大伯和钱大娘。于是，大毛家开始对钱大伯和钱大娘进行肆无忌惮的谩骂。在这个过程中，很奇怪的是小毛家几乎没有再从大毛家的辱骂里出现过。这是因为大毛家既想通过类似“诉苦”的过程引起旁观者的重视，把社会同情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同时又不能明显地“树敌太多”，给自己招入新的麻烦。所以尽管对小毛家也带着很大的情绪不满，但她并不是随性地发泄所有的情绪，尽量避免越入那个自己并没有胜算的“雷池”。

冲突与协调——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2）

面对儿媳妇的咄咄逼人，钱大娘终于忍无可忍。钱大娘和大儿媳妇唇枪舌剑吵得很凶。做长辈的倚老卖老，希望能用自己所处的乡村传统家庭伦理高位“镇”住对方；做晚辈的针锋相对，没有任何容忍和谦让。到了后来，不知何故，钱大伯也增援到钱大娘的“自卫反击”战斗中，步步为营，并肩作战，直到最后把大毛家从房顶上“逼”了下来。可是村里很多人认为这并不是钱大伯夫妇的胜利，有人甚至说，从战略讲此乃一个大大的失败。因为钱大伯触犯了乡村公媳关系的大忌。在乡村家庭中，公公一般是家庭矛盾的调解人和仲裁者。他从不轻易地介入家庭纠纷，即使是儿媳妇破口辱骂，也不能够当面辩解，更不用说是回击了。只有这样忍辱负重的长者姿态，才会为自己赢得家庭成员，尤其是儿媳妇的尊重。但是，钱大伯却没有充分利用好这一点。所以，即使是大毛家因为暂时寡不敌众，偃旗息鼓，也决不会善罢甘休，她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

事情后来的发展也证实了村里人们的预测。有一天晚上，钱大娘失魂落魄地跑到了既是家族精英又是村主任的堂侄家里，哭诉自己傍晚时候遭到了大儿媳妇劈头盖脸的一顿抓挠，并说脸上的血印子就是与儿媳妇发生冲突时被抓挠的。在大致了解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这位既是家族精英又是村主任的调解人，自然对大毛家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碍于调解人双重身份的情面上，大毛家表示自己可以不再纠缠，甚至可以“不计前嫌”，但前提是钱大伯夫妇必须要答应一个条件，那就是大毛夫妇自此断绝与钱大伯夫妇的关系，也就是乡村社会俗称的“活不养，死不葬”。不然就是闹到了和大毛离婚的地步也不会向钱大伯夫妇做半点的让步。面对这样的条件，双方各不相让，调解人努力了几次，都无功而返，以至于到了后来，“两头不讨好”的调解人就干脆托病在家，再也不涉足钱大伯的家庭纠纷了。这样一来，钱大伯钱大娘有点骑虎难下了，是继续强硬下去，真的闹到儿子妻离子散的地步，还是自己甘拜下风，答应大儿媳提出的断绝关系的要求，一时间竟然有点进退维谷，不知道如何是好。在这之后，大毛家更加得寸进尺，有点有恃无恐的样子。甚至有外人就说，肯定是大毛家得到远在外地的大毛的某种暗示或者支持，不然不会这样。

面对儿媳妇的咄咄逼人，钱大娘只好给远在外地开长途汽车的大儿子打了电话，希望大毛能够回家来制止大毛家没完没了的无理取闹。当然，钱大娘只是跟大毛说家里出了一点事情，希望他赶紧赶回来。钱大娘尽量说得轻描淡写一些，她怕儿子听了之后太着急，她怕匆匆赶路的儿子不安全。在钱大娘眼里，儿子是自己最后的希望，不仅因为儿子是男人，是一家之主；而且她认为儿子应该疼爱自己，看到自己的父母受到屈辱，应该有为自己的父母打抱不平的责任和义务。她对邻居们说，等儿子回来，让儿子好好地“修理”一下儿媳妇。她还对邻居们说，儿子开长途汽车跑货运很挣钱，即使儿子离婚了，再找什么样的也能找到。当然，大多数人听了都相信这只不过是句气话、乃至笑话。

钱大伯钱大娘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大毛的身上。这也是符合乡村社会的生活逻辑的。一般来说，婆婆不愿意因为同媳妇的关系而伤害到自己的儿子，媳妇也不愿意因为同婆婆的关系而伤害到丈夫。于是，婆媳之间有了一个缓和矛盾的平台，儿子也就成了一个支撑起婆媳两端的支点，进而成为婆媳矛盾的主要调节者。但是，大毛的所作所为太差强人意了，甚至有点让天下为人父母者心酸。大毛回来之后，不仅没有对父母说过一句安慰性的话语，也没有对兄弟流露出一丝愧疚的意思，甚至更没有如村里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装模作样”地打骂一下自己的老婆，即使大家心里都明白那不过是一场表演。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冲突与协调——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3）

断绝父子关系这样的大事情，自然惊动了整个家族。在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由于不堪忍受“断绝关系的父子姓钱”这样的污名，家族精英们自发地动员起来，联合向大毛施压，要求大毛夫妇无论如何也要收回“断绝父子关系”的无理要求。面对家族的强势，大毛满口应允。可是，第二天早上，大毛的态度却有了一个急剧的变化。他不仅反悔了自己的承诺，而且声称自己在分家的过程中，确实遭到了父母和二毛的“合伙”欺骗，使得自己明显吃了亏。人们自然知道，昨天晚上回到家，大毛家也没有闲着，她向大毛施加的压力比家族施加的压力还要大，还要有效。

面对此情此景，性格直爽的二毛首先有点坐不住了。他气势汹汹地“质问”哥哥：作为一个男人，怎么能够娶了媳妇忘了娘？作为一个男人，怎么能够让自己的老婆肆意丢人？作为一个男人，怎么能够容忍和这样的恶妇一起生活下去？……面对弟弟一连串的责问，显然大毛也是一肚子的牢骚：难道大家都忍让一些，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难道当初分家的时候，父母真的是一碗水端平了吗？可是在乡村社会，一个人尊重自己的父母就是尊重自己，不尊重自己的父母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在这样的环境下，对父母的怀疑都会受到限制。人们要的是对父母的尊重，并不要求评价父母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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