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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阿来关于《空山》的问答（1）

问：　请谈谈这部小说的结构。

阿来：　我考虑到小说的结构。刚开始我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是两三年以前，觉得要写这样一部题材，现在在传统小说里，所谓的村落式，中国的《暴风骤雨》，还有《创业史》，包括《艳阳天》，这种小说后来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卷式很浩瀚，试图购进中国的当代乡村历史，用写历史的方式写小说，其实沿用西方传统的所谓长河小说或者西方的家族小说，用一个主要线索以一贯之，一个大的事件以一贯之。后来我从我自己的乡村生活经验来看，我觉得这里有比较虚假的东西。我所了解的乡村，第一，乡村不再是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乡村的命运是被另外的，或者抽象的叫国家也好，政治也好，具象的是以城镇为中心的政权辐射乡村，所以乡村已经没有自然发展，很多事件不是连续的，事件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必然导致另外一件事情。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是线性的发展，按某一个线索发展下去。现在的乡村生活，经常被城市的或者政权来打断，今天它这样发展一段时间，做一个事件，但很快本身有自然发展，还可以继续发展，但是不行，来自城市的另外一种东西，来自政权的另外一种东西，强行地使这件事情终止，乡村组织结构也好，经济重心也好，包括涉及到它的人际关系也好，不断被中断。所以看中国当代乡村没有以一贯之的事件。

第二，乡村都是小人物。如果要写好当代的乡村史，一定是多中心的，多线索的。乡村这些人物都是小人物，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事件当中扮演这个事件的中心。

乡村生活更多的是零碎的拼图，不是以一贯之的国家政治、经济的脉络，一个人的命运的脉络。所以要写出真实的乡村，恐怕在传统的写乡村的线性的一个线索、两个线索以一贯之的结构，恐怕就要打破。这部小说的结构，更多的是拼图。一个阶段这样的事件当中，这样几个人物在扮演中心人物，乡村里主要上演的是这个事件。过一段时间又被另外一个事件更替，当被另外一个事件更替的时候，在这个事件当中扮演中心人物的会是另外一些人。当时我的想法是用五到六年，不同的事件，好像是几个花瓣，我觉得这个比喻过于美好，但基本上结构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表达出来了，他们在向一个中心汇聚。我觉得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结构，并不单纯是为了想在小说结构上，小说文体上有一个什么线索，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而是这个故事需要这样的结构，或者为了讲好这个故事，为了讲好乡村的故事，给它找了一个恰当的表达方式。就像盖一个房子，不会先想出外在的形式，不管里面装什么，而我肯定考虑里头装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然后选择外在的建筑样式。

问：记得　你说的“花瓣”，最终想写六个花瓣，现在在大花瓣之间还想再找出一些小花瓣，对成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六个大花瓣，再加上十几个小花瓣，构成一部完整的小说。　新作是现实的，在我们的印象里，《尘埃落定》是世外桃源式的，非常唯美、传奇。在新作中怎样加强现实感？是不是在创作开始的时候就有意识的强化现实感？而且既然是拼图式的花瓣式的结构，能不能非常淋漓尽致的表现出现现实的接近？

阿来关于《空山》的问答（2）

阿来：我想它会最大限度的接近。非常困扰中国作家的命题就是所谓的现实。如果让我写小说，我肯定要有现实感。有没有现实感，不是要刻苦地追求，而是你所表达的对象包不包含这些东西。《尘埃落定》那样的表达对象，故事本身作为表现对象，其实是决定了作家准备在里边开掘什么，他也是多向的，《尘埃落定》也可以写成宫廷政治，影射当下，它会非常现实。但你面临这样的东西，本身一个东西含的含义是很多的，是你要取哪个含义。对我现在来写这个东西，现实要加强，在我看来这里至少包含一个追求，它跟《尘埃落定》多多少少会有些关系，《尘埃落定》是讲西藏或者藏区某一种崩溃的环境，其实是政权的崩溃，或者社会制度的崩溃，但是制度崩溃的时候你会发现文化还在。解放以后，在新的社会现实之下，对一个民族来讲，真正的传统文化如何存在，大家不要敏感是不是藏区才是这样，不是，这是整个中国乡村，不管是哪个民族都面临的问题。人类学、历史学告诉我们一个旧的东西瓦解之后，会成长起来一个新的东西。但现在中国乡村的问题，藏区也不例外，面临的问题就是当中国的乡村在文化瓦解以后，不会像过去那样，乡村自身再成长起来新的文化，这是我的看法。因为现在的乡村已经没有自主演进的能力。中国乡村的命运是由城市决定的，现在大家讨论“三农”，中国农业的出路，中国农民的出路不是他自己把握的，他是被工业、被政治、被城市所决定的。中国农村也不再是自觉的经济，它也要加入到市场流通领域，一旦加入进来文化观念就不可能是完全自恰的。我一直强调《尘埃落定》，我不希望大家仅仅把它看成西藏的。其实从人本身来讲，文化的差异，比起人类所有的共同性来讲，文化的差异，生活的差异是小的，人类在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情感状态当中，共同的最基本的问题，在生存命题面前共同性大于差异性。在我的文学观念里，文学不是寻找差异性的，而是在差异当中寻找全人类的共同性，文化价值。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个，因为很可能被人误读为少数民族题材就变成简单的，狭义的，抗议的、不满的东西。其实我的东西更多的是个人的生活。整个中国农村都在面临这样的问题。甚至到了国外，到日本、欧洲专门去农村看，发现日本的农村、欧洲的农村，仅仅比我们的农民更有钱一点，生活稍微安适一点，更有安全感，但是他们农村面临的问题跟我们一样，不再有农村了，乡下无非是房子好一点，但总体来讲还是凄凉的，不会再有新的文化。乡村还是老人在家里，年轻人都在城里，当然他们打工的条件比我们打工的条件好，但是乡村文化的冲击在全球是一样的，当然在中国当下的情况当中更厉害，汉族地区一样。但是少数民族地区更面临着双重的，既有本民族文化的瓦解，因为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文化没有城市文化，就是乡村文化，就是农民的文化，牧民的文化，不存在城市文化。所以它的文化被瓦解的悲哀是双重的。

问：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文化崩溃，现在也面临道德的崩溃，在这样的环境下，在*的环境下，道德崩溃表现的也很强烈，为了守道，机村也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　一般来说解放前的时候，一般的人都会自由一些，写到当下的时候，尤其是西藏，有没有觉得自由度被束缚？

阿来关于《空山》的问答（3）

阿来：　没有。其实要看怎么理解。有一部分作家恐怕对题材的依赖性很大，他对题材本身内涵的挖掘相对弱一些，他就一定要在某一个界线中碰这个题材，引起关注。但是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我不需要挖掘，我表达的是普通人的生活。中国的题材归类的厉害，尤其少数民族题材，如果你作为一个作家，你想到少数民族，就只想到它的特殊性，只能在差异性上做文章，这时肯定面临着很多困境。如果说写西藏题材就是这样的空间，我马上会放弃，宁愿写别的题材。但其实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讲，即便在当下可以允许的空间中，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缺乏的是阐述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现在的人很容易推卸，给自己找借口。我觉得我在表达上，没有限制。如果有限制的话，首先是来自自己的艺术表达，比如语言、结构，是没有自己想清楚的。这种小说当然要表达政治，但是更多的是本身个人的兴趣，感觉到一些限制性的东西，恐怕是把社会政治作为小说表达的唯一对象的时候，也许他会感到限制。但是我不是特别关注这个层面，而是关注这个层面以下的，整个中国社会，中国的现实。

问：十年中，你还写了一些作品？

阿来：　我跟很多中国作家的情况不太一样，十年当然是一个约束，十年多一点。我对写作很严肃，很认真，但是我绝不把写作看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美好的、崇高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可以让我去尝试。这十年当中如果要写很多东西，我也可以写很多东西，不是没有故事，不是没有材料，我占有的资源，我觉得我在中国作家里是非常得天独厚的。但是确实写完《尘埃落定》之后，我没有这种愿望，我经常讲，就像轰轰烈烈谈过一次恋爱，让我第二天马上跟另外一个人再这么铭心刻骨的，我做不到。但是小说写作对我来讲，不是*的事情。写完之后可以有五六年的时间，我没有写的愿望，感情上没有这种需要，不是没有故事。文学艺术，艺术创作绝对是一个需要感情参与的东西，我连表达的愿望都没有，让我每天写一千字，唯一可以鼓舞的就是可以算多少稿费，这就没有意思了。

后来大概到了2001年、2002年慢慢开始有这种愿望，但是小有想法，小有感触，那种想法没有强烈到我可以写一个很大的东西，支撑不住。也许心里养了那么一点气，那么一点情感，写三万五万字，没有兴趣了。中间断断续续写了一些，就写了一个中篇，两个短篇。但是大概到2004年“五一”大假我去了雪山开始写《空山》，我说我试一试，这几天的时间，会不会写了三天就没有那种愿望，没有那种冲动了，我就这样写下去了。其实这个计划在心里很久很久了。

问：　您是怎么看乡村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影响？

阿来：现在已经进入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乡村文化的建立，属于小农经济形态。将来的乡村文化，所有的产品，所有的组织，产品的流通都要参加到更大的循环里去，将来的农业就是工业化的过程。西方的农村破裂，我看国外的作品，上个世纪40、50年代，美国得诺贝尔奖的作家斯坦贝克，表面上他也是写棉花种植的破坏，其实也是写乡村，美国那时已经是小农场，但小农场后来被更大的农场兼并。将来中国的乡村解体就解体了，现在是集约化生产，就是工业化生产，所以乡村大部分人口肯定要聚集到城市里来，不在城市里也要做小城镇建设，大部分人肯定要离开农村，乡村文化就消失了，不在意它存不存在。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阿来关于《空山》的问答（4）

问：你是如何完成《空山》三部的结构的？

阿来：六个可以看成独立的中篇小说，主人公是不一样的，主要的人物是不一样的，主要的事件是不一样的。全部完成的时候，会出现很好的拼图的效果，然后突然发现这几瓣之间，除了自己本身独立之外，还有互相勾连的关系，这个时候它的含义　，这种勾连关系，还会产生另外新的意义。但是必须保证每一个独立的篇章也是精彩的。

问：一个大的故事，中间的人物有转移吗？比如重点、非重点。

阿来：　有，在这部里扮演主角，下一篇不可能是。　乡村是分散的，乡村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故事宏大到可以支撑讲述这个故事可以代表整个乡村的面貌，一定是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问：　　从传统的长篇叙述结构来说，我们都希望自始至终有个核心人物。这样分散好几个部分，是不是有一个相对核心人物的部分？

阿来：小说由六个故事构成的，每个故事当中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一定是非常鲜明的，写完之后，将来还要镶嵌乡村的场景、笔记，更丰富、更丰满。

问：　如果用古典乐大师的乐曲形容你的小说，会选哪个？

阿来：交响乐，我还是喜欢贝多芬的交响乐。几个乐章之间会有变奏，会有变化，但是不管怎么样是统一的。

问：小说里写的很敏感的题材，但是是小视角、大问题。

阿来：写乡村，只能从乡村的人感同身受的角度来写，一定从贴近人物出发，这个人物在这个地方的行为，有些东西是理解的，有些东西是不理解的。而且很多时候要用不理解的眼光来看，特殊的效果就产生了。

问：　您在《尘埃落定》写完以后，什么时候有了冲动去写这么一部作品，是不是说这几年都在酝酿这部作品。

阿来：没有。第一，对具体的作品来讲，对写作这个东西，我绝对不把它看成唯一的很神圣的东西。这期间我也去忙了一些别的事情。第二，我写作的时候，不是冥思苦想，要去收集故事，找材料。写作对我来讲不是困难的事，我不缺乏把握语言能力，我也不缺少故事的素材，甚至我也不太缺少思想。对我来讲，要命的就是我投入到一个比较大的作品当中去的时候，情感的耗费很大。而且我觉得小说要优美，什么是小说的深度？小说的深度不是思想的深度，中国人所有的评论都把小说的深度表达为思想的深度，我说小说的深刻是情感的深刻。当我的情感空空荡荡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有深度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不感动，我自己往下写干巴巴的，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在折磨自己。很多作家把自己写死了，大概就是这样的。

问：无论是写一大束花还是一小朵花，都会有非常核心的，这部小说的核心的是什么？您相信有些历史不仅仅是在民间的，您觉得这部小说要写一部民间的乡村史。

阿来：我说过这是一部当代民间的乡村史，更准确的是村落史。

你怎么定义乡村，如果定义成小村落的话，没有那么多。这是中国文学家要讨论的问题。其实文学需要这样的经历，但中国当下的文学，对直接的生活经验更改的太多。其实作家真正的功夫跟那个没有太大的关系。还有视角的问题。我们说到历史的时候，一直都只有官方的解读，另一个说法，是所谓大多数人的解读。但是历史需要个人去解读。民间历史是什么意思？每个人表达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我对民间历史的理解，第一，我就在民间，我在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现实，站在他们的角度，感觉这个社会，这时就表达了民间的意志历史学家也好，哲学家也好，解读历史的时候是从大多数的历史解读，而且他解读的目的是要总结一个什么东西。在我的作品当中。

问：　您的小说不仅仅写故事，其实背后有更强大的历史背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认识，但是是从细节之处表现出来。

阿来：我的这个特点，大家读《尘埃落定》或别的小说已经感觉出来了。它的指向不可能是简单的通过这个故事，简单的指向一个主题，一个什么东西。从我的小说观念来讲，我觉得小说是不需要有太明确的主题的。如果要提供的话，文本可以更丰富，文本更丰富，不能说把这个故事讲来讲去都不像故事，而在故事当中肯定要包含很多意义，一重两重三重的意义是作者有意埋伏的。很好的还原当下的经验，而且把当下的经验转移到了小说里，转移成功，读者还能够读出来作者都没有想到的意思，我觉得这才是好的结局。而且我小说从来不只包含一定的一两个意义。

问：　我看《尘埃落定》的时候，很容易读进去。但是读《空山》的时候必须特别提着精神，很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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