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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如何才能沟通、交往？或者说，如何才能相知、相契？“沟通”的真正可能性在于“自我”——“大我”与“小我”。“小我”是我的“天性”（Ｎａｔｕｒｅ，亦即“自然”），当我回到了我的“天性”即回到我的“自然”时，我就回到了我的“小我”，如同河水流入到海水中。而这个“小我”（小天性、小自然）正好是“大我”（大天性、大自然）的一部分，回到“海”就是回到“洋”。相反，当我没有贴近我的“自我”，或者没有拥有我的“海”时，我也就没有拥有他人的“自我”即他人的“海”——因为这两个“自我”，两个“海”同属一于“大我”，或者说同属于同一个大洋。这样的话，我与你之间的交往不过是两个躯壳之间的“交往”。我与你虽然“知面”，但不“知心”。不少人都有“相识满天下，知己有几人”感受。这表明两个“自我”的交往要比两个“自我”的躯壳之间的“交往”难得多。当我对我的“自我”所知甚少时，我也不不可能知道别人的自我。两个心智浅陋的人是无“知心”、“知音”可言的。

以中国古代的于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为例。这两个人之所以能成为“知音”，不在于一个人演奏的琴声被传播到另一个人的耳朵里（即使另有一百个人同时听到了琴声，这一百个人当中很可能没有一个“知音”），而在于这两个人在他们相遇之前都拥有、贴近了他们的自我，都触及到了隐藏在最深处的“音”。这“音”为两个“小我”，同时为同一个“大我”所“知”。　　　　因此，成为知音（“沟通”或“交往”的另一种说法）首先是双方分别与自己的自我的相遇，是分别预先奠定“共同的知识基础”。唯有在此前提下，两个人的“自我”才可能因为一个或一组符号表达的信息而相遇，如同两条遥遥相隔的河流汇入到了大海，进而汇入大洋中——这才叫真正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沟通、交往、共在）。

当两个人相见时感到相知相契时，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事实上，一切有价值的“相见”都是“晚”的，相见者在相见的一刻都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因为在这相见之前两个人都不自觉地为这次相见作了长时间的、细致的准备，都不自觉地等待着这一刻。但这种相见是可遇不可求的。两个人互不相知的情况下默默地准备、等待着那场可能的相遇，但也许相遇明天就会发生，也许永远不会生。当代著名的宗教思想家马丁？布伯在他的名著《我与你》中说：“‘你’经由神恩与我相遇，而我无从通过寻觅来发现‘你’。”但即使那场可能的相遇永远不会到来，他们也不得不准备，不得不等待，因为这准备和等待其实并不表现为准备和等待，而是表现为两个人各自在属于自己的田园里认真、诚实地生活，切切实实地贴近各自的“自我”。其实这两个人已经相遇，两个人的自我已经汇入他们所共属的自我。实际上的相遇只是一种偶然和巧合。正如马丁？布伯所说的：“凡真实的人生都是相遇。”

沟通，说到底，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是行家里人之间的一种默契，是两个深得其旨的人在目光相遇时发出的会心的微笑，而不是一个知情者向不知情者，一个内行向一个外行，一个精英向一个凡夫俗子进行的传播、灌输、开导。

这就是爱默生等人在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上见解：要想与他人共处，必须先要回到自己的家园，做一个诚实的农夫，一个猎手，一个自食其力的隐居者。只有这样，才可能拥有、贴近自己的“自我”，才能预先奠定共同的知识基础，为真正的“相见”作准备。与他人沟通之前，我们首先必须与自己相处，与自己沟通。与他人交往，首先是独守一隅，忍受着难耐的寂寞，甚至长时间地忍受被别人视为鄙夫和蠢才的待遇，在一个漫长的季节里默默地耕耘。

一句话，一个人的个人必须经历一个无交往、无沟通的状态，与眼前看似平淡无奇的事物打交道。但正是在这种状态中，真正的交往和沟通正在悄悄地发生。在与自己独处时，“人很诧异地发现近旁的事物并不比遥远的事物显得不美丽和不神奇。近旁的事物解释远处的事物。一滴水就是一个小海洋。一个人与全部的自然是关联着的。对平常之物的价值的感知对于产生新的发现是颇有帮助的。歌德在这一点上比任何时代的作家还要现代，但他却独一无二地向我们展示了他身上的古人的天才。”我们常常用“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形容人真正的相知、相遇是如何取得的。其实“他”、“那人”不是别人，而是一个人的“自我”。这个“自我”也可能被另一个人所拥有，而另一个人只不过是我的另一个“自我”。如果我不首先与我的“自我”相知、相遇，而是在人群里寻找“他”，寻找“那人”，那么即使我与“他”相见，我们无法认出“他”－－那个与我拥有同一个自我的人。浪迹于人群的交际花式、大众情人式的交往方式是永远无法导致相知相契的。为了获得真正的交往，我们必须从人群中抽身出来，与孤独为伴，与自己为伴。正如爱默生所说的：事实上所有的人身上都流动着我的血，而且我身上也流动着别人的血。我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就接受他们的浮躁和愚笨，我甚至为这一点而感到羞愧。然而，你若要离群索居，你应该做到的不只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离群索居，这就是说，它必须精神上的超升。整个世界似乎一次又一次地暗中图谋用你无法排遣的琐事来侵扰你、纠缠你。朋友、食客、孩子、疾病、恐惧、需求、慈善业都一齐来敲你的门，并且说－－“出来和我们在一起吧。”但你要毫不动心，不要加入到他们的喧闹之中去。对于那些有力量来纷扰我的，我报之以曾经沧海、见怪不怪不的神情。如果不借助于我的行动，任何人都是无法接近我的。这一切都归结到一点上：让我们不要东颠西跑，让我们留在家里与那终极的原因呆在一起。让我们直截了当地宣示一个神性的事实，使那些闯入我们自己世界中的，由人、书和制度组成的暴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命令这些闯入者把他们的鞋从他们的脚上脱下来，因为上帝就在这里。让我们的纯朴来审判他们，我们对我们自己法律的顺从证明在我们与生俱来的的财富之外，还有天性和命运的财富。然而我们现在只不过是一群庸众。人对人没有敬畏之感，他的天才也没有被提醒要留在家里，要让天才自身与他的内在的海洋相沟通。他没有这样做，反而舍近求远，跑到外面去乞求别人把他们水壶里的水倒一杯给他。我们必须总是荦然独处。

在《美国的学者》这篇后来被认为是“美国文化的独立宣言”的演讲中，爱默生指出，美国人在欧洲文化的统治下的学徒期早应该结束了，美国的学者应该自己思想，而不是做“思想的鹦鹉”。文化的目的不是造就一批又一批文化的学徒，而是造就文化的创造者，文化的大师。各行各业的人，即使是那些从未与文字打过交道的人，只要他们兢兢业业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在各自的领域不断地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而不是因循旧习，沉溺于流俗，那么他们就是在贴近着自己的“自我”，贴近着“文化”——与共同属于古人和今人“文化”沟通，汇入到这种“文化”中来，即创造着文化。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是自己的“大师”。

爱默生在他的名篇《自我依靠》（Ｓｅｌｆ－ｒｅｌｉａｎｃｅ）中充满激情地说道：

哪儿有教莎士比亚如何创作的大师？哪儿有能指导富兰克林、华盛顿、培根、牛顿的大师？每一个伟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希彼罗的希彼罗主义，是他身上绝不可能转借的一个部分。人决不可能通过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来重新创造出一个莎士比亚。做那一份分派给你的工作吧，你不可能希望过多，尝试太多。此时此刻，你可能创造出一个辉煌、雄奇如斐狄亚斯的凿子、埃及人的铲子、摩西或但丁的笔所产生的作品一般的作品，但这作品与斐狄亚斯的雕塑、金了塔、《神曲》毕竟是大不一样的。……恪守在你生命的简单而高贵的部分，顺从你的心，你将重新创造出一个史前的世界。

２．４两种“独立宣言”

与这种通过每个人与自己的“自我”贴近而形成的与从古至今都是同一的“文化”沟通相比，那种把人们当作是毫无个性的大众（ｍａｓｓ）而不是一个个不可重复的潜在的大师的个人（ｐｅｒｓｏｎ）的文化“传播”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它不是试图使每个人都贴近、依靠他们自己而是贴近、依附他人。对过去时代的大师的尊敬，对他们成果的传播无法代替个人的亲身经历（贴近和依靠“自我”）。爱默生这样说道：“感谢上帝为我们创造了这么多的伟人，但我首先要自己成为一个人。”至此我们看到，在爱默生的思想中，包括着两种“独立宣言”，一种是强调美国文化对于欧洲文化的独立性的宣言（集中在《美国的学者》一文中），一种是个人对于群体的独立性的宣言。而后一种独立宣言是根本性的。爱默生把个人的创立性称作“自我依靠”。他的著名的《自我依靠》一文就是个人独立性的“独立宣言”。

“自我依靠”伦理带有明显的反贵族主义色彩——每个人的“自我”都是平等的，无论他从事何种职业，他的社会地位如何。一个人在实际的生活中是更多地用手还是更多地用脑显得无关紧要了，与之相关的是，普通人与精英的区分也显得无关紧要了。但相比之下，爱默生等人强调“用手”对于“用脑”的优越性——双手比大脑更接近于智慧和真理，为文化精英所不齿的许多事物和工作更能使人拥有自己的“自我”。

与爱默生有过交往，在很多方面与他达成共识的诗人瓦尔特？惠特曼坚定地认为文化的源泉存在于普通民众的生活中，他们经常接触的平常之物中包含着最鲜活的智慧、最真实的诗意：大地上的尘土是真理，田野里的草和叶子是真理，令人害羞的欲望是真理，劳动者的粗厉的笑声和呼喊是真理。他干脆把自己的诗集取名为“草叶集”。基于这种立场，他对贵族主义的文化精英深表失望：无数机警的、骚动的、性情和善又不愿受约束的市民、机械工人、职员、青年人——我感到沮丧和吃惊的是，我们那些天才人物和有才华的作家、演说家们，极少和根本没有真正同这些人交往，汲取他们的主要精神和特殊性格。这些精神和个性至今仍在上层知识领域里得不到丝毫的表现——我是说我没有看到一个作家、艺术家、演说家之流已经正视这无声，但却坚定的、积极进取的潜在意志，以及这块土地上的典型追求。

这种追求存在于与这块土地同源的精神之中。难道你能把这些上流人物叫做美国诗人吗？难道你能把这些不断出笼的毫无价值的、徒有其表的作品称之为美国艺术、美国戏剧、美国风格和美国诗人吗？我仿佛听到从遥远的西部某个山巅之上，传来了美国各州守护神发出的轻蔑的笑声。为“性情和善又不愿受约束的市民、机械工人、职员、青年人”所具有的“精神和个性”，“这无声，但却是坚定的、积极进取的潜在意志”是什么呢？“这块土地上的典型追求”又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自我依靠”（或者说“自我贴近”）。作为“这块土地上的典型追求”的“自我依靠”精神，被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继承和发扬。在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嘻皮士、电脑黑客（如乔布斯）、技术顽童（如盖茨）、技术异端（如尼葛洛庞蒂），都表现出这种“典型追求”。在“自我依靠”精神的驱使下，黑客们打破了主机型电脑的在技术和信息上的垄断，制造了一种“自我依靠”的电脑－－个人电脑。另一方面，这批技术上的顶尖高手在自我依靠的基础上与他人交往、沟通的愿望驱使他们把垄断性的　ＡＲＰＡＲ　网改造成为一个民主的、平民化的交往工具－－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开辟了赛柏空间这一现代文明的新大陆。爱默生发布的美国文化的独立宣言也是赛柏空间的独立宣言，“自我依靠”精神也就是赛柏空间这块土地上的典型追求。从技术的层次上看，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只是一种新的通信手段和传播媒介（“通信”和“传播”在英文里与“交往”、“沟通”都是同一个词－－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如果我们不理解爱默生的“独立宣言”中所包含的关于交往、沟通的思想，我们就无法意识到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在文化类型、交往方式上的引发的革命性后果。它将使电视这种典型的大众传播媒介寿终正寝的同时，结束了一种反自我依靠精神的文化。电视正好是一种“一次又一次暗中图谋用你无法排遣的琐事来侵扰你、纠缠你”的电子魔怪。它以各种画面、声音长年累月地向你重复着大众的声音：“出来和我们在一起吧”。它不断地要求你“加入到他们的喧闹之中去”。而体现着“自我依靠”精神的个人电脑正好“使那些闯入我们自己世界中的，由人、书和制度组成的暴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它“让我们的纯朴来审判他们”，使我们不再是“一群庸众”。（在本书下两章我们将对此详加论述）

第三章　“自我依靠”的个人电脑

３．１　“嘻皮士”——美国精神的真正传人

在本世纪６０年代，在美国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文化运动——嘻皮士运动。“嘻皮士”这一兼顾音义的汉译让人觉得他们是一些缺乏严肃的生活态度的人。其实他们恰恰是一些抱有坚定的个人生活信念，向随波逐流的生活方式大胆挑战的人。在习俗下生活的人们以为自己的生活态度是严肃的，其实他们从未真正选择过，而是因循着一种流行的生活态度，并把这种因循当作是严肃。

没有比随波逐流更不严肃的生活了。然而也正是在随波逐流的生活习俗中，没有人比那些严肃地选择自己生活的人更显得不严肃、更滑稽的了。也只有在美国这个具有“自我依靠”传统的国家里，来自习俗、成规、权威的声势没有强大到能将嘻皮士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在１９９６年５月的一期《时代》周刊（第２３－２５页），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我们把一切都归功于嘻皮士》（Ｗｅ　Ｏｗｅ　ｉｔ　Ａｌｌ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ｐｐｉｅｓ）。作者斯图华特？勃兰德今年５９岁，他自称“６０年代人”（指嘻皮士）。他曾经与他人合作，创办了“黑客大会”和“威尔（Ｗｅｌｌ）远程会议系统”。他发现，导致电脑革命的电脑黑客与６０年代的嘻皮士在文化价值上有一种密切的亲缘关系。从他的分析中，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数字时代的文化价值。在题记中，作者这样写道：“忘记反战抗议，忘掉长头发，６０年代的那一代人留下的真正遗产是电脑革命。”

在刊登这篇文章的每一页的上半部分，有五个人的经过变形处理的肖像照片。这五个人分别是：史蒂夫？乔布斯（Ｓｔｅｖｅ　Ｊｏｂｓ）、史蒂夫？沃茨涅克（Ｓｔｅｖｅ　Ｗｏｚｎｉａｋ）、米奇？卡帕尔（Ｍｉｔｃｈ　Ｋａｐｏｒ）、尼古拉？尼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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