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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他在街上看到她并给她写了封可以称之为标准情书的求爱信。他选择了他的妻子，用以代替他的母亲，　“如果她还活着，我就不会结婚”，然而，“我没有爱，只是幻想有个家，幻想能够成为一个父亲……我的妻子给我的礼物是三个女儿，金色的头发、粉红色的脸蛋，由她们的母亲照顾，我心里想的全是她们。”他继续写道，“父权使我空虚的心灵得到了满足，”这就“像是我存在的放大，像是不朽”。

对于无产阶级男性来说，父权是使其财产和名誉永存的最基本方式。用父权和男子气来解释男性荣耀的那种传统乡村式方法被工人阶级沿袭，这种传统解释帮助塑造了他们的身份。

在私人生活的全部场景中，父亲去世是最为重大和意味深长的，也是小说和绘画中反复出现的一幕。临终之时已经不再是男人表达最后遗愿的时刻，而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这一幕也是最后告别、权力移交、大型聚会和宽恕调解的时刻，同样也是新的仇恨的源泉。

母亲则要小心谨慎地死去。丈夫已经去世，她独自一人，年老体迈，看着自己的孩子离开家。一般来说，她无权掌管房产或储藏室的钥匙。在热沃当，母亲被视为是由自己丈夫的继承人供养的人，而这位继承人在给她和她的其他孩子提供食宿时可能会显得非常吝啬。

当一位父亲即将死去时，他“将孩子召至床前”，就像是神话一样。在里尔，卡罗利娜？布拉姆亲眼见到了被人称为“好父亲”、一个王朝的建立者老路易斯？布拉姆之死。长期不和的兄弟们聚在布拉姆床前。卡罗利娜在日记中描述了这一幕：“‘好父亲’亲吻了我们，然后将我父亲和叔父叫到身边，给了他们几本书，吩咐了一些公务上的事，推荐了他的一些奴仆。他的脸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神圣之感。”普鲁东的父亲是一位贫穷的木桶匠，死时却选择了一种高贵的方式。他邀请亲戚和朋友来吃饭，饭后向他们道别：“我想在死去之时有你们陪伴在我左右。现在请给各位上咖啡。”

对于所有家庭来说，父亲去世都是经济和感情上的一次打击。正是这件事使这个家庭瓦解，使其他家庭得以形成，使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生活。因此在一些家庭中，有些成员是渴望父亲死去的，因此法律对弑父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这是一种该受天谴的行为，宣判无罪几乎不可能，大多都被处以绞刑，从而给家族留下难以抹去的污点。

然而，除了谋杀，还有许多种杀死父亲的方式，包括孩子自己神经病发作。萨特就将福楼拜的病看作是“谋害父亲”，因为阿希尔…克莱奥法斯想让年轻的居斯塔夫从事律师业。“居斯塔夫本来会成为一个公证人，因为根据预言即阿希尔…克莱奥法斯的意愿，他已经是一个公证人了。”萨特继续说道，“福楼拜的神经官能症就是父亲本身，就是内心的超我，这使他变得软弱和消极。”他父亲的死使他摆脱了无法承受的重负。就在他父亲埋葬后，他宣布自己的病已经痊愈，“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就像是将疣消除掉一样……终于解脱了！终于解脱了！我要去工作了！”

父亲去世是19世纪早期连载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情节，在这些小说中，家庭结构扮演着强有力的角色。父亲去世也是儿子成熟和娶妻的唯一途径。

废除设立遗嘱的权利被勒裴称为对父亲的谋害，但这项新制度允许并鼓励分割财产，从而使父权制土崩瓦解。在那些家族势力庞大的地区，这项新制度被视为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因而遭到抵制；而在其他地区，如法国中部，则受到热烈欢迎，人们称之为一大进步。1907年，埃米尔？吉约曼公开指责旧式家族是“父亲对孩子的一种剥削”，并希望能够永久禁止这种虐待。即使在奥克文化仍然存在的地区，围绕这个问题所产生的混乱状态在整个19世纪也曾一度加剧。

随着19世纪的推移，父亲在法律上的特权也在非常缓慢地消失，这种消失一部分是因为妇女和儿童的呼声不断增加，一部分是因为国家渐渐加大了介入的程度，尤其是介入贫穷家庭的生活，理由是父亲无法提供某种关键性的需要。1889年针对无能力父亲的法律以及1898年针对虐待孩子的法律使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然，目的在于保护孩子的利益。1912年制定的法律是自1878年多次立法以来的极致，它赋予妇女出庭证明亲子关系的权利，其范围不仅包括诱拐或*，还包括“欺骗性诱奸”（这种情况还可以提交书面证明）。该项法律的拥护者——慈善家、立法者和神职人员——表示对未婚母亲和被遗弃的孩子坚决支持。

法律对妻子不断增加的支持表明丈夫的权力正在减少，同时妇女还具有离婚和分居的权利（1884年赋予），而大部分离婚都是应妇女的要求而出现的。对案例法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现象。例如，夫妻分居后，如果孩子由父亲监管，外祖母探视孩子的权利就是一个问题。直到法兰西第二帝国，父亲一直不允许外祖父母探视孩子。1867年，一项史无前例的决定满足了外祖母的要求，目的是“为了孩子的利益”。

但是这项法律只是同意施加一些压力，而正是这种压力最终导致家庭发生转化。托克维尔19世纪早期在美国看到的那种以自由婚约为基础的*家庭并非是现代社会自然的和革命的结果，而是妥协的产物，而这种妥协又刺激产生了新的欲望。

婚姻与家庭（1）

作为家庭的熔炉，婚姻是人类学和人口学研究的焦点，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些研究结果。安娜？马丁…菲吉埃将在下一章介绍婚礼，之后阿元兰？科尔班将讨论感情在家庭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以及对情感和性满足的要求。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19世纪婚姻的几个重要特点上。异性之间互相爱恋的夫妻建立起一条强有力的准则，这条准则排斥同性恋和独身生活。19世纪的特点是以婚姻为焦点，婚姻具有数不清的功能，它既是一项战略联盟，又是满足性需要的工具。用米歇尔？福柯的话说，“家庭是*与婚姻的交换媒介，它将法律变成了满足*的工具，使快乐与炽热的情感被婚姻的重重规定所束缚。”交换费率视情况而定，但资产阶级是幕后主导这项交易的人：*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形式，婚姻与欲望并非总是一致，其实是相去甚远，二者之间的冲突通常是导致一幕幕家庭戏剧与婚姻悲剧的根源。婚姻悲剧越严重，就越需要疏导或抑制欲望。当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时，人们开始反叛既定婚姻，因为它是许多浪漫戏剧与无数激情罪恶的根源。

19世纪婚姻的这些特点在人口统计数据中得到了反映。一般来说结婚率是比较高而且稳定的（大约千分之十六），只有两个时期例外，一个是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一个是在1875至1900年之间。后一种情况使人口统计学家非常担心，他们认为是由出生率下降所致，于是发起了一场反对单身的运动，但实际上当时的独身比例非常低，50岁以上的人中，男性中只有10％，女性只有12％未婚。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人口统计特点就是结婚年龄下降。在传统社会中，晚婚是避孕的主要手段。普鲁东声称，他的祖上就是“尽可能晚地结婚”。他虽然意识到了这对于性的影响，但仍然支持晚婚。在19世纪，早婚成为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人们对于避孕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尽管避孕方法仍然没有什么进步）；第二，财产不多但足以维持一家人生活的这种观念已经为人们所接受，于是考虑早婚的人便多了起来。

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在工厂做工的工人，甚至资产阶级也想尽可能早地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在文明世界，”泰纳写道，人们的主要需求就是“一份工作和一个家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也是逃离父权、独立生活的最好方式。尤其是女人，她们也开始寻找年轻、称自己心意的丈夫，而不愿与一个白胡子老头结婚。对于祖父杜邦？德？弗朗居西尔与祖母相差几乎40岁，乔治？桑德感到惊愕万分，而她祖母却有一句精彩的回答：“是大革命将老年人带入了这个世界。”温和的卡罗利娜？布拉姆对这些习俗表示了不满，在参加一个“新郎与新娘年龄相差一倍”的婚礼时，她说道：“我不喜欢这种婚姻。”她最终选择了一个年龄与她相仿、年仅19岁的小伙子，对此她的家庭并不赞成。

事实上，平均比例与价值取向在以家庭结构为主要因素的领域内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埃尔韦？勒布拉和埃马纽埃尔？托德所描绘的情形很有说服力：“早婚比例是社会对年轻人实施控制的指示器……晚婚暗示着专制的家庭结构，这种结构产生出大量单身汉，他们一生的身份都是一个长大了的孩子，在他们已婚兄弟姐妹的家中则是永远的叔叔。”1830年，在布列塔尼、中央高原、巴斯克地区、萨瓦和阿尔萨斯，妇女的结婚年龄都比较大，到1901年则有所下降。马尔萨斯学说在天主教地区盛行，因为教会在控制生育方面更倾向于晚婚。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婚姻与家庭（2）

正确选择配偶是家庭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族通婚甚至近亲结婚在各地和社会各阶层都非常盛行，其中部分原因可以用社交类型来解释：人们与同族结婚是因为将其视为正常的生活程序，人类繁殖（即皮埃尔？布尔迪所指的那个意义）就是这些程序的自然结果，这些程序虽然在操作中是确定的，但不应该妨碍个人以各种方式服从或反叛的自由。

由于移民，古代乡村地区曾经一度盛行的近亲结婚在19世纪减少了，但即使是那些移民仍然受家庭约束。19世纪早期，阿韦尔格纳和利穆赞在巴黎与乡村之间定期来回往返，他们在城市里同居，却在乡下结婚。马丁？纳多也是这样，他在乡下结婚一部分是因为个人吸引力（一个眼神就足以使他的未婚妻着迷），一部分是因为他必须小心谨慎地服从父亲的意愿。

因为比女人有更大的灵活性，男人可能是放松限制最大的受益者，这个假设被马丹？塞加朗对厄尔省弗雷维地区的研究所证明（参见下表）。

弗雷维地区本地居民之间的结婚情况（％）

时间　　　　　　　　　　　男人　　　　　　　　女人

1753～1802年

1853～1902年

早在19世纪70年代，城市中的社交活动便逐渐增多，无数人口统计学研究（如甘冈、波尔多、里昂、默朗、巴黎和其他地区）显示，与其他城市的人结婚的比例在稳步增加。很快，城市社区变成了一座乡村。在19世纪的贝尔维尔，“男人和女人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内相遇并结婚”，不拘礼节的亲密代替了社交生活，传送眼神、互相交谈和打情骂俏打破了旧式礼仪。

同族婚配的比例在各地都很高。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婚姻是由家庭及团体利益支配的，其中所遵循的规则便是同族婚配，如鲁昂从事棉花贸易的新教实业家族合在一起，简直可以组成一支具有同族血源的芭蕾舞团。在简瓦丹，婚姻要遵循严格的规则，意在保持各方利益的平衡；财产、嫁妆和女人的分配要定期实行。将来要继承遗产的儿子与年纪较小的女儿结婚，而带有嫁妆的姐姐则与小儿子结婚。

工人也要遵循这种交换原则。在里昂地区，玻璃厂、绸带厂和金属制造厂的工人都在各自圈子内寻找结婚对象，结婚时邀请的也是同行人士。工作与私人生活互相影响，与职业、家庭及地区紧密相连。这种“同族婚配”制在圣夏蒙的绸带工、吉沃尔的玻璃工以及巴黎圣昂多那的木匠中都可以找到，他们的技术和激进的政治传统都是代代相传的。

在社会流动性不大的团体中，人们对等级上的细微差别非常敏感。玛丽是一个19岁的手套工，来自上维埃特省的圣朱尼昂，她的住所对面住着表哥，一个割羊皮的皮革工，这在手套制造业中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技术。据一个研究玛丽家庭的学者称，在这两位年轻人当中“根本没有浪漫”可言，“因为在工人的等级中，玛丽要比她表哥低上许多，根本不可能考虑婚姻”。

这些人对于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嫁妆非常敏感。勤劳的仆人和工人对于能够当上妻子感到非常自豪，而像来自里昂的诺贝尔？特律甘这样的年轻工人，则省下钱来支付账务或者用来做生意。女人在下层阶级中的角色就是一个储蓄机构。

1828年，《争论报》报道了一件因感情而引发的犯罪。一个年仅19岁、来自裁缝家庭的女工被一个20岁的工人追求，他送她回家，“拉着我的胳膊”，要她的父母同意他们的婚事。她父母开了个会，认为这个年轻人既不真诚，也不能干，因而不能娶他们的女儿。她父亲不喜欢年轻人的长相，“他长得不像一个裁缝。”女孩后来作证说，“从外表来看，我认为我挺喜欢他的，但既然我父亲反对这件事，我就拒绝了他。”遭到拒绝后，年轻人怒火中烧，他的愿望被这个家庭钢铁一般的意志阻挡了。许多19世纪的犯罪案例都是因为不可能的爱情而引发的。

婚姻与家庭（3）

对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来说，合适的婚姻可以提高其社会地位，因此婚姻便成了一件需要战略谋划的事情。同族婚配在工人当中不太明显，他们都寻求与他们地位之上的人结婚。例如，邮差不愿与同事结婚，因为他们在梦想找一个不必工作的妻子。许多女邮差终身未婚，因为她们反过来也不愿与体力工人结婚。对于妇女来说，独立的代价通常就是孤独；而对于一个正在向上爬的男人来说，金钱并不比女人的阶级、声望、家庭主妇的资质甚至美貌更重要。夏尔？波瓦利被爱玛所吸引，因为她打着一把阳伞、皮肤白皙，而且像一个“城市小姐”，受过“良好教育”。他很有钱，能够给漂亮妻子雇一个女佣，以免除她的家务之苦。

婚姻是由亲戚（比如做媒的姑妈）、朋友、牧师和其他人进行的一场谈判，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大约1809年，一个来自洛泽尔省、身无分文的贵族让他姑妈帮助寻找妻子，他在给她的信中列出了几项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拥有一份遗产，数额要足以使他保住门德的房产和乡间豪华别墅。如果对方地位与他相同，需要10万法郎，但“如果地位低于我，那她的财产就必须或多或少地补偿我们之间的地位差别”。

随着年代的推移，婚姻战略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财富表现出多种形式：现金、财产、生意和“前程”。同时，其他因素也开始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名誉、职业（自由职业非常受重视）、阶级和美貌。一个富有的老人会寻求与一位年轻美貌的女人结婚，女人为了吸引男人则通过她们的容貌来使自己与众不同，而需要现金的男人可能会接受一位拥有财产的未婚母亲，比如像马尔泰的女主人公。

黑格尔所担心的个人爱好，甚至家庭所反对的情感这时也进入到了婚姻当中。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将战略婚姻与爱情及幸福统一起来，这也是爱玛？波瓦利的梦想，“如果她能够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伟大而坚定的意志之上，那美德、爱情、*和责任感就会集于一身。”对于女人来说，婚姻是生活唯一的希望，这些影响尤其深远。克莱尔？德马尔（《我的未来权力》的作者，1833年）就呼吁年轻女孩的教育要进行根本性的转变，因为她们“一无所知，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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