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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们，不约而同地承认，那是一个法律的混沌时代，以致他们无法写出一篇论文来分析当时情况。80年代整个中国流行的一句口号是，〃遇到绿灯抢着走，遇到红灯绕着走〃，中关村也是一样，只不过〃走〃得更聪明，更肆无忌惮。这里的做事方式是建立在不成文的习惯基础上，而非法规。有如邓小平说的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其中逻辑显然不是砸碎石头、削高填低，而是绕开种种障碍和陷阱，以免被淹没其中。对于这样一种局面，我们与其说是源自〃中国式的混乱〃，倒不如说是源自〃中国式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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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分裂之家（1）

值得注意的是，从1992年到1994年的大发展之后，中国经济比中国政治更快地显露出一些现代特征。市场供求取代政府计划；股票迎来新一轮牛市；私人资本浮上来，成为一种公开力量；80％的新就业人口进入民营公司，而与国有体制无关；95％的商品价格由买卖双方来决定。在这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很难想像，他们的国家曾经有一个所有商品价格都由政府官员来决定的时代。不用说，政治的一体化并没有妨碍经济多元化的进程。工业化的浪潮拉开中国经济史上最壮丽的一幕，城市的扩张波及整个国家，随着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乡下的年轻一代涌进城里。这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它席卷了全国38个大城市、333个中城市、2862个小城市，人数超过1亿。

经济制度的革新成为政府会议上的话题，包括商业体制、工业体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当然说得最多的就是财产权力。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年轻人个个心急火燎地往前走，他们沉溺于纯粹技术的领域，不是忙着卖东西就是忙着写程序，其中的佼佼者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和老一代分开了，而老一代人正在想方设法清算过去留下的难题。这一年对旧体制提出挑战的那些人，几乎是清一色的：40岁以上，在旧制度中度过了半辈子，某些方面很保守，另一些方面不安分，还继承了80年代的改革遗风……大而化之，居高临下。这种风尚之所以能够流行，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城市改革是一批精英分子自上而下地导演出来的。政府机关里的那些体制改革委员会，不论级别高低，基本上就是由他们组成。在度过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那一段艰难岁月之后，他们现在卷土重来，要把那些尚未完成的激进主张继续推行。

1992年中央政府制定一项涉及全国的〃综合改革计划〃，中关村成了〃试点单位〃这一计划由国家科学委员会和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联合制定。。根据保存至今的文件记载，当时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在现有公司中尽快推进股份制。这一改造的要害直接牵涉财产权利。它表明长期以来只有民间关心的产权问题，现在成为官方的焦点。然而我们将要叙述的这个故事，却是中关村历史上最处心积虑也最犹豫不决的篇章之一。

仅凭工商管理机构的注册记录，当时中关村的公司财产并不复杂……不是国家所有，就是集体所有。可是实际情形则又不然。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关村数以千计的新公司中，除了用友公司纯粹属于私营性质，其余公司究竟是谁的，全都不明不白。就像我们在前面曾经描述过的，他们戴着〃红帽子〃。它帮助企业摆脱了无数梦魇，也造就了许多阴影。随着意识形态的束缚越来越少，企业资产越来越多，经营者们开始厌恶自己头上的〃红帽子〃。他们发现它的〃保护伞〃的作用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它更像是别人家的〃钱口袋〃。它的最为强大的功能就是，让企业开创者无法拥有本来属于自己的财产，不管挣了多少钱，都只不过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

人们相信产权制度存在着重大弊端，有可能迅速改变。这种信念在中关村受到鼓励，越来越坚定。有多种因素在背后推动这个进程。单就产权制度的改造来说，这是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第二次革命性的变化。第一次发生在50年代初期，它被后来的历史家们称作〃社会主义改造〃，其要害是将民间投资者的工商资本收归国有。国家依靠这种手段获得了它的早期的工业资产。在很长一段时期，这一成果被当做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广泛颂扬。意味深长的是，现在官方所倡导的新革命，似乎是要将这一进程颠倒过来，其实质是要确立私人对于公司财产的所有权。

不用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在经过无数辩论、争执和犹豫之后，有一些人成了积极的推动者。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具有很浓的书生气，不是依靠实际进程、而是依靠宏篇伟论来支撑他们的信念。赵慕兰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她在1991年底来到中关村。此前她在台基厂大街的市政府大楼出入多年，是那里的一位中级官员，此后她就成为这一大胆而又艰难的改革进程的设计者和推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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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分裂之家（2）

赵慕兰属于20世纪中期婴儿潮的一代人，在本质上是个怀抱传统理想主义的改革派，这可以从她早年坚定不移地为自己选择的专业看出来。她报考大学时，把三个志愿栏里全都写上〃政治经济学〃。她后来回顾那个时刻，这样说：〃就是因为我们国家那么多年混乱不堪，我很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想知道马克思列宁到底是怎么说的。〃这注定是他们那一代人才会有的想法。她出生于一个老牌共产党人的家庭。父母都是军人，随着贺龙元帅的队伍转战南北，戎马半生，目睹无数厮杀、流血和牺牲。赵慕兰出生的那一年，正是共产党势如破竹夺取全国政权之时。此后她和父母一起分享胜利果实，也品尝这个国家的动荡不安和你死我活。1977年，停止招生12年的大学重新打开大门。赵慕兰获得机会成为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一个学生。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本身学养，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她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党的体系内的中坚，然而她的内心深处却还潜伏着叛逆的影子。她在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委宣传部。她不喜欢这份工作，所以当市政府成立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时候，她立即要求成为委员会的成员。1991年底赵慕兰进入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组建一个政策研究室。于是这位上级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变成了中关村的建设者。像所有来这里创业的人都会极力推销自己的商业计划一样，赵慕兰也有，而她要推销的是一份《新技术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办法》。

那时候中关村拥有1300家新技术企业，较之5年以前多了8倍，可是还没有一家公司采用股份制。〃股份制改革〃的计划一经公布，立即就有35家企业向政府申请改为股份公司。政府已下定决心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奇怪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改革进展缓慢。直到1993年4月6日，中关村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北京比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才宣告成立。

比特公司的主要发起者是一家在5年前成立的公司，依靠经营桌面印刷系统和家庭电话服务器大获其利。现在它成功地募集了总值5000万元的股本。它的自有资产占了公司51％的份额，其余部分则由另外4家公司分别购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资本规模不大，但在当时却是个了不起的数字，惹得中关村一阵激动。一大群政府官员出席它的〃成立庆典〃，发表热情洋溢的贺词，一个名叫毕德轩的记者撰写文章，把它说成是〃我国民办高科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无论是不是〃突破性进展〃，〃比特〃对于中关村来说都是个好兆头。大家一拥而上，〃股份制〃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成长起来，至少从政府的统计公报上看是如此。1993年剩下的几个月里，有71家成为〃股份制企业〃。1994年又有324家加入进来。1995年599家。到了1996年，这个数字就上升到817家，占当年中关村企业总数的18？1％。

这是一个稳健而又辉煌的进程。然而奇怪的是，作为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者，赵慕兰始终心中不满，如鲠在喉。在她看来，这些数字除了能够让政府欣慰，并不具有更多意义。多年以后她重新谈起90年代中期的中关村，激烈地指责那是〃一个制度建设的停滞时期〃。因为实际情形与她兜售的改革计划并不是一回事。

赵慕兰的想法是，让公司创业者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也就是让他们成为公司财产的所有者。让她失望的是，直到1999年联想的产权改革完成之前，中关村没有哪一家企业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当时的设计方案是把公司资产的30％归属创业团队……我们不敢说创业者，我们只说创业团队。〃她恨恨地说，〃我干了10年都没有干成。〃

不用说，赵慕兰成了公司创业者的代言人。她利用一切机会在政府中游说，说她提出的〃30％〃与中关村企业家私下的要求非常接近。然而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这种要求是否合理，而是在于她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赤裸裸地揭露出来。

我们已经知道，〃红帽子〃问题的本质是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形不能吻合。从法律的立场上看，中关村的企业既然戴着〃红帽子〃，那么就不能否认其财产为公家所有。然而从实际进程看，大多数企业由私人投资创建，又由整个创业者队伍的努力发展壮大，公家在其中并无贡献。现在政府和公司站在各自立场上，主张自己应当拥有财产权力，其利益的冲突显而易见。赵慕兰的〃三七开〃，乃是期望以一种折中的办法调和双方利益，但在一部分政府官员看来，这无异于把公家财产化为私有。这在法理上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在道德上也会成为问题。政府要求公司创业者以现金来购买公司资产，这自然在法律和道德上无懈可击，可是在后者看来，这是蛮横地强迫他们掏钱购买一个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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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分裂之家（3）

由于诸事不顺，赵慕兰做了大家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做的事，不再置喙。有无数迹象印证，这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在当时那些最有名望的企业家嘴里，股权问题都被千百次地提起。1995年夏，段永基造访深圳，华为集团总裁任正非把他约到八卦路香港美食城详谈。1997年初，任正非又在北京中关村的友谊宾馆与柳传志面谈。一个名叫李玉琢的人前后两次均随侍左右，结果惊讶地发现这三人谈论最多的是产权改革。李后来详细描述当时情形，承认这是一个〃敏感而关键的话题〃。

四通和联想的产权问题引起世人关注，乃至远在深圳的任正非也要再三打听，这是不奇怪的。1993年8月16日，四通公司股票在香港上市招股，成为报纸的头版新闻，因为这是〃中国大陆首家民办科技企业股票在香港上市〃。6个月后，也即1994年2月14日，轮到了联想。根据当日香港股市记录：联想售出1？687亿股，每股1？33元，超额认购数量达到409倍，股票当时总市值8？28亿元。不用说，这里面每个情节都是大新闻，都给世人带来无穷遐想。

产权改革如此轻而易举，而且还能带来滚滚财源。四通是一个好例子，联想是另一个好例子，可是至少李玉琢会对这种想法不以为然。作为四通公司早期的副总经理以及后来的旁观者，他写了一本书专门谈论他的经验，里面如此评价：〃如果联想的股权改革是全国的一个典范的话，那么四通恰好是一个反面教材。〃这话多少有些根据。但是他没有提到，无论联想的成功还是四通的失败，全都说明一个道理：产权制度改革并不像政府公报和媒体鼓噪的那样轻松和辉煌。

关于四通股票上市的曲折经历，段永基对记者说，有如打了一场〃淮海战役〃。其实，说它是一场〃8年抗战〃也不过分。万润南是中关村第一个在产权问题上开动脑筋的人，他在1985年成立〃同仁基金会〃、在1986年发行内部股票、在1987年计划〃把公司资产的65％设置为企业股，另外35％则由经营者占有〃。所有这些，都显示着中关村早期开拓者试图分享公司财产的企图。

因为万润南无法摘掉四通头上的〃红帽子〃……集体所有制，所以他的所有尝试都不做数。他不甘心，于是又在1988年请来一大堆经济学家，出谋划策。学者的队伍声势浩大，包括吴敬琏这位成名人物。大家耗时数月，提出新方案。无论此前还是此后，关于企业产权改革的计划层出不穷，无计其数，全都比不上这个方案的天真、荒唐和脱离实际。以这位吴老先生为首的专家小组，首先将四通视为〃民间资本〃，然后建议它把70％的产权无偿赠与政府、学校和中国科学院，把另外30％分配给公司经营者。学者们以为自己耻谈利益，别人也就不会斤斤计较，结果却被利益冲突的双方断然拒绝，弄得里外不是人。公司方面质问，既然是〃民间投资〃的产物，凭什么要白白送给别人？政府则认定这个企业不仅应当全部归〃集体所有〃，而且政府也应在其中占有足够份额。官员们甚至把自己多年以来为公司减免的税款全都计算出来，信誓旦旦地说，这就〃相当于政府给了四通一笔投资〃。万润南眼见调和无望，索性把政府和学者全都撇在一旁，自说自话地制定出一个方案：把公司财产的51％归于自己，其余49％由另外7名董事平分，而那里面还有两个董事是他的父亲和弟弟。这就等于让他和他的家族占有公司财产的65％。他自作聪明地说，这叫〃良性分割〃，可是别人也不是傻瓜。政府显然不会接受，就连他在公司里的同事们也开始抱怨〃分配不均〃。李玉琢当时并非公司董事，置身利益圈外，冷眼旁观这场纠纷，不禁感叹，那些人尽管深谋远虑，却〃都低估了问题的难度〃。就算诸位董事彼此妥协，在纸面上把公司财产瓜分完毕，〃四通〃沉默的大多数〃和政府这两关似乎也难通过。〃

事情果然不出李玉琢所料。在以后的岁月里，四通一直不能解决产权问题根据李玉琢的记载，1993年8月在香港上市时，〃四通资产的42％被作为法人股打包进入上市公司，2000名职工分到1500万股内部职工股，占当时总股本的2？5％〃。这样看来，职工的股权与原有资产仍然没有关系。。段永基曾经说，他始终不知道四通是谁的。而李玉琢的说法更加彻底：〃四通由民营企业蜕化成一个比国营还国营的企业也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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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分裂之家（4）

与四通不同，联想的股权改革是一个成功的传奇，但它无论是在中关村还是整个中国，都是绝无仅有，无法成为榜样。从一开始，柳传志面临的局面就比四通更糟。他的联想在开创之初就有确凿无疑的国家投资……20万元。所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法律上来说，联想均属国有无疑。了解我们国家企业发展历史的人全都知道，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中，对于股权抱有野心的并不算少，但是他们全都不能找到一种既合理又合法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主张，所以要么不能动手，虽然创造巨额财富但却清贫一生，要么铤而走险化公为私，甚至触犯刑律，身陷囹圄。这两种结果显然都非柳传志所愿。他一直在心里盘算着找到一种途径，以法律和道德都能认可的方式确认员工利益。可以想像，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和复杂性。

当年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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