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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部分（第2页）

是啊！“很有必要”，这是一致的。但是，向中央汇报些什么事实，提出些什么建议呢？书记没有继续表露自己的看法。

一迭稿纸铺在面前，已经好一会儿了，上面还只写了开头的一行字：“毛主席、中央并华东局：”在陈毅看来，“报喜不报忧”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态度。他决心如实反映情况。

主意一定，他笔下生风，很快把上述的种种经济困难，向中央和盘托出。最后，他写道：“我们认为：上海负担××亿元税收任务必须完成，但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

写毕，他在末尾署上了“陈毅3月12日”，用红笔在一角标上了“AAAA”（表示秘密等级的符号）交给秘书送有关同志阅后，即行抄发。

十天以后，在上海大厦十三层楼，市委统战部召开一个小会，陈毅得悉，也赶来参加了。

与会者记得，这一天的陈毅，完全没有往日谈笑风生的兴致。他眉头紧锁，讲话的时候既不坐也不站着，而是在会议室那头不停地走过来，走过去。

“现在群众牢骚很多啊！说：”国民党虽坏，还有碗饭吃，共产党样样都好，就是没有饭吃。‘这种现象，和我们进上海时万人空巷一片欢声的情况是完全不同了！“陈毅过走边说，忧心忡忡。他讲到，连日来，工厂商店还是一家接一家地停业倒闭，失业工人一批又一批地找到劳动局，向政府要工作，要饭吃。”

陈毅连日召开工商座谈会，上海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大老板都应邀参加。陈毅请了谭震林代表华东局出席。

这可是一次“最踊跃诉苦”的会。开会毕，陈毅问谭震林有何观感，谭震林笑着说：“看来他们的叫苦还是有组织的咧！——不过，他们提出的具体困难，像代纺代织，必要的停工解雇，特别是改善税收，我们应当考虑。”

陈毅很赞同。他把这些情况如实写在3月28日发给中央的第二个报告里。

上海的税收情况确实令人惊讶。

三月份，上海因为要补足欠税，税额增加到五千亿元。但奇怪的是，在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税款竟收了五千八百亿，超额百分之十六完成任务！对此，有人喜，认为成绩巨大；有人忧，担心“杀鸡取蛋”。而税务局长本人，则很自信，似乎胸有成竹。

“资本家就是蜡烛，不点不亮。”税务局长毫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既然他们钻‘自报实缴’的空子逃税漏税，我就查他们的帐，出了问题，抓住了就重重地罚！”

有人提出异议：“这样做，不合乎政策。”

税务局长满不在乎：“什么政策不政策，任务就是政策，税收任务不完成可不行。把资本家搞光了，又有什么了不得？

把他们厂子拿过来，也不过是早点晚点的事……“

“啪”！陈毅拍案而起了：“不许你这样胡说八道！你就用这种态度来执行党的政策吗？”隔了一会儿，陈毅说：“方才说到‘查帐查罚’的做法，很不对头。有人反‘右’很勇敢，就是不敢反”左“。括号里的‘左’，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我们党历史上，李立三路线和第一次王明路线的‘左’倾，不是使我们党吃过很大的亏吗？我认为；只敢反‘右’而不敢反‘左’，并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四月四日，陈毅给中央发了第三份电报。其中有一番话很耐人寻味：“上海市第三次各界代表会将于灰（十日）召开。群众仍然在我们领导下，不会为别人领导去的。”

陈毅在给中央的电报里继续如实地“报忧”：三百个厂长经理逃去香港。失业职工人数已即要增加到20万人，连家属需要救济的将超过50万人。有的人还说什么：“可惜啊，共产党丧失了人心！”

如果在十个月以前，解放之初，开这样一次代表会议，会场上当然会响起一片对共产党的热烈欢呼。然而现在，会前就传出种种流言蜚语，有的人说是“遍地干柴，一点即燃”；有的人还说要组织游行到市府请愿；不少好心的朋友为陈毅担忧。

陈毅倒反而显得从容不迫。会议临开幕那天中午，他安坐在办公桌前挥毫起草，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第四份电报。

临上车前，他又读了一遍，交给秘书发出。这份电报中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按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原来毛泽东已经对上海的工作作了原则的指示。指示的精神就是要对目前十分紧张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加以调整，切实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

开会了。礼节性的鼓掌之后，大家洗耳恭听，陈市长将说些什么——国际国内？华东上海？成绩巨大？领导英明？

不，陈毅的武器是说真话，毫不粉饰。

“各阶级各阶层的痛苦我们要先说，要说得比他们更多，更洞见肺腑。”他事先开过好多个座谈会，集中了大量的材料。

他才敢讲。他这放开一讲，比代表们想说的更多、更完全，更彻底。

那些带了满肚子意见来开会的人，受感动了，心平气顺了：“陈毅比我们讲的还透嘛！”

这时候，陈毅再给大家算细帐：旧上海如何治不好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新上海又怎样迅速稳定了物价。除病根、剜毒疮，免不了要忍受“一刀之苦”。他特别强调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中央已经开始调整部署，对上海给予极大的关心和全力的支持。他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特别有力。他的讲话时常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陈毅在四月二十一日向毛主席、党中央发去了第五份电报，汇报了这次各界代表会议胜利闭幕的情况和经验。毛主席拆阅后，亲笔批示：将报告转发子恢、小平、德怀诸同志，“请加注意”。

至此，上海的这一次严重局势似乎已安然度过，好消息多起来了。

陈云决定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以上海、天津为重点，研究调整关系的政策措施。

许涤新临去开会前来向陈毅请示，许涤新问：“对上海困难，讲到什么程度好？”陈毅肯定地回答：“实实在在讲，一五一十讲。我在几封信上已经反映过了，你去讲也不要打折扣，否则我们自己不讲，资本家心里有数，让他来讲就被动了。如果他也装哑巴，那就等于不开会，大家解决不了问题。”

许涤新深有所悟，欣然而陈毅还在考虑一个重要的建议，一个“冒昧”的请求。

这个请求如被照准，对上海的经济能起休养生息、加速恢复的作用；但是对于中央来说，却增加了一点暂时的困难。

陈毅和华东、上海负责财经的同志反复研究，认为退一步可以进两步。陈毅就在五月十日给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第六份电报。

电报里，他综合汇报了三、四月份的情况，又写道：“税收问题在上海目前来说，暂时表现出政策与任务不协调的现象，三、四、五三个月的四千亿（每月）比较重了些，以致走到超过实际利润去征税……如果六月份上海能从四千亿降到三千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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