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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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部分（第2页）

但是，“小说不是历史学家的仆人，它无需叙述或者评论历史，而是揭示人类生存中不为人所知的面目。”（昆德拉）

我想，这是我写作本书的惟一目的。

本书写的是我对生活的观感，但同时我又可以自信地说，它反映的是和所有人都有关的生活。

为一部长篇小说归纳主题是很不聪明的做法。就像一部音乐作品，你不能够简单地认为它表达的仅仅是某一种主题。如果让我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读者这本书写了什么，那么我选择：社会与人生，权力与位置。前者宏观深远一些，构成背景；后者则是被具体表现出来的东西。

我关注的是权力资源分配者、乞讨者和谋求者的心灵状态。

在现行体制下，人事变动每天都在发生，推而广之，人在生活中位置的变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本书描写的是不在其中的人很少了解的内情。这里所说的内情，一方面是导致人事变动的内在因素———权力资源分配者依据潜规则分配权力时的利益谋求和心理流程，另一方面，是权力资源乞讨者、谋求者在这个过程中的精神动荡，它们经常交织在一起。

文学需要极端的东西，极端的东西既是必要的戏剧性因素，又是人的境遇的极致展现，无论技术上还是精神上，文学都需要这种东西。

生活中，参与权力游戏的人远比我在小说中表现的更加令人眼花缭乱，权力斗争把人性中残存的善良演化为赤裸裸的卑鄙，甚至残酷到杀人和被杀的程度，我们总应当想一想：这是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究竟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人出了问题？

我有责任给历史留下一份病理报告，留下一份档案，不管关于人的还是关于社会的。

我不愿意把这部作品解说成为所谓官场小说，尽管它涉及权力与位置。

权力究竟是什么？人们为什么对它趋之若鹜？这是历史问题，也是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而文学关注的是情感方式，是心灵的震颤和扭曲，是孤独灵魂在无情世界面前毫无意义的反抗。权力在这里成了一种强力的象征。

我更为关心的是，当权力———尽管它是一种象征———成为无法反抗的生活主宰的时候，人类怎样生存？我观察到尊严被伤害的痛楚、欲望被抑制的焦虑以及不被人和环境认可的孤独，鲜活跳动的心灵改变了颜色，像垂死的鸟儿一样挣扎和抽搐……这种状态的普遍性让我感到吃惊。我发现，它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公有制单位领导和私人企业老板使用权力给人造成的精神动荡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我不想对人对事做道德是非判断，我只述说我看到的东西。

当社会正义缺席的时候，权力会成为世界上最野蛮的东西。它冷血，有时候会具有一种暴力色彩，其血腥和暴力的程度不亚于屠杀。它屠杀的是人的心灵。而正义的缺席不仅仅因为制度，这里还有更深刻的人性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于笔下的所有人物都充满了同情———写作的时候，我常常情不自禁地问我的人物：你们为什么非要这样？

生活并非观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既是权力的追逐者，又是权力的牺牲品；人在用权力毁灭他人的时候，同时也在为他人所毁灭。正是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世事的轮回既无章法亦无规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世事无常。

我曾经想为这部小说取另外一个名字，但是，一种隐隐的感觉，使我最终认为现在这个书名更好一些：人的命运都是在移动中完成的，个体命运对欲望的追逐造成移动，某种强力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也会造成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命运既是自己的选择，又是非我力量的强制规定。故事还要延展，在延展的那个部分，读者将会更生动地看到移动造成的危险。

有人把作品视为作家的孩子，这种温馨的比喻的确反映出作家刚刚完成作品时的心态：喜欢它，更希望所有人都喜欢它，包括它的名字。我现在也是这样。

我有意保留了一部分目前尚不宜表达的内容。社会处在巨大进步之中，但是公众对文学表达方式和内容的接受还常常需要时间和机缘的辅助，而我又不能欺骗社会，给读者造假，只好先写出来，然后封存，等待社会能够容忍一个作家进行富于个性的艺术表达的时候，再让它直面读者。这虽然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作品的完整性，减弱它对生活的批判力度，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我看来，文学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帮助人看清生活的质地和流向，使人能够为自己的灵魂找一个安妥的地方。

如同我在前面说过的———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历史发展的目击者、参与者和创造者，我们不过是处在一种过程之中。就个体命运来说，人生历程实际上不过演绎了一场自我和非我共同设计的游戏，而这个游戏往往没有规则，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到底身处何地，要去向何方。

生活对任何人都是沉重的，就像先天盲人不能感知世界的色彩和光亮一样，人在很多情况下无法感知身在其中的沉重。人被沉重挤压着，最终成为齑粉，人却浑然不知。尽管这样，我仍然不希望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感到过于沉重，我想告诉人的是：这种境遇并非你一人独有，这是所有人都无法逃脱的命定。

既然所有人都处在相同的过程之中，那么我就有理由坚信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自己救赎———只要我们真正弄清楚自己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就可以了。

这本书最初写作于五年前，写完以后，按照我的习惯把它封存了起来，打算让它潜沉一段时间，再择机进行修改。我开始写作并最终完成了另外一部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作品。

这期间，社会思潮在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中演进和深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学者顽强地向公众传达着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成为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找到了审视现实和内心的新的视角。当我再一次把书稿拿出来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新东西能够提高和丰富这本书的精神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第二稿做的正是这方面的工作。

我肩负着公职，写作通常在早晚间进行，辛苦自不待言。好在当创作成为一个人的存在方式以后，每一天的生活都会充满激情，就像恋爱中的人那样，劳作不再显得艰苦，它成了当事者的节日，一种每天都感到欢欣并为自己庆贺的节日。写作第二稿用了一年多时间，随后我又进行了最后润色和修饰，终于在今年入冬的时候把它全部写作完成了。

当我下决心要把本书写出来的时候就在想，一定要写一本值得阅读和欣赏的书。为了这个目标，我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当我为本书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我长吁了一口气———用萨特的话说：“我已经说了自己必须说的话。”

尽管我知道以后还会和作品中的人物一起讲述后面发生的故事，然而，当我把书稿交给出版社，和我的人物别离的时候，仍旧产生出一种惘然若失之感，就像和相处久了的人不愿意分开一样。

我会尽快重新和他们聚在一起。

非常感谢陈忠实对本书的抬爱，他撰写的序言比作者本人更好地概括了本书和本书作者。这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人对我的激励，我相信它会对我将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产生重要的滋养作用。对于这样一个执著于作家信念的人，最好的感谢是写出让他喜欢的作品，这会成为我的创作动力之一。

我还要对本书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只有对社会、对作者、对读书人承担着光荣责任的人，才有可能将这样一部作品推出来。周百义社长作为出版家的智慧和胆略长时间以来为我所钦佩；责任编辑谌毅对作品的敏锐感觉和深刻理解，使我为本书找到了第一个知音，也使我新结识了一个有质量的朋友，我为此感到幸运。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所有为这本书付出辛劳的人的责任心、效率和奉献精神，这是一个好团队的重要标志，我尊重着他们。

世界因为这样一些人的存在而明亮和温暖。

最后，我还要对每一个购买和阅读本书的人表示感谢。在时尚侵入文化，越来越多的文字已经不再承载精神意义的今天，经济并不宽裕的读者花钱购买和阅读这样厚的一本书，我认为是一种值得敬重的高尚行为。作家写出一部作品实际上只是完成了属于作家的那个部分，更重要的创作还要由读者来完成。如果读者发现这本书与读者经历和未曾经历过的精神生活发生着某种对应和联系，如果读者认为写这本书的人说了真话并且是负责任的，那么，我为本书付出的一切辛劳就都得到了报偿———我理应感谢付给我这种珍贵报偿的人。

陈行之

2004年12月26日北京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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