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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1页）

间和永恒，竟然能够容纳在这样几句简简单单的文字之中，的确让人惊叹。

现在让我们移植一下这首诗：宇宙中有一个叫地球的星球，地球上有一个叫北京的城市，北京市中心有一个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有一个叫吴运韬的人，吴运韬正在品味什么叫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都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衡量万物的尺度；被哲学家抽象出来的善恶是非等概念，实际上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观念归结，并不反映在茫茫社会中生存着的单个人的哲学观感。权力的概念也是一样，不管我们的教科书怎样定义它，它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有着各不相同色彩缤纷的理解。

在无数个失眠的日子里，吴运韬已经把这个问题想得无比透彻：只有完全意义上的权力才是真正的权力，只有真正的权力才能保证你无阻碍地做事情。现在他就达到了这样的境地，他可以无阻碍地做事情了。在一个单位，只有做第一把手才意味着掌握了完全的权力，完全权力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可以基本上不受阻碍地把自己的意志变成集体决策，其他的人不过是协助者。当然，其他人有可能不是协助者，有可能在某个问题上是掌握完全权力的人的反对者，但几率很小很小———这既是机制使然，也是人性使然。在一个没有民主程序设计的权力机构中，反对者会增加这个机构的运作成本，反对者还会成为自己的行为的牺牲品。绝大多数人都不希望自己成为牺牲品。有了这些条件，完全权力成为绝对权力，就成为一种必然。

富烨在最近几年频繁的人事调整中，就像一个被推推搡搡的人，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已经不厌其烦，程序的运作完全失去了规则和标准，成了一种游戏，他感到悲哀。如果说最初的被推搡还在某种程度上激起自尊心的反抗的话，现在他则已经心如死水，完全没有反应。这里只有利益算计，只有欲望，只有阴谋……他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了，即使在年轻的时候也不会和人进行争夺，何况风烛残年之时？现在，他不希望为某种舆论提供证言———这种舆论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富烨都是接任徐罘职位的最佳人选。富烨对Z部党组选定吴运韬接任主任职位是有看法，对吴运韬这个人是有看法。但是，这些看法与怎样安排自己无关，与舆论的期望无关。越是在这样的时候，他越是不能表现出任何对吴运韬的负面评价，也不能在任何问题上与吴运韬意见相左。这个极为爱惜名声的老知识分子绝对不能让人以为他在觊觎权位，他认为这是一个人道德破产的标志，是他无法承受的。

孙颖则忙于他的事情。从出版部主任升任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是他从来没敢想的事情。他对任何安排和变动都心安理得。

所以，在吴运韬提出关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新的治理主张的时候———尽管谁都看得出这些措施纯粹是为了加强吴运韬的个人权力———领导班子成员希望党委书记富烨提出不同意见。富烨的意见是：“我同意老吴的意见。”既然党委书记是这个姿态，已经选择好处世姿态和安心于现有位置的人还会有什么不同意见呢？于是，一项项规定和管理措施就这样定了下来。

一个不健全的领导班子，是形成专断权力的温床。最后的局面是：吴运韬一言九鼎，完全控制了这个单位。

五年前，由于在K省卷入人事纠纷而走投无路的吴运韬，投奔到了Z部，到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这位其貌不扬的政治家在经历了一系列征战之后，终于把旗帜插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这片高地上。也就是说，征服这片高地，他仅仅用了不到五年时间。

富烨在某个场合曾经为自己辩解说：“老吴是主任，是他在主持工作，当然要听他的。如果不听他的，受损失的不是吴运韬，而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每一个员工……”实际上，他在这里强调的是个人的生活法则。

个人生活法则是至高无上的法则。

所以，方伯舒教授在历数我们的堕落之后，痛心疾首地对纪小佩说：“一百年以后，我们的后代也许会抱怨我们这代人没有责任感，说我们没有坚守住人性的高地，说我们没有为他们看守好本应当属于他们的财富，说我们怯懦得简直像是一群没有意志的绵羊……那时候我们说什么？我们可能会无言以对。人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历史的，时过境迁，就连我们自己都找不到限制我们的那些东西当时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力量，扭曲我们的人格，压抑人的良知……我们无法解释，我们也许不得不承担后代的指责。”

有一次，吴运韬参加了文学界的一个学术活动，实际上是著名作家在豪华饭店里的一次聚会，他听到一位从不写作却在文化圈占很高领导职位的长者谈自己的经历，意味深长地说：“我一直是这样想的：一个人做事情不一定为了要当官，但你要是想做事情，就必须当官。”吴运韬记得很清楚，一般人说“官”这个字后面要加儿音的，那位当了官的长者不加儿音，因此特别有效果，让人过耳不忘。

这是一句箴言。每当吴运韬为了权力失去内心平衡之时，每当他为争夺权力采取一次重大步骤，以至于隐隐地从道德上感到不安时，他都要用这句话来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过去做的、现在做的和将来准备做的都是高尚的。因为他是要做事情，他需要一定的条件。在谋取这些条件的过程中，他不考虑做事情，或者说，就连做事情也成了谋取条件的手段。所以，尽管他知道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症结在于每况愈下的经济效益，但是他从来没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从来没想过怎样改变这种状况。

现在，获得了条件，他要让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尽快发展起来，把出版业做大做强，尽快为Z部的事业发展做出贡献。至于为什么非要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发展起来，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发展起来于他有什么意义，或者说他通过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达到什么目的等等这些深层的问题，他暂时没想，不是表面上没想，是真的没想。吴运韬不是耽于幻想的人，对于过于遥远的事情，他从来不做没有意义的想象。要清醒面对的是现实，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未来。

历史是人创造的，在一个历史事件中，你很难将这个事件中隐含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做严格区分，或者换一句话说，你很难说清一个人在创造历史事件的时候究竟隐藏着多少个人动机，这时候，历史就是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欲望的统一。但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在一个历史事件中，个人价值大于社会价值、以至于大于某项事业的发展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某个人，是某个人的历史，那么，这个事件一定在最初产生的时候就被赋予了个人动机，因而具有这种浓郁的个人的色彩。

现在我们暂且不对吴运韬创造的历史时间做更多的评说，我们谈一下他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创造历史的。

吴运韬的前任留给他的是一个烂摊子。长时间以来，夏乃尊和徐罘都是在用行政手段管理着这个单位，没有经营管理思路，尽管有非常宽泛的经营范围，却没有很好地利用起这些条件，没有拉起更多经营项目，所以印刷和广告这两块很有经济前景的业务丢掉了；即使在出版这一块，也岌岌可危：没有自己的图书品牌，在出版领域默默无闻，提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首先让人想到的不是出了哪些好书，而是因为卖书号被上级主管部门查处通报。财务状况简直到了危机的程度，要求结印刷款的人整天堵在副主任孙颖的办公室里吵吵嚷嚷，财务处长马缃总是带着被欺凌的痛苦表情拿着孙颖已经批过的结帐单找吴运韬，想让吴运韬干预一下，这笔账再缓一个星期……吴运韬左磕右拜，把大学同学都发动了起来，才从银行贷出五十万元，把必须结的账给印刷厂结了。中心内部管理混乱，由于经济效益很差，收入很低，相当一些人利用非法手段赚钱：编辑在卖书号的同时索要编辑费，发行部的个别人甚至在外面有了自己的书店或者发行点，中心的出版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通过各种渠道流失了出去。人材短缺，缺少核心，没有一个骨干团队。最近几年，一些真正有质量的人已经离开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没有走的，也已经心灰意懒，或者无所事事，或者开始学着做纪律不允许的事情。

要把这样一个单位发展起来，要做的工作简直可以说是千头万绪。要紧的是安排好节奏。吴运韬已经从夏乃尊和徐罘那里记取了教训：你只能做今天能做的事情，如果你今天做了明天做的事情，你就可能为自己招祸。他绝不能为自己招祸，相反，要想办法避祸———有哪一个人比吴运韬更知道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是一个处处潜藏着祸水的地方呢？

京西宾馆的会议是Z部的一个部门举办的，和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业务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吴运韬带着金超来参加会议，主要是为了休息一下。Z部各司、局开会总要邀请各直属单位领导，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意思。会上吃得很好。人对第一次经历的事情总会留下很深的印象。若干年后，经见了不少世面的金超说起第一次吃龙虾，总要说到吴运韬带他来参加的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比新婚之夜都更深刻地留到了他的记忆之中。当然，留下记忆的不仅仅是龙虾，还有吴运韬对他说过的那些话。

在舒适的房间里，两个人躺在床上，把床头灯拧到最暗的光度，聊着天……这是一种美好的意境。吴运韬平时不喝酒，可是，晚餐时和Z部常务副部长梁峥嵘坐在一桌，为了劝梁峥嵘多喝一些，他也喝了几杯“茅台”。酒一多，话就多了。吴运韬用醉酒的人特有的不庄重语调问金超：“吃饭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你？”

金超说：“我在大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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