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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团一部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推进。9月25日，第115师一部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缴获了一批辎重和武器。平型关这一仗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接着，八路军3个师又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忻口战役。忻口会战历时20余天，是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合作抗日配合得较好的一次战役。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在毛泽东制定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指导下，深入日军占领区的后方，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军，消耗其力量，切断其交通，并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河南等省，广泛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使游击战由山区发展到平原及河湖水网地区，箝制大量日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等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政治委员兼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别担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设4个支队，1万多人。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别为支队司令员。

1938年春，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创立和发展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中、浙江等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的同时，共产党人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军数十万人难以入关南下，汉、满、朝鲜各民族的抗日战士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在华南，广州沦陷后，中共地方组织也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在广九铁路两侧、东江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这样，从东北、华北、华中到华南，凡在日军占领区内，到处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顽强战斗，形成了辽阔的敌后战场。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军作战1500余次，歼敌5万多人，牵制敌人兵力30万人以上，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

战略防御阶段15个月的战争表明，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出现了2个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产党敌后战场；国民党军队在正面进行内线防御，共产党军队深入敌后，举行广泛的外线进攻：被国民党丢弃了的地方，随后又被共产党夺回，并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

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后，终于停止了战略进攻。武汉战役期间，侵华日军总兵力为个师团，其中3个师团打广州，个师团打武汉，进攻兵力为个师团，占其总兵力的45％（强）。另以15个师团担任二线守备，占其总兵力的　55％（弱）。这就是说其二线守备兵力大于一线进攻兵力。这种情形意味着日军进攻能力的枯竭，如若发动新的进攻，除非补充生力军，然而日本已经没有这样的力量了。故而在日本占领武汉、广州后，不得不停止战略进攻。

日军为什么要以这样大的兵力担任二线守备呢？这就是敌后游击战争的效用。日军二线守备兵力的15个师团中，华北占了12个师团，其中八路军抗击11个师团，华中3个师团，新四军抗击个师团。八路军、新四军共抗击12．5个师团，占其15个师团的80％。在日军以个师团打武汉、广州时，不得不以同样的兵力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八路军在华北敌占区　375个县中的85％的地区发动了游击战争，从而迫使日军将20余万大军分兵把守占领地。而当日军从进攻兵力中大量转用于把守占领地时，其在国民党战场上的正面进攻便不得不停止了。

由此可见，没有敌后游击战争迫敌大量分兵，就不能瓦解日军进攻能力，也就不能制止日军的战略进攻，从而就没有敌我战略相持形势的出现。而敌我战略相持，则主要是敌后游击战争与日军的相持。因此可以说，战略防御阶段的敌后游击战争是开台锣鼓。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战争迅速发展，牵制了大量日军。这是抗日战争能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相持的一个重要条件。

战略相持阶段的敌后抗战（1）

隐蔽在地道口的民兵出其不意的打击敌人

1938年10月以后，为中日双方战略相持时期（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

日军经一年多作战，并未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其国小兵少；人力、财力、物力不足以支持大规模长期战争的根本弱点已显露出来。于是，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被迫停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暂时不再企求扩大其占领区，而力争确保其已占领区，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基础上，施展政治谋略，通过中国内部的投降派、亲日派，对中国政府和军队进行诱降活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瓦解中国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屈服。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疯狂地进行“扫荡”的重点是华北。1939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实行军事、经济、文化、特务一体的“总力战”。侵华日军总司令官提出“牛刀子战术”（日军的“牛刀子战术”，意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虽“小”。但需要用很大力量来进攻）。在1939年和1940年的两年中，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总计在50万人以上。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八路军在华北依靠广大群众，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坚持山地游击战争；军民还—起破坏铁路、公路交通，利用道沟，在广阔的平原上发展平原游击战争。部队同群众结合，分散到各地摸清日军行动规律，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进行伏击歼灭战，取胜后迅速转移，再寻战机，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1939年11月上旬，晋察冀部队在第120师的配合下，进行伏击，歼灭日伪军九百余人，打死日本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山西新军在战斗中发展到5万人。

这一时期是敌后游击战争的大发展时期。游击战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八路军、新四军不仅以正规军从事游击战争，而且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起数以百万千万计的民兵，自卫队从事游击战争，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等多种战法。东北抗日联军在继续战斗，华南（包括广东沿海和海南岛）游击战争渐趋活跃。致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日军虽在其占领区内，构筑公路网，建立碉堡群，反复进行扫荡、###、隔离游击队与群众之联系，给游击队的生存与活动造成极大困难，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仍不断发展。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对华北境内的主要铁路、公路实施总破坏，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在东北，抗日联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到1939年5月分别编成第1、2、3路军。东北抗日联军自成立之后，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动摇了侵略者的大后方，日本侵略者不得不调集大批部队一次又一次进行疯狂地“###”，实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加之抗日联军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地方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粮食、药品、盐等给养完全断绝，包括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内的许多优秀的指战员壮烈牺牲，部队损失惨重。从1939年到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转入极端艰苦的斗争阶段。但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意志没有被打垮，抗联部队缩编，开展小型游击战争，保存了一部分精华和骨干力量，进入苏联境内整训。在苏联整训期间不断派小部队深入中国抗联游击区进行游击战，直到1945年8月，他们配合苏军重新进入东北，在解放东北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对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38年11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给东北同胞的电文中称赞东北抗日军队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1948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曾专门做出决定，表彰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功绩，称赞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5月，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文中再次指出抗联斗争是光荣的，称“此种光荣历史应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

从1938年冬到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牵制和抗击了大量侵华日军。敌后游击战争，通过在广大地区内以无数小的战斗对日军进行袭击，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到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由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中、皖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东江、琼崖），加上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拥有一亿人口，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者大为震惊。1941年1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订的对华作战计划确定，竭尽一切手段，发挥综合作战能力，以维持占领区的“治安”。日本中国派遣军把华北作为“彻底治安肃整”的重点。2月，冈村宁次就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并发布命令：“必须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陆相东条英机宣称：日军要消灭一切华北不屈服的人，要在血海中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于是，日军在华北地区制造了大量屠杀中国军民的惨剧。如1月下旬，日军一千五百余人“扫荡”冀东丰润的潘家峪时，将全村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院内，以机枪扫射，屠杀群众一千三百余人，烧毁房屋千余间，造成惨绝人寰的潘家峪惨案。1941年至1942年，是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在难以言状的困苦中，坚持战斗。

战略相持阶段的敌后抗战（2）

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在中国占领区残酷地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并且集中日、伪军反复“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41年至1942年，在“扫荡”华北根据地中—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在同一地区有时反复“扫荡”达三四个月之久，并且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

日军对华中敌后军民也发动大规模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中日军总兵力仍有29万人。日、伪军在华中根据地周围设立封锁线，以求巩固其占领区，确保对主要交通线的占领和掠夺战略物资。并以苏中、苏南为重点，反复进行“清乡”。

在日军空前残酷的进攻中，敌后军民伤亡重大，部队减员较多。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一亿人减少到五千万人以下。敌后可耕土地被大量毁坏，难以正常生产。　　日本又大肆抢夺粮食和牲畜，造成严重饥荒，企图以破坏敌后根据地的经济来毁灭中国抗日力量的生存条件。

在这期间，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集团认为可以依靠英、美力量来进行抗日战争，因而继续加紧###磨擦。国民党政府不仅继续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外界对边区的援助。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抗战遇到了严重困难，但是困难并没有吓倒中国共产党人。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人民抗战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日益接近胜利的暂时困难；强调发扬革命精神，战胜困难，争取胜利。这种革命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和统一的精神。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延安精神。

在华中敌后，斗争的紧张场面和华北达到同等程度。1942年春到1943年末，新四军也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实行武装斗争同非武装斗争相配合的办法。主力兵团相机转移和相机突击。地方兵团和民兵就地坚持和就地开展游击战。地方党政机关全部军事化、游击化，在任何情况下留原地分散隐伏坚持斗争。对集中的敌人采取袭扰，分散的敌人采取围歼，对下乡的伪军不让它安全回到原地。日、伪军集中在某一地区“清乡”时，各友邻区同时出击，使日、伪军顾此失彼。由于这些正确而灵活的对敌斗争方针政策，打破了日、伪的“清乡”计划，根据地军民在反“清乡”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华北、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在渡过1941至1942年的极端困难后，从1943年起进入逐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

经过残酷斗争锻炼的敌后军民，更加坚强了。敌人用尽全力没有压垮我们，反而把自己耗干了。日军的分散部署，蚕食、“扫荡”和囚笼政策，把它的20余个师团，40万人的野战军变成了“连庄会”。与此相反，八路军、新四军在长期而残酷的斗争中逐步地成长为正规化素质很高的军队。同时日本的国力亦已耗空。敌我力量的优劣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已经脱出了劣势，日本则脱出了优势，1943年的战争，日军的战争机构已是千疮百孔，处处难以招架。日本的指挥机关想到了——恢复野战体制，然而已时过境迁。中国抗战的反攻形势已经出现。

战略反攻阶段的敌后抗战

八路军第129师和第115帅344旅共同创建了以太行、太岳两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图为向敌后挺进的第129师

从1944年1月开始，敌后作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１月至1945年８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游击性，日军兵力的分散性，带来了敌后战场的特定历史环境和战略反攻的特定的战争样式——游击战争的战略反攻。假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所遇到的不是日军在广大地域上的庞大、松懈、分散，没有后备兵力的作战线，而是日军的强大、集中的野战兵团，那么也就没有游击战争的战略反攻。

进入1944年后，中共领导的敌后军民乘日军集中力量于打通大陆交通线之际，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并以主力一部转入外线作战。与此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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