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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头换面了的巴贝克１罢了。她在福楼拜和普鲁斯特住的地方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并学会了他们行文的波动和透明，那种散文简直就是音乐……

她喜欢特鲁维尔和黑岩公寓下面的沙滩，因为城里的人根本就无法到这里来。“居民们完全被禁。”她说。威严的外墙对面就是大海，海的那边还是海。起雾的夜晚，她都能听见雾笛呼唤船儿回港，有时，在变换不定的大海中，甚至会出现游艇的灯光，迷航了，醉舟，如同费里尼２的电影《我的回忆》３中灯火通明的邮轮。窗前，就是“沙子上的散步场”，大海开始的地方，先前的海滩。

特鲁维尔的大海把她带到了想象之中，她想起了海水、淹死的人和童年的所有场景，想起土坝和在回国的船上那个跳海自杀的年轻乘客。总是同样的梦，假期、空白、未完成的东西，让她想起沙子、潮水、一小汪咸水，水暖暖的，里面蹲着螃蟹，就像在湄公河青绿色的水中一样。

特鲁维尔的大海，更是一望无际的，天际边没有海岸，看不见陆地。这大海奔向何方？海水流向哪里？它有些什么秘密？生活吧，把窗打开，海水好像会流到身上，占据空间，不给想象以任何地方。“看海，就是看一切。”她说。于是，宇宙扩大了，她推后了界线，写作需要这种海洋、这种灵感、这种波峰、这种暴风雨和大海所呼唤的野性。右边是勒阿弗尔港，是弥漫着碳氢化合物的城市，埃尔夫，道达尔１，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燃料，昂蒂费角的神秘、虚幻的吃人妖魔吞噬了几乎已经隐没的堤坝，高炉里溢出了铁水，高高的烟囱冒出一股股黑烟，与飘飞的“最美云雾”混杂在一起，那是欧仁？布丹２所喜欢画的场景。左边，还是这个都市，以及###尔、高级海滨区和游艇俱乐部。然而，她喜欢围绕着黑岩公寓的这些妖魔，它们好像护着金牛。她觉得这个地方有世界之初的那种潜在的温柔。公寓往往是空着，有时，她希望里瓦，也就是《广岛之恋》的女主角，住在高她两层的地方，她们有一种心灵相通。但在特鲁维尔，尤其是在那个时期，杜拉斯根本不串门。写作足以排遣她的孤独，狂怒得像要吃人一样占有了她。那几年的照片表明她十分专心，只关心创作，关心她所捕捉到的东西，她显得很克制、很认真，目光中甚至有惊讶的成分，写《抵御太平洋的堤坝》时她脸上的那种矫情已荡然无存，那个时候，她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身上有一种朝气，显得非常漂亮。而现在，她像西蒙娜？韦伊３一样严肃，充满了暴力，目光隐藏在厚厚的黑框眼镜后面。

黑岩公寓一片寂静，铺着红色地毯的大厅十分庄严，像棺材一样的玻璃电梯幽灵般缓慢地上上下下，滑轮和转盘的运动展示得淋漓尽致。她围着马塞尔？普鲁斯特住过的房间转来转去，房门上还保留着当年的号码。她凭直觉发现自己深受普鲁斯特的影响，她不懈地探索其精神领地，一直探索得头昏眼花，直到发现它最好的东西，发现那种秘密。她一直想把它买下来，但房东让她等了好久，她画了建筑设计图，与建筑师沟通……

黑岩公寓，仍然是S。塔拉。这个名字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她的笔端，用来指海洋的辽阔和空间的无限，海天相连，浑然一体，大海不再是完全的大海，被海水侵入的陆地有时也像大海。

她甚至喜欢这个城市的名字，因为特鲁维尔就是“洞穴”之地１，她的所有作品都奔向那里。她也知道，洞底深不可测，就像记忆，但她的探寻可不能放过那里。

从童年时代起，这些地点和事件好像就促使杜拉斯走向这条不可避免的认知道路。古代悲剧讲的无非是人生不可改变的命运，命运会无情地走向终结。

第五章　太阳不再为谁而升（5）

她专心地倾听那些挥之不去的东西，显得非常配合。疯狂和孤独吓不倒她，相反，她知道，真理的道路只能通过这种参与来完成。她曾就《洛尔？V？斯坦因的迷狂》接受皮埃尔？杜梅耶特的采访，语出惊人。她回答那位记者的问题时好像在做梦，她也在探询自己的潜意识，珍惜沉默的时光。她似乎无法解释那个故事，陷入了慌张甚至恐惧之中。她知道她刚刚完成的书是她所有作品的象征，显示了神秘的皈依。写书的时候，她发出了叫声，刚刚产生的思想连她自己也感到害怕。如此违反信念，她吓坏了。“我想，”她说，“什么东西穿过了那里，但我没有看清，因为我们可以越过门槛而意识没有清晰的反应，也许是门槛太黑。此后，我便陷入了最黑的地方。让我叫出声来的就是这些东西。”《洛尔？V？斯坦因的迷狂》使她成了一名重要的作家。洛尔的疯狂让读者和世界上所有的心理医生、心理分析学家感到了惊讶。在美国，人们开始研究这部小说，对它进行仔细分析，它成了论文和回忆录的主题，尽管法国的批评对她相当有利，但大学还没有开始研究她。当时的大学生们不能随意根据她的作品写论文，但杜拉斯对她的作品引起的争论不予理睬。她与皮埃尔？杜梅耶特会谈时言辞严肃，清楚地反映了她当时所处的思想状态：惊慌和痛苦。

拉康十分赞赏《洛尔？V？斯坦因的迷狂》中对诊所的描写，当时，他说了这句著名的话：“这个女人她懂。”杜拉斯没有任何的专业经验，却极其准确地写出疯狂的状态，正如她后来第一次触“电”就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电影写作风格。

一年年，一本书一本书，杜拉斯就这样探索“杜拉斯”领地。1965年，继1964年的《洛尔？V？斯坦因的迷狂》之后，杜拉斯开始写同样重要的《副领事》。通过这本书，杜拉斯又与印度的白人们建立了联系，巧妙地把自己的出生地印度###移了位。她现在知道了，一切都来自“童年”。

关于永隆的总督夫人伊利莎白？斯特里特的回忆浮到了上述事情的表面。那个极其漂亮的女人成了安娜…玛丽？斯特莱特，一个年轻的情人曾为她而自杀。她一直萦回在杜拉斯的作品中，甚至进入了《印度之歌》的著名圈子，在华尔兹和卡洛斯？达莱西奥的探戈中，她终于抓住了无形的爱情。“就是这个女人让我明白了事物的双重含义，“她承认说，“也许是她把我带向了写作……”

从此，一切都展现出来了：圣洁的男人，拉合尔的副领事，沙湾那吉沿着恒河行走的女乞丐，疯狂的流浪，巨大的亚洲及其麻风病、贫穷和世界末日的那种死气沉沉。

加尔各答成了恐怖之地，人类和历史的所有恐怖之事都汇聚在那里，这是巨大破坏的起点，也是普遍灾难的原型，“加尔各答起点”甚至妨碍了权力的重建。一切都在旁边重新开始，在无边的沙滩上，在变化不定的新土地上。这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脸上出现了惊慌。在以前的照片中，她的目光里从来没有过这种恐惧，这种忧虑，暴力显得一览无余。她的目光甚至让看她的人都感到害怕。她知道自己能像副领事一样进行剧烈的反抗，做出野蛮的举动。她也会向贫穷、向非正义开枪。

她的读者们不愿意她像副领事那样疯狂得去杀人，人们把她的暴力归因于她的纯洁和压抑。副领事的故事被当作是一个爱情故事，一种不可能得到的爱情。这毫无疑问，但它首先还是文学中控诉一个“走向灭亡的世界”的第一声真正的呐喊。对于世界的没落，谁都不愿意有所动作，宁愿生活在谎言和幻想中。

时间到了1965年。这是嘈杂的年代，暴力在悄悄地形成。杜拉斯“看见了”，“知道了”。大家都很小心。她的语言甜蜜得烦人，让人感到头昏眼花，而这种昏眩是会让人警觉的……

黑暗的孤独能使她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秘密，从此，她将在她创造的三个地方度日。喜欢破败和遗弃，相同的美学观点把它们联系了起来。她喜欢正走向死亡、衰竭的东西，有害的疲惫，悲惨和痛苦的衰亡。枯萎、干死的绣球花，就在黑岩公寓的花坛中采摘的，羽毛坐垫，外面包着已经褪色的茹伊布，旧货市场买的家具，废弃的花园，好像是久远的回忆，让人想起堤坝后面的土地。

。　想看书来

第五章　太阳不再为谁而升（6）

当时，她靠酒精与写作生活，这是一种自我迷失，同时也是坠入一个让人目眩的深渊，她向往这个深渊，甚至不想作出抵抗。孤独和酒精让她与别人越来越疏远，照片上的玛格丽特？杜拉斯都让人认不出来了，她的脸是肿的，身子蜷缩在毛皮大衣里，一副惨状，同时，她也坚信自己肯定进入了写作“绝妙的不幸”之中。她决定接受解毒治疗，但很快又重新酗酒，好像命中注定无法抵挡酒精。不喝酒，就无法与别人见面，见到别人，她又感到厌烦，她满脑子想的都是写作，纠缠着她的写作向她揭示了童年的秘密。她声称在自己的书中“转圈”，但她这样说是高兴，而不是把它当作失败。这正是她所谓的大作家，她认为大作家应该一心挖井，火热的核心就在井底颤动。1967年，她当作“小说”出版的《英国情人》重复了她1960年发表的另一部作品《塞纳…瓦兹省的维亚杜克一家》的主题，她后来很喜欢这样。她喜欢写谋杀，但与莫里亚克式的情节不一样。她想告诉别人的是，人类的行为是神秘的，黑暗是不可抗拒的，任何光明都是无法企及的。

她写小说的方式——质询——使她不由自主地滑向了戏剧，她心里已经喜欢了好多年，因为她发现并且探索了一种简洁、普通而脆弱的语言，这种语言将成为她的符号。一年以后，她把《英国情人》改编成了剧本，与《整天在林中》、《可能是吧》和《萨迦王国》合在一起出版。这是在1968年1月的文学书潮期间。还没有人想到5月份会爆发那么大的事件，尽管武器都已经藏起来。然而，她所出版的书却预示了未来的革命，证明了她所呼唤的乌托邦。她给发现《河流与森林》并且在1965年出演该剧的女演员们送了一个礼物：两个滑稽的剧本《可能是吧》和《萨迦王国》。她决定亲自把这两个剧本搬上舞台，排练是在诺弗勒堡进行的。她来领导演员，后来成了艺术总监，指导玛德莱娜？雷诺、布尔？奥吉埃、米歇尔？隆斯达尔……在排练过程中，她进行了真正的戏剧教学，精雕细刻她新接触的东西，征服一个语言领域，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了信心。“大家都喜欢玩弄词汇，”她对演员克莱尔？德吕卡和雷内？埃鲁克说，“想消灭它，杀死它，让它为另一种东西服务，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拿一个词来，弄空它的意思，给它另一种意思。我说的‘意义的汇集’，正是剧本的定义。”

她不像在战争年代那样活动频繁，而是热衷于凭直觉来倾听这个世界。慢慢地，她对政治感到了悲观，从此以后，这种情绪再也没有离开过她，她产生了一种想控诉的强烈愿望。她不加区分地猛烈抨击“权力机构愚不可及”，语言极富破坏性。她坚信必须消灭政治游戏，在政权到达其黄金时期之前破坏其基础。“当前社会的卑鄙肮脏”给了她强大和野蛮的力量，革命灵感早在1968年5月之前就产生了，像要拯救世界一样。

她坚信自己是这场正在进行的革命主要证人，她早就预见到了，她像个发布神谕的具有幻像的人。为了“重新开始人道主义”，为了创世之初的黎明最终到来，为了找到小时候躺在小哥哥温柔的怀抱中的那种可以说是乳白色的光芒，她说，必须“把那些人都扔给狗吃”，当官的，有钱的，有财产的……

好像是由于这种破坏，具有乌托邦色彩、伊甸园般的童年，这一题材悄悄地从朦胧的遗忘中冒了出来，但这种童年必须穿过暴力和恐惧不可避免的圈子。

此后，好像一切都表明她是对的。社会所不遗余力地呼唤的进步与消费的秘密昭然若揭。相对于诺弗勒堡的孤独，杜拉斯确信另一种神秘的东西，觉得它更适合攫住这个世界，对它进行革新。她一直保持着童年时代的那种幻想，现在变成了现实：必须创造另一种生活。她视若掌上明珠的独子，“小乌塔”，她是这样叫的，也在梦想加德满都的道路和“睡满了人的沙滩”，乌塔成了另一个小哥哥，由于他，世界会得到新生。在这个重新寻找回来的团体中，大家都这么说。这是一个自由的、创造出来的团体，无拘无束，十分幸福。“铺石路下便是沙滩”，杜拉斯可能这样大声地说过。口号是有作用的，大家都知道。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她，在奥德翁剧院，在索邦大学，在遭到破坏的大街上，她心醉神迷地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共和国治安部队的射击，“无辜”的人群，在她看来，那是一些新人种。她的共产主义好像得到了新生，重新注入了氧气。她找回了童年的纯洁和她神话般的真相。

第五章　太阳不再为谁而升（7）

她在这种左倾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即席发言，即兴创作。乌托邦是她的领地，就像密密的丛林中那种充满生机、让人思念家乡的美，她把它深藏在心，那是小时候最后的痕迹。

她在1968年拍的照片很能说明问题。照片上的杜拉斯神情忧郁，像个安提戈涅，目光庄重，甚至有些固执。她浑身充满了暴力，衣着毫无女人味，宽大的毛衣或大翻领使她脸上的线条和身材显得更加凝滞和臃肿。她的头发梳得马马虎虎，剪得毛毛糙糙，一点都不注意。她不打扮自己，全身心地控诉那个可恨的社会，同时，她很高兴能打开一个缺口，对它进行破坏。她已经54岁了，但思想上很年轻，做事的风格甚至像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她说话粗暴，容易冲动，不由自主地和年轻人打成了一片。她想改革社会结构，蔑视各级官员，所以在那个时期，很多人都听她的。毫无疑问，她成了“可耻的小妇人”，也就是《卡车》中那个神经兮兮的女人，“夏约宫的疯女人”。

于是，幻想破灭的杜拉斯创造了一种新左派。由于“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内在生活中”，她说，她要呆在那个空旷而荒凉的空间里。她的这种左派把位置留给了诗歌，留给了那种神秘而萦绕不已的音乐。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音乐，只是他们没有展现出来罢了。同样，这也意味着接近人们渴盼的东西，接近上帝，这个上帝应该在这个她已经预感到的、她所寻找的这个新的空间的什么地方回响。

那个时候，她的小说中带有1968年变化的巨大痕迹，让读者对她感到非常陌生。太难懂了，太抽象了，好像要彻底消灭传统的小说，好像是实验室的练习，新小说派也不会否定这种研究工作。但对杜拉斯来说，共产主义、弗洛伊德的学说、萨特、阿拉贡、罗布…格里耶以及电影，一切都已经显得太陈旧了，已经死亡了，被取消了。写作应该找到自己的自由，走向陌生的“叙述区”。她一生都问题多多，在当作家的过程中也不例外。《摧毁吧，她说》，这部小说的书名完全可以当作是某种信念的象征。

她成了边缘人，这种远离社会的态度使她周围的人都把她当成了“疯子”。她的敌人，有些文学评论家对她的每本书都进行猛烈的攻击，张开利齿想把她吞了。但她毫不在乎地继续走自己的路。“疯狂：话都说到这种份上了，他们还能再说什么呢？”她说。

她采用一种野蛮的分析法，试图不再根据已有的参照物来思考和做事。她想充分展示自己的性格，“没有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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