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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必当速快，有时因需索使费而故意迟延，迫人行贿，曰需索勒掯（勒掯，强迫也）。”从解释中可以看出，官吏通过故意拖延不办而迫使办事者花钱买速度，这与缪尔达尔的意思完全一致。而“需索勒掯”是出现在官方文件中的，所谓“六部成语”，就是中央六部衙门的习惯用语。

以上对“速度钱”的解释都侧重加快办事速度，其实从支付“速度钱”的目的来说，并不一定是为了加快速度，也有要求放慢速度的。这方面的例子，晚清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一个刑部书吏舞弊故事非常典型：

故事说，有一年苏州官方接到刑部的一封钉封文书，按照规定，钉封的文书都是处理斩决犯人的。打开来看，里面却是云南的一个案件，大家觉得莫名其妙，只好把它退回去。直到过了一年，又来了一封钉封文书，这回是真的要处理斩决犯人的。事后大家把这两封文书联系起来，才慢慢知道了里面的奥秘。原来苏州是有一名斩决犯人，这人是富家子弟，三代单传，还没有子女，不幸犯了死罪，刚开始的时候家属多方打点，百计求脱，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但是证据确凿，实在没有办法通融，还是被判了个斩立决，一级一级往上申报了。因为是斩立决，也就是死刑马上执行，这急坏了家里人，因为这要断了后代了。所以从定罪那天起，他家里便使尽了神通，先是把监狱里的人买通了，又出高价买了几个乡下姑娘，轮流到监狱里去陪睡，希望借腹生子，但这种事不保险，所以能够多拖一天是一天。于是又到省里的按察司衙门和巡抚衙门上下打点，让他们想办法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又专门派人到北京去活动，特别是到刑部打点。由于铁案如山，打点也没用，于是花了巨款，买通刑部书吏，请他们想办法，“不求开脱死罪，只求延缓日子”。刑部书吏得了钱，便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来：刚好这一天要发两封钉封文书，一封是送往云南的，一封是送往江苏的，他便来个掉包计，把江苏的案卷放到发往云南的信封里，又把发往云南的案卷放在发往江苏的信封里。等到文书一站一站的送到江苏，拆开来看，知道错了，又一站一站的退回刑部。刑部的官员对此也是莫名其妙，追查起来，知道是封错了，只好等云南的回来再发。由于云南是最远的，所以“又不知等了多少时候，云南的才退回来，然后再封发了。这一转换间，便耽搁了一年多”。

在这个案例中，苏州富豪花钱，“不求开脱死罪，只求延缓日子”（原文如此），他为的是减慢死刑的执行速度。因此，他花的虽然也是“速度钱”，但却不是为了加快速度，而是希望放慢速度。

由此可知，“速度钱”并不一定是为了加快办事速度的，也有为了减慢办事速度的。但无论是加快速度还是放慢速度，目的则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增加支付“速度钱”的人的个人福利。对于收受“速度钱”的人，他们运用的可能是“合法伤害权”，也可能是“合理赐福利权”。如果本来该快而故意放慢速度迫使你花钱的，那可以看作是运用“合法伤害权”；如果本来该快而花钱放慢速度的，那是在运用“合理赐福利权”。

五　“速度钱”及其他（2）

（二）“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是近年中国政府予以严厉禁止的行为。一个典型的商业贿赂案件，案情交待差不多都有一个基本模式：

××年到××年，××人在担任××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事情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共计××万元，另有××万元巨额财产无法说明其合法来源。

解析这个模式，可以发现它有几个特点：⒈“担任××职务”，也就是拥有一定的权力；⒉“利用职务之便”，即利用了权力所蕴藏的“合理赐福利权”；⒊“为他人谋取利益”，××人在这里运用的是“合理赐福利权”而不是“合法伤害权”，能够增加他人的福利；⒋“收受贿赂共计××万元”，因为增加了他人的福利，他人回报以福利；⒌“巨额财产无法说明其合法来源”，这个事实说明两点：一是“合理赐福利权”的运用无处不在，而且能够给他人创造巨大的福利，他人的回报也极为可观，二是回报的方式往往有很多，而且往往不是典型的贿赂行为，难以用典型的腐败行为来看待，因而这些无法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巨额财产都属于“隐性福利”。

“商业贿赂”的核心是“利用职务之便”，“利用职务之便”实际上就是在运用“合理赐福利权”。

（三）买官卖官

“合理赐福利权”的运用在职务升迁——即人们所说的买官卖官行为中表现得更是突出。

晚清某省有个候补县令，因为没有被委任职务而穷得有上顿没下顿，有一天他碰到一个骨董商，商人说：“你不是想富贵吗？为什么不想想办法？”县令没有话说，只是叹气。骨董商说：“我为你想办法，你富贵了怎么报答我？”县令说：“怎么报答都可以。”骨董商说：“我有两只玉镯，一只值五百两银子，一只值八百两银子。前天，某高官的小妾想买我的镯子没有买成，如果你能够送给她，那么职位马上就有了。”县令说我没钱，送不起这么贵重的镯子。骨董商说：“这有什么困难的，我现在借给你，等你到任后，三倍还我就行了。”县令大喜，于是要了那只值五百两银子的镯子送进去。第二天，镯子被退回来，说是圈口太小。县令又拿那只值八百两银子的镯子送进去，这次收下了。三天后，县令得到了一个肥水很多的职位（“优缺”）。（丁柔克《柳弧》卷四）

在这个“送镯得优缺”的故事中，县令通过送礼得到了一个好职位。所谓买官卖官，道理与这个故事完全是相通的。买官卖官之所能够实现，首先在于上级有“合理赐福利权”，一个职位给谁不给谁他都是合理的；但是对于下级来说，能不能得到职位、得到什么样的职位，对于个人福利来说却截然不同；为了增进个人福利，他必须以增进上级（或能够影响上级决策的人）的福利以赎买其行使“合理赐福利权”。

时下所谓“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其实也是在运用“合理赐福利权”——他可以“提拔重用”你，这增加了你的福利，那你也得增加他的福利——“又跑又送”。“跑”可以看作是表示尊重，这是精神性的，增加他的“福”，“送”当然是可以货币化衡量的“利”。不过，“跑”和“送”有时也可能比较特别，比如“性贿赂”。

（四）“性贿赂”

《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9月份的一篇文章提到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年轻干警两年升处级”的案例：“2005年6月16日，深圳罗湖原公安局长受贿案在深圳市中院一审宣判，安惠君因受贿罪获刑15年。虽然法院最后的判决书中只认定了其收受金钱贿赂的事实，但在此前安惠君早已因‘性贿赂’的传闻而受到媒体的关注。深圳市检方人士曾透露，安惠君个人生活糜烂，甚至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在罗湖政法系统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安惠君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员单独跟随她外出，其间向英俊下属作出性暗示。如顺其要求，回深圳后将迅速升迁；反之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练’。多名知情者证实，该分局年轻英俊的一位警员与安惠君关系密切。而他从副科被提拔到正科，再到副处、正处，仅两年时间。此人2004年10月也因涉案被‘双规’。”（《职场危险“性游戏”：年轻干警两年升处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五　“速度钱”及其他（3）

在这个案例中，女上司对男下属拥有“合理赐福利权”，男下属如果顺从其意愿向其提供“性贿赂”，那么就能够迅速升迁，否则升职无望，“有待磨练”。按照正常的情况，一个副科级干部即使比较顺利，升到正处的位置估计至少也得十年八年，有些人甚至终身无望。可是这个案例中的警员仅仅用了两年时间，这说明女上司不仅运用了其“合理赐福利权”，而且是滥用了这种权力。如果不是滥用这种权力，该警员同样比其他警员可以获得升迁的优先机会，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大概也就不会那么受人非议了。

上述职场危险“性游戏”案例中的“性贿赂”比较特殊，是女性领导向男下属索取性服务，当然这类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少见，著名的如秦始皇母亲和嫪毐的关系，武则天和薛怀义的关系等等。不过，就一个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的男权社会来说，由于权力大多掌握在男人手上，所以索取“性贿赂”也大多是男方向女方索取。当代这种现象最突出的可能是影视圈，男导演向女演员索取“性贿赂”的传闻层出不穷，似乎已经是公认的“潜规则”了。其实不仅仅是影视圈，其他领域也大量存在，近年来媒体披露的事就不在少数，不仅发生在社会上，也发生在历来被视为神圣之地的大学校园里面。著名学者周国平先生在《岁月和性情》一书中就提到这种事：“学界的腐败不止于此，耳闻的一些情况使我瞠目结舌，某些教育从业者的灵魂堕落简直骇人听闻，竟然利用在招生、考试、毕业等事情上的权力索取贿赂，包括索取性贿赂。”

性贿赂的索取方是权力拥有者。权力拥有者之所以能够索取性贿赂，是因为他们手上有权，这种权主要是“合理赐福利权”，即能够给对方提供方便，增加对方的福利，以此为交换条件来索贿。比如说导演，他有权力用这个演员，也有权力用那个演员，这在他来说属于合理选择权，谁没有被选上都不能说损失了福利，因为出演不出演本来都不是法定福利。但是能不能出演对演员来说却极为重要，因为出演一部影视剧可能带来可观的福利——不仅包括报酬等物质性的“利”，还包括名气、受人追捧等精神性的“福”。因此，导演选择某演员出演主要角色，就等于是赐福利给演员。在这种利害关系中，演员为了换取出镜权，“献身”艺术就成了一种双方互利双赢的格局。至于其他领域，像周国平先生提到的招生、考试、毕业之类，情况基本上一样，其前提都是索贿方拥有“合理赐福利权”。

在人类的社会行为中，互利双赢是合作的前提，因此通过赐福利给他人而增加自身福利的做###越来越普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解释人的自利性时说：“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因此，对双方都有利的“合理赐福利权”有交易的功能，必然具有更广阔的运用空间，比之“合法伤害权”，会越来越有市场。

一　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1）

晚清学者薛福成说，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他会投四个人的票：汉代的汲黯、唐代的宋璟、宋代的包拯和明代的海瑞。（《庸庵文补编》卷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汲黯和宋璟的名字比较陌生，即使开出一份个人履历表来，大概也没有耐心去了解清楚。因此，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清官，相信绝大部分人会把选票投给包拯或海瑞。

清官，是清廉之官。但怎么样算清廉呢？清廉是个抽象的概念，就人们的感受来说，生活上的贫穷似乎更能说明问题。海瑞死的时候，在都察院（相当于监察部）工作的同事王用汲到他的家里，翻箱倒柜，仅找到十几两银子，办丧事的费用都得朋友们凑份子，可见他的确是穷，穷得让人肃然起敬。

海瑞的同事中有一位姓陈的御史（相当于纪委的处级干部）。陈御史经常让差役拿着“红票”到市场上去买米，只付市价的一半。这种做法当时很普遍，并不是陈御史一个人这样干，老百姓对此是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差役奉陈御史之命去买米，刚好这个米店的经纪（经理）家里有个见过点世面的何秀才，何秀才认为这不合理，便拿了“红票”到都察院去告状。海瑞得到状纸勃然大怒，想加倍处罚陈御史，煞煞这种歪风。由于都察院的御史同事们恳切求情，陈御史终于免受处罚。但是海瑞却采取了另一种惩罚方式：先是把拿“红票”买米的差役打三十大板，革去其当差的资格，再把他枷号在陈御史办公的衙门前，以羞辱陈御史。陈御史因此名声不好，他对海瑞自然也是恨之入骨。到了海瑞死的时候，陈御史看到海瑞如此清贫，实在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见刚峰受用之清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于是说：“我不再怨恨他了。”（“回吾怨恨之心矣”）（周晖《金陵琐事》卷一）海瑞的“清苦”终于感动了原来对他恨之入骨的陈御史，可见就清官来说，没有什么比他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更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了。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1〕

海瑞为什么穷？按照吴思先生《潜规则》一书的解释，这主要是明代的低工资制度惹的祸。清官不受外财，守着一份死工资过日子，而工资又低，那就只能穷了，这很好理解。进一步推论，因为穷，收入不够用，只好去贪污受贿，因此低工资制度成了明代官员“当贪官的理由”，这也符合逻辑。但是，这个观点却是不能轻易相信的。

海瑞（1514—1589）做为政治明星的高调出场，始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出任浙江淳安县令一职，这时海瑞已经45岁。淳安任上有一件非常著名的买肉事件，历来将它作为海瑞贫穷的依据：“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二斤肉！’”（《潜规则？当贪官的理由》）此事见于《明史》记载，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它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是，海瑞是不是真的穷得买不起两斤肉呢？

当时买两斤肉需要多少钱？根据海瑞自己的说法，“猪肉二十五斤，价银五钱四分”。也就是说买25斤猪肉需要两银子，一斤为两，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也就是元，不到10块钱。由于海瑞可能是回民（因为有人认为海瑞的曾祖父海答儿可能是回民），我们假定他买的那两斤肉是牛肉。当时牛肉的售价，是“牛肉二斤，价银四分正”，一斤两，比猪肉还便宜一些，算下来每斤也就是大约元，还不到9元钱。

海瑞会穷到付不起18元钱买2斤牛肉给母亲过生日吗？

明代官员的正式工资很低，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币”，这个标准是明朝建国初期的朱元璋时代确定和执行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朝廷发给官员的俸禄并不是全额的大米，还有折色，“正七品的县太爷每年实际领到手的是12石大米，两银子，360贯钞。（参见万历《明会典》卷三十九）这360贯钞，名义上顶了36石大米（10贯钞折俸1石），但是较起真来，由于钞法不行，货币严重贬值，这笔钱在市场上未必能买到4石大米。这样计算起来，明朝知县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130元人民币。”〔1〕每个月1130元的工资的确不算高，但似乎不至于买不起十来块钱的两斤肉。

一　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2）

海瑞除了国家发放的工资之外，还有一些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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