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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煤、炭　　　77两

房租　　　　　　　　72两

抓药、人参40两

糕饼面食　　　　　　　150两

衣饰　　　　　　　500两

其他　　　　　　　　80两

社会交往费用馈赠　　　　　　　　　　　200两

犒赏　　　　　　　100两

饮宴　　　　　　　160两

娱乐　　　　60两

文化生活费用购书　　　　　　　200两

其他　　　　　　　　　　　　30两

特　殊　费　用买妾　　　　　　　18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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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计　　　　　　　　　　　　　　2000两

家庭日常费用，共花费了大约1000两银子。这其中，用于日常生活之必需的各项花费大约250两，占四分之一。此中房租按月支付，其他各项，如米、煤、油等，按照京城商家的习惯，是平时赊账，过节时——端午、中秋、春节结算。

生活中花费最多的是添置衣饰，花了将近500两银子，占到了年度家庭花费的一半，非常可观。食不厌精，衣不厌美，六十岁的李慈铭似乎对此还挺爱好和讲究。闰四月二十五日记：“四月间制珠毛皮小貂袖银红江紬袍一领。平生衣服，无此都丽也。以袖甚佳，有承平密致之风，团花绣球，俨然宫体。”此袍虽花去他20两银子，但他没有心疼，反而颇为得意，称“平生衣服，无此都丽也”，听口气，似乎此件衣服是他最满意的一件了，但实际上这件衣服并不是他本年花钱最多的一件。

社会交往费用，主要是几个方面：馈赠、犒赏、饮宴、娱乐等。其中红白喜事的人情往来，节日对师友、亲属的馈赠，以及对朋友家庭的周济等项，花去他200多两银子。犒赏车夫、厨子和酒店伙计等花去了约100两，付给各个饭店的平时聚会饮宴方面的钱则有160多两。娱乐性活动所花的则有60多两。吃饭常去的酒店，有宜胜居、万福居、便宜坊、庆和堂、福隆堂、轩翠舫。他有一帮比较固定的朋友，或是同乡，或是同年，或是同事，人数不多，一般刚好凑成六七人的一桌，或是他约朋友，或是朋友约他，三天两头就有宴饮。当时下一次馆子吃得不错也不过是花二三两银子，而他一年之中就花了160多两，可见次数之多了。最忙的是十月十九日这一天，从下午到晚上忙着“赶场子”，下午先去庆和园听戏，傍晚去宜胜居吃饭，饭没吃完，另一帮朋友又催，他只好过去，直闹到三鼓才散。

娱乐性活动主要是听戏。他去戏园子的次数并不多，主要是饮宴时叫人来陪，其中有三个人是常常来的，艺名叫霞芬、梅云、素云。其中霞芬与他关系非同一般，几乎每次聚宴必到，还有多次聚会的地点就在霞芬家里，而他每次必在日记里记下来。这一年，他送给霞芬的钱就有44两银子。霞芬有时也到他的住处去。

这个霞芬当年在京城的梨园界可是个人物，他是梅兰芳祖父梅蕙仙的入室弟子，人称“花榜状元”，也就是唱戏的头牌演员，如今的“名角”或“大腕”。只是当年唱戏的没有社会地位，被称为“优”、“伶”或“戏子”，不像如今被尊为表演艺术家。当时唱戏的演员没有女性，唱青衣花旦的都是些面目清秀的青少年，由于像个姑娘，所以称为“像姑”，后来被讹称为“相公”。

由于清代法律规定官员不能狎妓宿娼，但没有禁止与伶人的暧昧关系，所以“养相公”成了京城文士的一种时尚，李慈铭也是“好这一口”的。与李慈铭关系非同一般的京城名伶还不止上面几个，钱秋蓤、傅芷秋、时琴香等人也都是与他有来往的。

文化生活费用方面的花费也不少，主要是买书，花了约200两银子。买的书有明刻本《初学记》，殿版“三通”（《通志》《通典》《通考》），南监本《辽史》《金史》、《明史稿》，以及《唐摭言》、《苕溪渔隐丛话》、《万历野获编》等，其中“三通”费银最多，需92两银子。买书的方式，有时是自己到琉璃厂书肆去买，有时是书商自己送上门来，来往最多的是琉璃厂翰文斋。书钱也不一定马上付，说好价钱之后可以先支付一部分，过一段时间再结余钱。

此年稍显特殊的一项支出是买妾。买妾是四月二十日的事，花了180两银子。此妾姓王，20岁，卢沟桥人。日记里多处留下“夜王姬侍”的记录。日记详细到了哪位小老婆陪睡都要记下来，这大概也只有李慈铭才会这么干。李慈铭本年有一妻两妾，其中一个跟随李慈铭已十年的小妾在二月份离开了，过了不到两个月之后买了这个年轻的小妾替补。

从李慈铭的年度支出项目中可以看出，李慈铭的日子过得相当不错。消费中日常生活之必需的各项花费不过是250两银子光景，只占到总支出的八分之一。如果把这些支出视为消费结构中的生存消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消费并不高，对李慈铭来说没有任何压力。他的钱大多花在享乐性消费上。如果按照现代考量生活水平标准的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消费支出总额）计算，他即使不在系数≦20的极度富裕之列，至少也会在系数20—40的富裕水平之中。

三　京官哭穷现象（1）

光绪十三年李慈铭的生活和收支结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清代京官生活的典型案例，案例的后面则隐藏着帝国社会的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京官哭穷现象。本年李慈铭得到了135两银子的薪俸和养廉银，以及几石米，这些收入对于他的生活来说是车水杯薪，根本就不够用。但是，本年度官俸方面的收入对他来说已经算是高的了。本年因为已经实现历史性的突破，结束了在户部十几年的“行走”、候补生涯得以实授官职，此前所得更微，“行走”是没有薪俸的，候补最多也只有几十两。实授官职之后薪俸也只有一二百两，相对于年度开支来说，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于此也可看出，正式工资远远不够生活开支，仅仅依靠官俸生活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京官们也不指望以此为生。

京官即使做到各部的“一把手”——尚书，官至一品，已经是高官显宦，薪俸已经封顶，但每年俸禄也不过是俸银180两、俸米90石，即便没有因为筹措战争费用等原因而予以打折发放，再加上同样标准的“恩俸”（恩俸加上原来的俸禄叫双俸双米），所得仍然是有限的。而支出，张之洞曾经说：“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请加翰詹科道津贴片》）一天最少也得一两银子的用度，正式工资没有多少人能达到这样的最低标准。李慈铭的历年花费，从记载来看，以本年最高，其他年份，直到三年之前，都没有突破千两银子大关，而此后则都在千两以上，但在1500两以下。以此看来，正式薪俸无论如何都是不够开支的。

京官靠工资生活肯定是不够的，其他的收入又不稳定，这就使得时时有告穷之忧，京官哭穷也就成了一个突出的现象。从这个角度讲，京官的穷是真的，他们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不得不哭穷。李慈铭在光绪十年主讲北学海堂之前，每年都是入不敷出，靠典当和借钱过日子。北学海堂请他当主讲并给予丰厚的报酬，有李鸿章特别安排的用意，给他年薪1200两银子，也是当时同类职务的最高纪录。南京的钟山书院，由曾国藩主持修定的章程规定，书院山长每年可得到的报酬，是800两束修，160两伙食补贴，24两节敬，共984两。（《续纂江宁府志》卷五十七）书院山长相当于校长，主管全院事务，年薪也没有超过千两，天津书院给予李慈铭的应该说是特殊的礼遇了。

有人认为，李鸿章给予李慈铭这样的待遇，是因为李慈铭的名气和信口月旦人物的性格起了作用，李鸿章不想遭到像他这样有影响力的清流人物的批评。李慈铭也的确没有批评过李鸿章，即使后来身任御史，别人都对李鸿章提出激烈批评的时候他都一直三缄其口，时人都认为这不正常。所谓吃人的嘴短，书院的束修解决了他的生活难题，他不能不记这个情。问题在于，即使这些束修只是对他的学问和教学工作的合理报酬，那也只是像他这样的著名学者才有的收入，其他官员既没有他这样的学问，也就不可能有这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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