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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任志强：我觉得我的定义还是在企业上，为什么我们能提出这些学者提不出来的问题？是因为有一个平台。要没有这个平台，我是提不出来的。你不要以为我有多少本事，我的本事是源于我有这么多资源。

我们有很多协会，比如中城联盟等很多商会，它们有更多更多的企业跟我做的是一样的，它们可以反映出很多很多共性问题，而不是我一个企业单独遇到的问题。这样我才有条件，有可能去做这样的一些修改和评论，或者说是我们能提供一些资料和研究报告，否则我们是没有基础的，你要单独说我脱离企业这个平台去做一个学者，我觉得没有根了。

我不是经济学家，他们有充分的理论，找一个样本就能分析出来很多的东西，我是需要用一大堆实践的东西，来抓出其中的一点、两点。这两个角度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有系统的理论知识，用系统的理论知识、用无数个工具测量经济的成分，我们反过来是从每一个成分里头得出来结论，应该是这样一个组合才是最好的，所以这两者是一正一反的东西。

你要说完全让我脱离实践以后去做这种事情，我也不行。我和他们不一样，他们脑子已经很满了，而我还等着实践去填充。

任志强的逻辑（14）

苏小和：这刚好反映了一个现实，就是有可能我们的学者太书斋了。

任志强：也不完全是。我们经常要就一些问题去请教学者们，像天则所的会议他们会请我去参加。为什么请我参加？因为我是从实践的角度去提出问题，对他们有帮助。他们从理论方面提出问题对我也有帮助，两者互动。包括五十人论坛，这都有互动帮助。也有一些企业家做理事，出钱，让经济学家来干这个事，然后两者互相参与，直接地讨论对撞，提出不同意见，防止你犯错误，也防止我犯错误。

苏小和：我看了你的书，纯粹从学院的角度来看，给我的感觉还是太碎，太迎合市场，太迎合热点。我跟你聊了这么久，感觉你还是有可能，也有能力让自己的学术体系化、学院化的。为什么不这样做？

任志强：因为我们是实践者。我们肯定会注重和实践相关的事情，我要提出的问题和我的现实没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就没意义了。

我不是一个理论学家，我要承担经济责任，承担经济责任的前提就是说我必须让现行的政策对我的经济责任有一定的益处，所以我会更多地分析现实的东西，这些政策对我的企业的运行和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我更多是偏重这个东西，我不是把它搁在一个高深的理论角度，我要对政策提出批评，某个政策可能对市场不好，或者这个政策有利于市场发展。但是经济学家可以不管这些。我们认为很多经济学家是看数据、喝茶，他并不知道底下已经失业人员的一些困境。

苏小和：经济学家可能更多地来自于对历史的考量，而你更多来自于对当下的关注。

任志强：经济学家不知道每一个员工的工资收入或者失业时候的处境。他们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说出话的时候可以负责任，也可以不负责任。他说我不是决策者，我只是建议。如果这样让决策者按照他的意见做的决策，可能是一个失误，让更多的人失业。我们可以看到《劳动法》，第一个倾向是公平第一，现在倾向于保护就业，看看那些细则，细则实际上已经和原法有一个转变，从保证公平开始转变为保障就业。

苏小和：中国人这几年一直在公平和效益两方面吵架，一直左右徘徊，不知道怎么做。

任志强：这两者之间造成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因为坐在办公室里头不知道情况。如果严格地按《劳动合同法》执行，第一要检查的就是我们的奥运。奥运有多少人在加班？所有人都是超时的，但是他又是志愿者，你又不给他钱，正常工作人员你也不给他加班费，对不对？这没有办法检查的。

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

苏小和：我曾经在《南方周末》写过田溯宁，当时写的时候没有去跟他沟通，只是围绕一些材料，做了一个评析。一年以后，他说：“小和，你的文章我有印象，你写出了我自己一直想说但不方便说的话。”田先生在网通做了八年，最后基本上是以失败退出。现在网通这个企业基本上处在一个烟消云散的状态。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真为田先生惋惜，因为田总很有才、很有激情，网通是他在中国的最大产品，可是他做这些事情出了问题。你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任志强：我觉得他可能一开始爬得太高了。什么意思呢？作为企业管理者，我们是从最底层一步一步上来的，没有一个环节是空缺的，但是他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走过。可能一开始就因为他的层次、管理能力或学识，让他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我们发现企业管理者中很多是这样。比如牛根生，他这个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迅速地变成一个国内知名企业，是因为牛根生在每个环节都干过。这种干部和完全知识型的干部不一样。比如说张树新，她如果当时坚持下来，可能未必比新浪差。但是机不逢时，这些人可能都会遇到一些问题。类似这样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从国外留学这一派里头，有很多是出于这种情况的。他想的很多东西是理想化的，确实应该是那样的，但是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至少短期内做不到，中国的制度环境和美国的环境不同。

苏小和：好像是缺少一种妥协的精神，缺少了一种媚俗、逢迎的品质。真不知道这样的总结是正剧还是反剧。

任志强：可能有的时候需要在企业的实际过程中去妥协，比如我说我不是爷爷，我是丫鬟，在国有管理面前你就是个丫鬟，不能变成是爷爷了。

苏小和：请你给我们推荐你最喜欢的、对你影响最大的三本书。

任志强：周其仁的《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现在来说，这几年里头他可能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经济学家。政治或者法律方面，杨奎松的民国史解密系列我很喜欢，对重新认识台湾、认识国民党、认识共产党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另外一本就是《权力与繁荣》是奥尔良、苏小和05年在上海人民出的那本写？“世纪人文系列之书”。我觉得比较贴近于我们现在的制度改革，特别强调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和政府，这本书不是太厚，但是正好解释出我们现实制度中的许多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你刚才讨论的我们是不是市场经济，还有政府救不救市的问题，应该什么时候救；怎么做，如何看这些问题。

我看的书太多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国人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看历史的时候，应该从正反两面去看，有人评论好，有人评论不好。要有一个思辨的过程。比如说范文澜和郭沫若永远是对立的。这些东西会让读者很矛盾，但是通过这些历史，错误的东西现在开始有反对意见，给你一个提示，让你去想，这个很重要。最主要是你要知道，有人这么看，有人那么看。这些东西看多了以后，才会明白不要轻信别人说的。

苏小和：你这样说我挺感动的，这提醒我们一定不要盲从。大多数人的认知错误会演变成大多数人的暴力，我们要警惕。

任志强：对，非常非常误事，而且我们的领导往往从一个所谓的简单民意来做决策，这更是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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