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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自然界更严重的报复还在后面，不要以为科学可以对付一切，人类只有首先学会“做人”，才有真正的安全。

大气层的漏洞

如果全球升温的预测最终是准确的，恒河口将是未来的半个世纪遭受损害较严重的地区之一。地球气候的变化与我们在最近两三个世纪消耗的惊人的矿物有关，这几乎是不成问题的。无论专家们的预感是否应验，无疑，煤、油和天然气的燃烧使大气层的二氧化碳负担急剧增加。植物自然产生的二氧化碳和腐烂蔬菜、动物消化系统所释放的沼气，吸收了太阳的热量，否则这些热量会以红外线的形式反射回太空。自然的“温室气”使地球温度保持在平均15℃，并有助于地球上生命的生长。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由工业烟囱和内燃机引擎倾泻出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氮，给20世纪造成了越来越重的负担。自17世纪中期开始，地球温度逐渐上升，最近100年上升了大约℃。1995年国际气候变化专门研究小组（IPCC）的一份草案则描述了21实际将出现的情况：

由于冰川和南极部分冰层的溶化，海水增多，水温升高，海平面将上升2米。海水将淹没广袤的低洼海岸，包括尼罗河、恒河和密西西比河在内的大部分三角洲，美洲大西洋沿岸的大部分海滩，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和一些岛国，如马尔代夫群岛、塞舌尔群岛、库克及马沙尔群岛。十亿多人将迁居，或许还要多得多。

地球平均气温的上升，不仅直接危害人体的健康，也使许多古典传染病“复活”，并在纬度上分别向南北方向推进，挪威、加拿大出现疟疾就是明显的例证。需要注意的是，类似的威胁对每一个国家都存在，只是表现不同而已。

气候…生物…瘟疫

在历史上，有两种主要的古代自然瘟疫病菌携带者（和一种中间携带者），瘟疫就在这些具有高度免疫力的野生动物间无害地传播。喜玛拉雅山脉和非洲中部及东部（以及中世纪的亚洲大草原），曾一度是在数个世纪里席卷欧洲以及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瘟疫的终极发源地。

如果非洲东部地区是瘟疫的一个古代病源区的活，那么为什么瘟疫会在公元6世纪的第二个25年里，突然从病源区当中爆发呢？为什么它会在半休眠了数百年之后，訇然开启其细菌库的大门，继而如洪水般淹没这个世界呢？

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幸存的瘟疫病源区所进行的调查证明，大多数瘟疫的爆发都是由突发而剧烈的气候变化引发的。在严重的干旱之后继之以正常的天气，也会引起瘟疫的爆发；大规模的过量降雨，特别是在干旱之后发生这样的降雨，则最有可能引发瘟疫的四处蔓延。

在发生“大规模的过量降雨”的情况下，植物的生长大大增加。这样，就有了更多的食物，而野生的、“具有瘟疫免疫力”同时又是瘟疫病菌携带者的啮齿类动物，则会大量繁殖。啮齿类动物的数量达到了如此庞大的地步，以至于它们相对于以它们为食的食肉动物的生存率大大增加，并由此引发繁殖激增。为了寻找它们的草料领地，啮齿类动物的活动区域必然扩大。同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些携带着瘟疫的野生动物便无情地向外扩散了。很快地，这些生物与其他没有携带瘟疫的啮齿类动物有了接触，进而将疾病传染给人群。

在发生“干旱”的情况下，由于缺乏雨水和食物，野生的“具有瘟疫免疫力”同时又是瘟疫病菌携带者的啮齿类动物以及体型较大的食肉动物大量死亡。但是，一旦干旱结束，较之繁殖速度较慢的食肉动物而言，啮齿类动物以其快速的繁殖速度、更多的产仔量以及更短的孕育周期，得以迅速恢复其数量。这样，在几年之内，狩猎者与猎物之间巨大的不平衡，就会向猎物一方倾斜了。繁殖激增的情况由此发生，而瘟疫大量滋生的啮齿类动物则如野火般蔓延开来。

所有的情况当中最具戏剧性的，还是发生在严重的干旱继之以激增的降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情况恰恰与非洲东部地区在530年代世界范围的气候混乱期间所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据我们所知，瘟疫源自非洲东部并在541年登陆埃及。瘟疫需要气候的激发作用，以将其从地处偏远的“野生动物”库中“解放”出来。另外，一次大规模的世界范围的气候紊乱，确实就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携带有瘟疫病菌的啮齿类动物与其他的动物，在这一过程当中就像离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凶猛。

历史留下了6世纪在地中海地区东部瘟疫所造成的死亡率情况以及有关6世纪不列颠岛西南部的定居地湮灭的证据。另外有记录表明，在欧洲北部，其中包括不列颠岛西南部，瘟疫的传播比温暖、干燥的欧洲大陆南端更为容易，更为迅速。在干燥的地中海地区瘟疫病菌只能生存数分钟，而在潮湿阴冷的天气下，瘟疫病菌的生存时间长达几个小时。不论是干燥的地区还是潮湿的地区，都会因跳蚤的叮咬传播而感染瘟疫。但是，除此之外，不列颠岛上还更容易受到空气传播的瘟疫病菌的感染，这些瘟疫病菌根本无需跳蚤叮咬传播的帮助就能使人直接吸入。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瘟疫和一个地区的气候和生态之间的关联。

城市：病菌的天堂

也许比疾病影响历史更为微妙的是，人的行为能将时疫扩大到非常的规模，为“慢性”病（比如爱滋病）的扩散打下基础，这些疾病不是突然出现或隐退，而是需要很多年才出现症候。对这些灾难“贡献”最大的当数城市。在历史上，中心大都市一直被当做人类最杰出智慧的磁铁，城市的增长力历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繁荣的标志之一。都市吸引了无数的人，却也是人类最古老的敌人——细菌的聚集地。

细菌在城市密集的人群中繁茂滋生，因为那里的人们经常保持身体的接触，吸入别人呼出、咳嗽或打喷嚏的废气，有范围很大的潜在的性伴侣，他们从当做排水沟用的河里取水饮用，垃圾多得难以处理。在这么熟悉的人群中一个人直接或间接地要接触那么多人，于是，已经在水中、废物、房屋、家具和食物中滋生的细菌，便会像一场烈火在烘干的大草原上迅速蔓延开来。

在繁荣的城市，有众多人住着光彩豪华的住宅，却也有无数的人仍然在没有活水和有效的污物处理的条件下生活着，而这正是细菌的天堂。房屋不足异常拥挤的贫穷城市，更易被感染。“如果罗马贵族偶尔由于水道中的细赤痢，”医学记者劳瑞尔·加瑞特写道，“下游的平民肯定要遭受贵族感染后的废物造成的双倍的细菌危害。”

1853年8月末在伦敦的布罗德大街，那个小小教区中两周内便死了700人，著名的医生约翰·斯诺发现霍乱空前肆虐是因为人们都在用同一个污染了的水泵取水，他劝说教区行政长官拆除了瘟疫中心的布罗德大街上的民用水泵，这才使那里住户和工厂都逃过了劫难。这是一个不算太古老但很经典的故事。现在在大多数城市，用水泵取水的是不多见了，但是，如果我们用水泵借代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生活设施，那我们和1853年的布罗德大街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尤其重要的是，现在的城市系统越来越庞杂、越来越官僚，一个医生就可以让城市当局改变既有的设施，这几乎是天方夜谈。

在城市，公共化的程度越高，流行病的通道就越多、越通畅，一旦流行病获得传播通道，它将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和毁灭性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尤其在居民没有任何自然防线来抵御微生物入侵之时。

西方城市今天整体上已经非常卫生了，但仍是致命的微生物的滋生之地，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变得严重。历史学家阿诺·卡伦指出：“两个世纪以前，世界上98％的人是农夫和村民。很快有一半的人成了城市人，许多人生活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这样城市的水、垃圾处理系统、基础设施、社会秩序和公共健康规划的使用是超载的。”

那些最易受到新型细菌感染的将是大城市中“丧失免疫力的人和穷人”。卡伦警告道：“如果年轻人缺乏食物，没有工作和希望，他们就会变成社会和医疗业的定时炸弹，变成疾病的传播者。”

引言

自古以来战争就是瘟疫的放大器和开路先锋。14世纪蒙古军队首领詹尼伯格在一场攻城之战中把患有鼠疫的士兵尸体抛入城中而引发更严重的鼠疫，詹尼伯格因此背上了千古骂名，但上个世纪40年代日本在中国投放细菌导致瘟疫却没有受到太多的指责，这体现了人们对待历史和现实的矛盾态度。在生物科技发达的今天，制造一场瘟疫易如反掌，1美元的成本就可以让1平方公里范围的生物化为云烟。恐怖主义组织掌握着大量毁灭性的生化武器，生物科技提供的“复制瘟疫”的可能性也许是我们人类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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