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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只跳蚤为了寻找血液而跳到何种动物身上，其饥饿状态都是永远不可能有所缓解的，它只会继续觉得饥饿难耐。因此，这只跳蚤只有快速地从一个宿主身上转移到另一个宿主身上，吸它们的血，同时在其永远不可能完成的“饥饿之旅”中将瘟疫传播了开来。疾病由此找到了自己的传播途径。

猴子的罪孽

人们对于爱滋病成因历来争执颇多，后来科学家们发现非洲猴携带的病毒与HIV　（人体免疫缺损病毒）非常相像。对HIV—2的DNA分析显示，它非常近似于一种猿身上的病毒；而白脸猿的地理分布也与HIV—2的人群分布非常匹配。

至少有三种可能的方法能让猴类病毒跳到我们之中。猴子是许多传统非洲社会的重要食物来源。当人类侵犯它们的林间栖息地时，绿猴独特地改变它们的进食习惯，去垃圾、食品仓库甚至人的住屋里寻找食物。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一小滴几乎肯定无人注意到的猴血，可能会触到人手上因疏忽而致的伤口——于是病毒便跳了过去。也有人类学家报告说，在大裂谷湖区生活的一些人——今天是非洲爱滋病发病率最高的人群——愿意用猴血注射他们的生殖器、大腿和后背，相信这样能增加性快感。另一种可能途径是大量的绿猴交易，主要是用于美国的制药业，在二战之后兴旺起来的这种行业为病毒从动物跳向人类提供了无止境的机会——在非洲、美洲，或它们之间的什么地方。但是无人真正知道何时、何地、多么频繁地、真正发生这样的跳跃。

当然，猴子还是许多种流行病病菌的原带者，比如黄热病、睡眠病、埃博拉热、欧尼恩热等等。

引言

瘟疫无国界，许多流行病都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横扫全球，而每一个地方也许都有专属的“地方病”。大部分的瘟疫都和气候的变化有关，许多古典的热带流行病正在沿着纬度向两极推进，并且沿着垂直方向往上攀爬。受到人类污染的海洋生物，除了大量的死亡和自杀之外，它们已经成为最可怕的病毒原带者，1991年利马霍乱就是海藻对人类的报复。我们生活着的城市是病菌的天堂，可是表面的干净却掩盖了这一事实。与古代和近代不同，现代化的城市更禁不起瘟疫的袭击，这主要是我们的“都市生态”决定的。

一方水土一方病

历史上许多地区的“地方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里的生物结构决定的。环境的局部细节能影响各种不同蚊子的相对产量，这是造成地中海某些地区有疟疾而另外一些地区却没有疟疾的主要原因。关键的变数包括，该地区是否拥有适合某种蚊子的水质。有些种类的蚊子幼虫喜欢流动的水，讨厌静止的死水，有些蚊子幼虫则喜欢咸水，讨厌淡水。水中含有或缺乏某些微量成分，可能是决定某地是否会盛产某种蚊子的关键因子。除了地中海地区疟疾分布之外，还有其他的例证，比如在欧洲地区，最有“攻击力”的疟蚊就偏爱吸食牛血，只要牛血来源不匮乏，它们便会对人类宿主“视而不见”，因而传染链就自然中断，因为牛并不会感染和传染疟疾。

在古代也许没有人能阐释决定“疟疾在何处、以多严重的方式干扰人类活动”的关键变数。而在现代，单凭一些似乎微小的细节，就足以界定地中海地区的疟蚊感染区域，并且可以做出一般性的史学观测：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当地中海沿岸开始出现文化扩张过程时，比起已开发的爱琴地区以及东地中海区域（叙利亚、巴勒斯坦），要不是较为干燥（比如北美），就是较为凉爽（比如黑海沿岸、意大利部分地区以及一般的西地中海）。而上述两区域种天然环境都很容易阻止疾病强化，虽然当地人口密度正在增加。

在某些地区，疟疾无疑对人类具有毁灭性。希波克拉底对于长期疟疾患者的描述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饮用过它（指静滞的死水，他认为这正是导致疟疾病征的祸首）的人，通常都带有肿大、僵硬的脾脏，以及又硬、又瘦、又热的胃，然而他们的肩膀、锁骨及脸颊却憔悴不堪；事实上，他们的肌肉已经分解来喂养脾脏了……。”大城市一旦染上它，无疑也会变成强化疾病流传的中心，结果，人们的生命明显地缩短。但是，纵然如此，地中海区域在朝向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依然可以算是一处对人类而言相当健康的地方。

这样的历史观测对于我们现在，有一种很微观的指导意义，创造局部的抗传染病的环境是很重要的。毫无疑问，虽然我们一再强调，现代化的交通，比如十几个小时就可以绕地球转一圈的飞机以及速度日益加快的火车和汽车等等，会加快许多流行病的传播速度，扩大其传播范围，但是，我们也强调，在现代，扫荡式的流行病比以前相比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即使在两个地区出现某种传染病，与这两个地区相邻的地区仍有可能幸免，这就是局部屏障的防护作用。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小巧”的道理，即使在一个传染病正在流行的城市，也会有一些安全的家庭和个人，他们的营养状况、卫生状况、心理状况都有可能成为他们躲过传染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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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掀起龙卷风

“安第斯山脉的蝴蝶拍动一下翅膀，孟买就会起龙卷风”，这是对混沌理论的通俗概括，它形象地描述了几乎注意不到的微小事件的组合，甚至可以导致一场巨变。在疾病的世界，任何微小的、随机的、分子级的病菌基因改变，都相当于蝴蝶翅膀的一次拍动，它所引起的传染病便是能摧毁生命使社会陷入极大混乱的“龙卷风”。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很久以来就在劝服我们，要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与自然界的关系。甚至对动植物和人类之间无限复杂的关系网的最微小的触动都可能产生不可预见的甚或灾难性的后果。

生态学家和“绿色和平”战士警告我们，全球升温，臭氧层泄漏以及河流、湖泊、海洋的污染，确实使北极熊、海豹、美丽的鸟类和许多其他野生动物受到严重威胁。但是经常被人忽略的是，环境的破坏已开始危及人类的健康。有些影响鲜明可见，比如刚刚泛滥于全球许多国家的几次霍乱。其他后果更加微妙和有害，例如人类抗病能力的逐渐丧失，全球升温将给人口稠密但对疾病毫无准备的富饶地区带来可怕的热带疾病等等。

出于多种目的，人类一直在故意冒险地干预自然界，我们不仅会目睹直接可见的后果——例如物种的灭绝——而且我们也将承受更加不可捉摸的力量对我们生存与健康的威胁。

秘鲁卫生部长的急救包

霍乱大部分是由水污染引起的，早在1850年代，英国医生斯诺就发现了伦敦布罗德街角居民饮用污染了的井水引发霍乱的事实，并说服市政官员从压水泵上取下压杆，禁止居民从这里汲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霍乱的扩散。但是，禁止居民喝污染的水只能作为实验措施或者说是权宜之计，因为居民饮水是日常行为，而提供洁净水源是系统工程，实际上，许多国家，饮用水的污染一直是顽症。

像世界许多国家一样，在秘鲁爆发多次的霍乱大部分是由水的污染而起，现在拥有700万人口的利马，供水系统还是20世纪头20年间兴建的，而当时的人口只有23万，那老化的供水系统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一项调查所显示的，更糟糕的是该城渗漏的供水系统已将病菌冲到了自来水中。

在其他的主要城市情势更加危急。秘鲁首都以北350公里的钦博特，根本没有全市的给排水系统。原始的废水直接倒进河中，自来水又是从河中抽上来的。一旦霍乱病菌进入河水中，它便不可避免的会被抽上来喝掉；离利马大约500公里的特鲁希略，没有河流，只有一系列的水井，一些官方和更多非官方的水泵从中取水。井中的地下水极容易被污水污染。

依据官方的统计数据，1991年秘鲁有336554人患霍乱，其中死亡3538人。瘟疫穿过拉丁美洲蔓延，最后于1994年平息。到了当年的9月，从中美洲和南美洲报到WHO的感染人数为1041422人，死亡9643人，但WHO估计报告上所说数据大约是实际数据的2％。果真如此，那么便有5200万人染病，几乎占该大陆人口的12％，有超过万人死亡。

在秘鲁，如果不是国家卫生部长的远见卓识，死亡人数还会更多。他意识到了这种腹泻式疾病在全国的严重程度，他获悉孟加拉新近使用过再水化疗法治疗霍乱病人。为了补充体内因腹泻而缺少的生命必需的电解盐，以及使盐能为内脏所吸收的葡萄糖，他将这两者配成药剂（被称为“小急救包”）大量分发给市民，它只需简单地溶入水中便可以给患者服用。在厄尔托菌袭击秘鲁的时候，这种办法使死于腹泻的人减少了40％。

秘鲁卫生部长的举措是雪中送炭也算是“亡羊补牢”。但很显然，这里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假设换另外一个卫生部长，他不知道“小急救包”的妙用，他麻木不仁，情况就会很惨。在历次瘟疫中，因为当政者的作为而拯救或贻害患者生命的正反例子都屡见不鲜，但是，要把人民的生命安全系在一些人身上，那真是太危险了。

海洋生物的悲剧和海藻的报复

城市供水系统的“腐朽”是秘鲁霍乱的重要原因，但如果说这场霍乱的就是供水系统造成的，那就是大错特错。任何城市，供水系统都包括两个部分：渠道和水源，利马也好，距离利马350公里的钦博特也好，供水系统的不堪重负的确会加深水的污染程度，也会“迫使”居民滥用地下水，但是这里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秘鲁水源本身的高度污染，这种污染来自于海洋。环境问题成了制造现代瘟疫的头号“凶手”。

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北海海豹和墨西哥湾海洋哺乳动物易受感染是有机氯化物的污染所致。海洋生物学家认为，对北极水域鱼类的过度捕捞也许是麻疹病毒杀死北海海豹的驱动力。北极的极地海豹，由于被捕鱼业剥夺了食物来源，便向南移动寻找食物，由此与北海的港口海豹不期而遇。科学家们推测，那时，极地海豹所携带的自身对其有免疫力的麻疹病毒，便跳到了免疫系统已受损伤的港口海豹身上，并将其毁灭。但是在墨西哥港，有另外一种力量扩大了有机氯化物的影响。正是它为利马霍乱的爆发提供了诱因。

1990年美国中西部和密西西比峡谷的降雨量非常之大，暴涨的河流倾泻进墨西哥湾，裹挟着大量的杀虫剂、化学物质和人类与动物的垃圾。正如尽人皆知的北海的严重污染一样，这种洪水泻入海中也是美国海岸死去的海洋动物体内有机氯化物存在的一个原因。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它们免疫系统缺损的原因。

所有这些间接证据都暗示着1990年墨西哥湾的死亡事件可以合理地归为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很可能这些动物的免疫系统因为食物中的有机氯化物毒素而逐渐衰弱，而在浓密海藻中出现的新的变异病毒，它们本身也是其他形式的污染所激发的。所有这些都对人类健康极为不利，而因与果的循环并未就此终止。有机氯化物也污染大气，尤其氯氟碳化合物和其他碳氟化合物。当它们升入同温层，在阳光辐射的影响下它们会分解。自由的氯原子于是和存在于同温层中称为臭氧的三氧原子发生反应，夺走臭氧分子的一个氧原子，形成氯氧化物，留下正常的氧（O2）。臭氧是非常关键的阳光过滤器。没有了它，紫外线会直接透射到地球表面，对那里的生物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从所有鱼类、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极为依赖的浮游生物的死亡，到人类的皮肤癌和植物的变异，不一而足。因为紫外线扰乱生物的基因，它使海藻群落中发生的变异和基因改变更加严重。

1970年代丽塔·科尔韦尔已经发现海藻中生活着霍乱病菌。种它在海藻的包囊中休眠。1980年代初厄尔托霍乱在南亚和东非泛滥时，科尔韦尔和她的助手们仔细研究了这种新菌种，发现它与海洋藻类有极强的亲和力。一开始，细菌在浸到寒冷的海水中后会收缩起来，缩成正常大小的1300，然后进入休眠。在水变得新鲜、温暖并且水中的氮增多的时候，弧菌会回到它们正常的活跃状态。这种对应条件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满足，到了夏天，海藻会在一处河口或港湾接触到含盐的水或清水，沐浴在沿岸冲到河水中的肥料和垃圾释放出的充足的氮之中，这时，便是弧菌复苏的有利时机。厄尔托霍乱菌完全适合在海洋中生存，尤其与藻类相伴。研究者们发现，甚至在它们收缩冬眠的时候，它们也在依靠藻细胞中的蛋囊为生。一个藻细胞可以养活一百万个细菌。1991年1月爆发的利马霍乱，其流行路径其实很简单：海藻将厄尔托霍乱菌带到了的利马，如果利马对水进行氯化处理，也许会避免这场灾难，但是利马没有处理，城市供水系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科尔韦尔认为，如果追踪海藻的移动，尤其从霍乱流行的孟加拉沿海开始，传染病学家就可以提前预报霍乱爆发的地点，帮助有可能受害的人及时预防。可惜的是，很多国家，包括秘鲁这样的沿海国家，对此一概熟视无睹。

毛蚶大闹上海滩

1988年1月初，上海市发现大批腹泻病人，流行病学调查迅速查明与生食毛蚶有关。1月6日上海市工商局和卫生局采取联合行动严禁毛蚶在市区销售，并没收和销毁了“带菌”毛蚶，从根本上切断了传播途径，但为时已晚。1月上旬全市已发现20多名因食毛蚶而发生的急性甲型肝炎病例，预示一场甲型肝炎的爆发可能性。1月19日起全市甲型肝炎病例数急剧上升，整个流行波持续约30天。1月20日、1月25日及2月1日先后引起三个发病高峰，共发生病例292301例，死亡11例。由食用贝类引起这样大规模的甲肝爆发实属史无前例。通过全市12个区对17000户、60000居民整群抽样调查，食与不食毛蚶的发病相对危险度为倍。

上海市甲肝流行的三个发病高峰，都与江苏省启东市吕泗海区毛蚶在上海有三个销售（进食）高峰是相关连的。就在上海这次甲肝流行的同一年，江苏、浙江、山东三省也爆发了甲肝，引起这些地区甲肝爆发的原因，同样主要是来自于吕泗海区小庙洪一带的毛蚶。

毛蚶体内富集甲肝病毒，1999年又从吕泗海区捕捞到的毛蚶中再度检出甲肝病毒，在宁波饲养了一段时间的启东毛蚶和在吕泗海区捕捞到的毛蚶，产地取证结果均分离培养出甲肝病毒。是由于甲肝病毒在毛蚶体内长期携带，还是毛蚶生长的海区受到甲肝病毒持续污染所致尚难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毛蚶的甲肝病毒是生活污水（粪便、泔水等等）和工业污水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所造成。当前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相当严重，每年直接排入近海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就有66亿吨。毛蚶是上海特别喜爱的海产品，这种污染的后果恐怕不仅仅是让喜食毛蚶的上海市民望蚶生畏。

总而言之，人类制造的污染，在残害海洋生物之后，就会回过头来残害人类自己，利马霍乱和上海毛蚶闹事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有专家预言，如果人类的污染持续下去，自然界更严重的报复还在后面，不要以为科学可以对付一切，人类只有首先学会“做人”，才有真正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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