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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部分（第1页）

1940年7月，八路军二纵队与新四军六支队会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下辖二、四、五、六旅。三四四旅改编为第四旅，下辖的六八七、六八八、六八九团改编为第七、八、九团。改编后的四旅从涡阳出发，开进宿（县）、怀（远）、蒙（城）、风（台）地区腹地。

康应中所在的九团驻怀远以西河溜镇，积极开展游击战，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情况下的政工干部康应中工作任务十分繁忙，既要从事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又要组织发动群众，还要跟新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府打交道。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康应中从未叫苦叫累叫难，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受到领导的表扬。团政治处首长说，康应中这个小伙子，什么工作都能干，是个靠得住的人。

在此期间，九团曾两次攻打怀远县常家坎日伪据点，俘虏伪军50余人，日军惧于被歼，弃据点逃跑；进行了大西门、龟胡山战斗，俘虏日军12人。这一系列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有效地保护了淮上地区的开辟和建设。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命令，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八路军四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四旅改编为四师十旅，所辖八、九团改称二十八、二十九团。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中国抗战的两大劲旅，是中国gc党的左臂右膀，两臂相交，必将产生巨大的合力。陈毅同志曾就此赋诗云：“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云飞。”

但是也有一些八路军老战士对八路军改编为新四军认识不足，认为这是削弱了八路军的力量。为此2月26日刘少奇同志专门发电报给黄克诚、彭雪枫，指示他们在部队中宣传解释八路军一部改为新四军的重大意义。二十九团政治处把这一工作作为一个时期内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尽快统一思想，服从大局，和其他新四军部队一起团结战斗，完成各项任务。

康应中被政治处派往一些有这种思想情绪的连队，深入到战士中间做工作。他想了想该怎样去说服战士，就打了个比方。康应中对战士们说：我们不是国民党的部队，各自保存实力。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gc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好比是亲弟兄俩，世上哪有亲弟兄闹矛盾的？弟弟不能嫌弃哥哥，哥哥也不能看不起弟弟，弟兄俩合起来，力气就更大，不怕打不过日本鬼子。战士们被康应中形象的比喻逗笑了，都说那是一时的赌气话，该咋样执行命令完成任务，还咋样执行命令完成任务，在打鬼子上不含糊。

康应中善于开动脑筋，灵活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做法，受到了领导的赞赏，并且把他的做法和经验向其他同志进行了推广。

绝对可靠的保卫干部

1940年底到1941年初，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形势日益恶化。日伪军的不断“扫荡”使根据地遭受损失，国民党的反共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也开始向我军进攻，新四军处于敌、伪、顽的夹击之中。在这种情形下，部队内部出现了两起严重事件。一起是发生于1940年12月12日的“永肖事变”，改编为新四军之前的四纵六旅十七、十八团团长率部叛变投敌；另一起是改编为新四军后的二十九团团长王德荣悲观动摇，与被俘伪军中队长密谋叛逃投敌，当上了伪泗县别动队大队长，成为可耻的叛徒。后者就发生在康应中所在的二十九团，曾是康应中的直接上级。

这两起叛逃事件引起了新四军总部首长的高度重视，加强部队内部保卫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选拔一些政治上绝对可靠，又具有敏锐机智头脑，政策性很强的干部充实和加强保卫工作，就成为各个部队领导机关认真考虑的大事。

康应中就是在这个时候的1941年，被任命为政治处保卫干事的，而且还是出现叛逃事件的二十九团保卫干事。党和部队对康应中的绝对信任不言而喻，对他的工作能力十分赏识。1942年11月，二十九团改编为淮海区二支队，康应中又任二支队六团特派员和党总支书记；1945年3月，新四军三师奉命抽调骨干组建独立旅时，康应中被编入独立旅一团，仍任该团政治处保卫股长。这是党对康应中再一次高度的信任！这种工作的特殊性，使得康应中许多显著的成绩和卓越的贡献，常常得不到什么奖励和荣誉，也很难见之于革命的刂史册。就是我们在专门书写他的历史的今天，似乎也不好把其中的经历详尽地公之于众。在这方面，康应中有一些类似于我们党和国家机密部门那种永远不为人知的无名英雄。

康应中担任保卫干部时的工作任务，主要是稳定部队军心，反奸锄奸，防止逃兵和帮助意志薄弱者坚定抗日信念。对于出现的问题，　轻者谈话帮助或者关禁闭，严重者将军法处置。因此，部队上当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讲话。特派员讲话就是要对个别变节分子进行严厉惩处，特派员身份的特殊性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及早发现各种不良苗头和收集反奸情报，康应中在工作中发展了一些积极分子为“眼线”，规定了联络暗号，如见面之后摸耳朵等。原兰州军区司令员赵先顺就曾是康应中当时的下线，当赵先顺对着康应中，或者康应中对着赵先顺摸耳朵时，就表示有情况要反映，或者是有任务要向他安排。赵先顺司令一辈子都记着这个“工作暗号”，2002年病重住在解放军三○一医院，逝世前一个月康智代表父亲去看望这位老战友。当康智问赵先顺司令还记得当年的联络暗号吗？赵先顺司令已经连话都讲不清楚了，但却还躺在病床上笑了笑，用手摸摸耳朵。

在康应中担任保卫干部期间的1943年6月到1945年期间，淮海区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开展整风运动，也开展了创造模范兵团运动，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纯洁队伍，审查干部。康应中是所在二支队六团此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直接负责对整风中揭发检举出来的问题组织调查、研究，最终做出结论，还要对干部队伍进行审查，逐人给以政治上的鉴定和结论。

抗日战争期间全民族抗战，部队不断扩大，各阶层的人都有，人员状况十分复杂。特别是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还有一些过去有过恶迹的人，此时也都进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不同的人抗日的坚定性不同，在艰险危急之时也就表现不同。有些意志不坚定者就有可能被敌人收买利用，还有敌人打进来的特务间谍。整风中自查和他查出一些人的问题，需要具体予以落实，处理起来政策性极强。既不能打击那些真正站到人民群众立场上，一心抗日同志的积极性，或者把他们推向对立面，又不能养奸为患，给革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其时中央情报部兼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一手主持的“抢救”运动，波及到苏北解放区。康应中身为特派员，既可以对真正的间谍特务处以极刑，又有保护革命同志不受伤害的责任。他深知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严格掌握政策，注重调查研究，不捕风捉影乱抓人捕人，以对革命和同志的高度负责精神，慎重对待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问题。

康应中把生活作风、工作作风上的问题与政治立场上的问题严格区分开来，解脱了一些平时不注意影响说消极话，被抓住辫子无限上纲到政治问题的同志，使他们深受感动。有一位从敌占区过来的人，到了部队上看见出身贫苦能受到重用，就谎报自己家里很穷，父亲是给人家扛长工的。后来这个人生活散漫，一副公子哥儿派头，就有人怀疑他是敌人派进来的奸细。直到被同村的人认出来是一家大地主在城里读书的儿子，便被抓了起来，还准备枪决。康应中在审讯时注意观察这个人的神态，又分析了他的行为特点，认为至少不是奸细。因为确属奸细会伪装得很进步，不可能像他那样缺点毛病很突出。康应中派人进行了调查，从这个人原来所在学校搞到证明，此人没有汉奸背景。这个人也说他是一心想参加抗日，就是原来的坏毛病一时改不了。于是组织上最终对此人做出了正确结论，这个人后来表现不错，在一次战斗中勇敢地向前冲击而光荣牺牲。

康应中政治原则性强，政策水平高，思想敏锐，作风严谨，办事公道是部队和地方上上下下公认的。这种鲜明的个人特点，一直延续到他战斗和工作的四十多年经历之中。

护送刘少奇去延安

1942年3月中旬，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带领一百余名华中干部赴延安。此前的2月12日，刘少奇把准备动身的计划电告在延安的毛泽东后，毛泽东第二天即致电陈毅和刘少奇：“少奇返延安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护。”康应中所在二十九团二营作为“得力武装”担当了重任，时任团政治处保卫干事的康应中，随二营营长喻和坦一起执行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3月14日，二十九团二营从苏北阜宁单家港接受了任务，护送刘少奇一行于3月18日到达淮海军分区所在地沭阳县小胡庄。刘少奇在淮北区党委所在地周村会见了新四军四师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

淮海军分区司令员刘震、淮海区委书记兼淮海军分区政委金明等同志，并对如何坚持淮海地区斗争作了具体指示。

在这当儿，淮海军分区领导专门找二十九团二营营长喻和坦和团保卫干事康应中谈了话，指出这次护送刘少奇同志任务的特殊重要意义，并对沿途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以及需要采取的措施，做了具体的分析和指示。最后十分严肃地向他们指出：要从对党中央和新四军总部负责的高度，圆满完成这次任务。分区向党中央和新四军总部打了保票，你们也要拿脑袋向分区打保票，必须保证做到万无一失，不能出现任何问题，否则军法处置。喻和坦和康应中立即向淮海军分区领导保证说：“坚决圆满完成任务，保证不出现任何问题！”

3月19日，二十九团二营护送刘少奇一行继续上路，并开始进入敌占区。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日军一座座阴森森的碉堡，一道道严密封锁的沟墙，使前进的道路上充满艰险。刘少奇一行100余人，带着军用电台，还有马匹，目标不小且很明显。他们只能在夜幕的掩护下行进，夜行晓宿，尽量避过敌人重兵把守的村镇大路走偏僻小道，遇沟过沟，遇河淌水。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与敌人正面接触，杀出一条路来。

作为保卫干部的康应中负有特殊使命，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倘若这次护送任务完成不好，刘少奇同志有个三长两短，首先要被枪毙的人里一定有他。一路上他格外小心谨慎，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不言而喻，军事干部主要是对付明显的敌人武装，而保卫干部除此而外还需要多一些心眼，对付那些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一路上，康应中始终不离刘少奇同志身边，刘少奇同志大概也知道康应中的身份，对他的认真负责精神很赞赏。宿营时，在布设好岗哨后，别的人就各自休息了。康应中总是先在刘少奇同志休息的地方周围细心观察一番，检查岗哨布设情况，看看有没有不安全的漏洞。等到一切都感到放心了，康应中才敢去打个盹，常常在休息后还要爬起来检查几次，不敢睡踏实觉……

二十九团二营随身携带着锨铲，遇到封锁沟挡住去路时，就把又宽又深的壕沟挖开一道口子，让人马通过。有时候沟内有齐腰深的水，刘少奇同志和战士们一样涉水而过。有一天，护送队伍从一个汉奸和大地主的村庄通过时，敌人发现了疑点，从碉堡里发射出土炮和枪弹，不时地呼啸着从头顶穿过。大家都感到十分紧张，康应中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生怕刘少奇同志遇到什么意外。他甚至专门走到刘少奇同志身旁，用身子挡着土炮和枪弹射来的方向。刘少奇同志却非常镇静沉着，对身边的同志和战士说：“不要怕，夜里的枪弹是打不着人的。”然而，等远离了碉堡，土炮和枪弹不再响之后，康应中还是冒了一身的冷汗。

过后，喻和坦和康应中开玩笑说，我们那一次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稍不留神就搬家了。康应中说，要是真的出了问题，哪还等得让别人枪毙咱，早就跟敌人拼了。

途中经过了几道封锁线，直至3月底到达日军严密封锁的陇海铁路时，才与日军正面遭遇。此时幸好山东前来接应的部队赶到，二十九团二营指战员与山东接应部队一起，从数量上超过敌人。日军以为碰到了运动作战的新四军大部队，不敢穷追。一阵激战之后，护送队伍突破了封锁线，越过陇海线进入安全地带。

至此，二十九团二营顺利地完成了他们承担的护送任务。刘少奇同志一行随后又在其他接应部队护送下，最终走完千里征程，安全到达延安。

血战林公渡活捉日本鬼子

康应中担任保卫干事和特派员期间，遇到部队战斗时还是指挥员、战斗员。1944年，康应中随部队参加林公渡战役，亲手和战友一起活捉了3个日本鬼子，成为这次战斗的一大亮点。

1944年3月，粉碎日伪军对我淮河和苏北根据地进行的“蚕食”和掠夺后，主动权转至我军手中，解放区军民开始向敌人发起局部反攻。4月下旬，康应中所在的二支队六团和四团参加了杨口战斗，圆满完成了打援任务，为主力攻占杨口，打响高（沟）杨（口）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收复了六塘河两岸地区，扩展了淮海、盐阜区走廊。7月15日，二支队攻占泗阳北部的陆集、两营圩据点。

在我军连续打击下，敌人被分割孤立在几个城镇据点，水陆交通几近断绝。但是敌人不甘心失败，在运河沿线重新安设据点，顽固推行其“以点联线”计划，企图恢复运河沿线宿迁、泗阳的水陆交通，再度切断我苏北、淮北地区之间的联系。为了麻痹敌人，我军有意将主力集结于远离运河沿线的钱集附近，做出向东北方向行动的态势，使敌人错误地以为我对运河放松了控制，诱使敌人上钩，以达到各个歼灭敌人的目的。

果然，敌人不知是计，宿迁日军六十五师团七十二旅团第一三五大队，派出所谓的“王牌”金井中队88人，与伪宿迁县保安队第十一中队及伪泗县第四区汉奸武装90余人，于1944年8月29日进占了宿迁境内运河北侧的小张庄，在运河上的林公渡口南侧设立据点，修筑外壕、明碉暗堡和各种防御设施，控制了林公渡。

林公渡据点西北距离宿迁县城30余公里，东南距泗阳县城20余公里，北靠运河，渡口以南200米为废黄河堤。据点东西长约120米，南北宽约50米，共有民房12座。据点四角筑有炮楼，一道2～3米宽的外壕环绕。敌人妄图再度切断我苏北与淮北根据地的联系，固守以确保宿泗段运河交通畅通。

敌人占领林公渡后，十旅兼淮海军分区迅即调集四支队和二支队及地方武装一部，决心趁敌人立足未稳而拔除据点，消灭敌人，断绝其运河交通。9月5日，十旅详细分析敌情后，做出具体战斗部署：以康应中所在的二支队六团配属支队警卫连、旅迫击炮连、重机枪排和旅特务营二连为第一梯队，五团为第二梯队；以四团配属泗阳地方武装阻击泗阳方向可能出援之敌；四支队及宿迁地方武装担任向宿迁、洋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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