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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霍莉绝不是没见过世面的村妇，也并非嫉富之人。可是即便在她那么富有的人看来，财富金字塔的顶端也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事。

“如果你看一下原版电影《华尔街》（1987年）——它讲的是三四十岁的人一年挣两三百万美元，这会令你厌恶。但随后网络时代来了，全球化时代也来了，金钱累积真正开始变得疯狂。”她对我说。

“30多岁的人通过做对冲基金或当高盛的合伙人一年赚取2000万、3000万、4000万美元，并且很多人在这样做。他们开始拉帮结派，在全球游荡，挥金如土，他们与普通大众拉开的差距呈几何级数扩大。如今的富豪阶层已不像影片中的主角金融家戈登盖柯那样单枪匹马了，而是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独特的阶层。”

下面的数据证实了霍莉小姐在晚宴上的观察。在美国，随着前1％富豪群体和其余人不断拉开差距，前者真的已发展成了“独特的至高层”。20世纪70年代，前1％高收入者的收入占全美总收入的10％。35年后，他们的收入已占总收入的13，这一比例同“镀金时代”（GildedAge）——上一次历史高峰——一样高。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赖希用一个生动的例子解释了贫富差距：2005年，比尔盖茨的身家是465亿美元，沃伦巴菲特的身家是440亿美元。当年，位于美国收入分布图底部的40％约有1。2亿人，他们的财富总值约为950亿美元，比这两个人的财富总值仅仅多了一点。

以上仅是美国的数据。如霍莉小姐所言，当今崛起的富豪统治集团有一个重要特点：顶级富豪是“全球兴风作浪者”。201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报告指出：在过去的30年，瑞典、芬兰、德国、以色列和新西兰这些国家，即便都选择了比“美国模式”更为缓和的资本主义模式，它们贫富差距的扩大照样和美国一样快，甚至更快。法国通常将自己视为特例，并引以为豪，它似乎是西方主要国家中的局外者，但最近的研究显示在过去的10年间，法国也没能逃过一劫。

第3节。

新兴经济体中前1％的富豪也正把其余人甩在身后。现在中国的收入不均现象比美国更严重，印度和俄罗斯的贫富差距也在急剧扩大，而“金砖四国”的另外一个国家——巴西的贫富差距没怎么扩大，可能是因为其收入差距本来就很大。当今，巴西仍是主要新兴经济体中收入不均现象最严重的国家。

我和埃及电信业的亿万富豪纳吉布萨维里斯最近进行的一段谈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如今金钱是如何在发展中国家流转的。萨维里斯的财富版图从他的出生地埃及扩展至意大利和加拿大，他还支持了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的叛乱活动。在多伦多的四季酒店，他向我（以及餐桌上的听众）表示了对独裁者巧取豪夺的不解：“我一生都无法理解当这些独裁者掠夺财富时，为什么不只偷10亿美元，然后把其他的钱用之于民呢？”__

我感兴趣的是他选择10亿美元作为独裁者掠夺的合理上限。我想知道在他的眼里，10亿美元是否就是他的财富目标？

“是的，包括福利、飞机和游艇，差不多是10亿美元，”萨维里斯对我说，“如果我金盆洗手的话，至少得拿到这个数。”

大多数美国工人技术熟练、对工作兢兢业业，然而他们不但没有发横财，而且许多人发现，那些使顶级富豪更加富裕、更有权力的力量，反而摧毁了工人们的职业、工作和毕生储蓄。全球化和技术革新导致西方的很多工作被快速淘汰，使西方国家的工人直接面临同贫穷国家低收入工人的竞争。那些才智平平、缺乏教育、运气不佳、半途而废的人想要从全球化和技术革新中获利，反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中等收入止步不升，因为机器设备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已经压低了西方中产阶层劳动力的价值。

作为一名财经记者，过去20多年来我一直在跟踪研究全球新贵：在欧洲参加各种高级会议，在玛莎的葡萄园岛或硅谷的会客室里一边喝着卡布奇诺咖啡一边做访谈，还在曼哈顿的高端晚宴上细心观察。你完全可以预见到我得出了什么结论，如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所言：有钱人与你我不同。

而更贴近当今时代的一个事实是：今天的富人也不同于过去的富人。极速发展的全球经济已经造就了新一代超级精英阶层的崛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囊括了上两代人的财富。该阶层的成员是工作勤恳、受过高等教育、享受生活的精英人士。他们感到自己理应成为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的赢家，并对那些还没有获得成功的人抱有一种矛盾心态。他们往往相信那些维持社会运转的机制，但对于经济的重新分配，即用来支持那些机制运转的税收，没什么兴趣。最惊人的一点是，这些新贵们正在形成一个跨全球的圈子，他们互相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与自己家乡同胞的共同点还要多。无论他们的定居之所在纽约还是香港、在莫斯科还是孟买，当代的这些顶级富豪正在抱团形成一个新的世界。

这一虚拟拜金世界的诞生令人瞩目，花旗集团一支杰出的策略团队建议其客户根据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力量设计投资组合。在2005年的一份投资报告中，策略师提出：“世界正分化成两个阵营——顶级富豪和其他人。在顶级富豪圈，没有美国消费者、英国消费者或者俄罗斯消费者，只有富裕的消费者，他们人数稀少，在收入和消费上却是与人数极不相称的巨无霸。令人惊讶的是，其余那些数不尽的非富裕人群只分到总收入的一小杯羹而已。”

在投资界，世界分为富豪及其他人两类已是普遍共识。2011年，世界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贝莱德公司（BlackRock）的首席股权策略师鲍勃多尔对记者说：“美国股市同美国经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玩意儿。”——前者一飞冲天，而后者停滞不前。

自由市场的权威人物，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注意到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在2012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他宣称，美国经济已变得“十分扭曲”。他说，美国经济衰退后迎来了“重要的经济复苏只不过该复苏是属于高收入群体、大银行和大公司的”，而经济体中的其他单位，包括小企业和“数量庞大的劳动力”经受了打击并仍在痛苦挣扎。格林斯潘担心，我们所见到的根本不是单一的经济，而是在不断分化、差距变大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经济”。

花旗集团对贫富差距这一问题设计了一个统计变量，其原理称之为“消费者沙漏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社会分化成富豪及其他人，一个聪明的投资方式是买入超级奢侈品制造商（它们卖东西给顶级富豪）和折扣店商家（它们卖东西给普通大众）的股票。（这一假说指出，随着中产阶层逐渐没落，迎合他们需求的商家也将消失。）

这一假说至今仍在应验。花旗的“沙漏指数”涵盖了从豪华零售品牌塞克斯（Saks）到“一元店”家庭美元（FamilyDollar）的股票。这一指数从最初发布的2009年12月10日到2011年9月1日期间增长了56。5％，而同期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仅上涨了11％。

第一次“镀金时代”

1897年2月10日，美国超级精英阶层的700名成员齐聚华尔道夫酒店，参加由纽约律师布拉德利马丁和他的妻子柯妮莉娅举办的化装舞会。据《纽约时报》报道，最受欢迎的是“绝代艳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yAntoinette）的造型，有50位女士扮成了她。柯妮莉娅是一位略微发福的主妇，眼睛湛蓝，嘴如弯弓，胸部丰满，双下巴隐约可见，她扮成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但挂着法国王后曾经戴过的一串项链，这足以令其他人黯然失色。布拉德利扮成路易十四（太阳王）款款而来。美国德裔皮毛业大亨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扮成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他的母亲卡罗琳也扮成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穿着礼服，戴着价值25万美元的珠宝。银行家JP摩根打扮成法国剧作家莫里哀，他的侄女摩根小姐扮成了普鲁士的路易莎王后。

马克吐温在1873年的一部同名小说中创造了“镀金时代”这个词，但是马丁举办的这场舞会标志着，即便在一个逐渐习惯顶级富豪的国家，对巨富的展示还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据《纽约时报》记载，这场活动是“大都市中举办过的策划最为周详的私人派对”。《纽约天下》报道，马丁的客人包括86位大富豪，他们总共拥有的财富令世人震惊。据该小报所述，其中有12位客人每人身家超过1000万美元，另有24位客人每人拥有500万美元的财富，不是百万富豪的寥寥无几。

当时，整个美国都痴迷于炫富。《商业广告》报道，“马丁的舞会在时尚圈，甚至是普通大众中都轰动一时，而仲裁条约、古巴问题和纽约警察廉政调查好像都成了公众关注的次要事件。”那时和今天一样，美国颂扬大亨以及造就这些大亨的经济体系，但是即便在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国家，马丁的舞会最终被证实是一个失败的决定。

舞会举行的年份是1897年，正值经济动荡不安的“长期萧条”（LongDepression）时代——自1873年开始的“长期萧条”是美国在19世纪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滑坡——眼看就要临近尾声。

马丁夫人为舞会找了个正当理由：“滴流”。她仅提前三周发出邀请函，因为她认为如此短暂的准备时间会迫使她的来宾在纽约而不是去到巴黎购买奢华的礼服，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纽约市音乐家协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并认为富豪的这笔大开支为其他人创造了重要的就业机会。

但是民众普遍没有信服这样的解释。该舞会使得马丁一家臭名远扬，并引发了人们对富豪的广泛民愤，由此顶级富豪被征收收入税。这一切促使马丁一家逃往英国，不过此前他们已经在英格兰买下一幢房子，并在苏格兰租了65000英亩的地产。

马丁的舞会事件绝妙地印证了深刻的经济转型，它在过去的数百年里一直搅动着西方世界。我们已经在工业革命中生活了将近两个世纪，这很容易让我们忽视第一次“镀金时代”同人类历史其他时期的根本性割裂。1800年后的两个世纪里，世界人口增长逾6倍，而世界人均收入增长逾10倍。社会运作方式的转变是全新的，且其重要性不亚于动植物从野生到家养的转变。

要是你有幸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你不必成为经济学家也能察觉自己生活在历史的某个关键时刻。1897年——就在马丁举办舞会那年——马克吐温造访了伦敦，恰巧碰上纪念维多利亚女王加冕60周年的钻石大庆。

“英国的历史长达两千年，”马克吐温写道，“然而自维多利亚女王出生以来，世界在许多方面往前迈了一大步，比之前两千年所有前进步伐的总和还大。”

2010年过世的安格斯麦迪森是一名经济史学家，也自认为是“数据恋人”——他认为数字对于理解世界至关重要。在长达60年的职业生涯中，麦迪森致力于收集过去两千年有关全球经济转型的种种数据——从海运到烟草贸易等。他天才般地将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细细咀嚼”，然后揭示出全球发展的大趋势。

麦迪森绘制了许多引人入胜的统计表，其中一张展示了19世纪世界发生的剧烈变化，特别是西欧国家以及被他称为“西方衍支”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公元1年到1000年，西欧国家的GDP（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0。01％的复合减少率缩减，总体而言公元1000年的人们比一千年前稍穷一些；在“西方衍支”国家中，GDP在这一千年内增长了0。05％。在1000年至1820年间（8个多世纪），西欧国家的GDP平均年复合增长率为0。34％，“西方衍支”国家的这一数字为0。35％。

紧接着，世界发生了彻底变革。经济开始腾飞——1820年至1998年间，西欧国家的GDP平均年增长率为2。13％，而在“西方衍支”国家，这一数字高达3。68％。

工业革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最终，西方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富有，并且工业化的程度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直到两百年后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我们才得以想象工业化带来的差距有缩小的可能。

可是，财富的累积伴随着巨大的社会成本。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困难重重，这一转变打破了社团间的联系，使人们历经艰辛学到的手工艺变得无足轻重。马丁一家和他们的好友成了典型，但他们只是更广泛的经济繁荣的冰山一角。与之相反，许许多多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舞会的举办毕竟正值“长期萧条”时期，美国和欧洲都发生了经济滑坡，而且持续时间比五十余年后发生的“大萧条”更为长久。工业革命造就了许多顶级富豪（我们称他们为“强盗贵族”），也造成了他们与普通民众的巨大差距。

工业革命的缔造者明白一个道理，社会分成大赢家和其他人两部分，这是那时经济转型无法避免的后果。美国匹茨堡钢铁大亨、首批“强盗贵族”之一的安德鲁卡内基如此评价那个时代前1％富豪群体的崛起：“就这样发生了，我们无法避免，也没有什么替代办法。虽然竞争法则有时对于个人很残酷，但是它对于整个人类是极好的，因为它保证了每个领域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因此，我们只有接受环境的不平等，我们必须适应自身拥有的条件；高度集中的工业、商业、产业仅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我们只有接受这个现实；我们也必须接受竞争法则，这对于人类未来的进步不但有益而且重要。”

当然，卡内基十分自信地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利大于弊，他用“对于整个人类是极好的”来形容其优势，让现在的我们都感到局促不安。但是他也明白“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尤其是，他将贫富间的巨大差距称为“当代的一大问题”。

卡内基生活在第一次“镀金时代”，因此他比现在的我们能更直观、更清楚地意识到：同过去几个世纪人们的生活方式相比，第一次“镀金时代”带来的差距是多么显著。“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他写道，“人类的生活环境不但发生了改变，而且发生了革命性的剧变。从前，部落首领和下属在衣食住行和生活环境上几乎没什么差别。如今，文明人已翻过这一页历史，但印第安人依然如此。我在拜访苏族人时，曾被领进酋长的棚屋。他的棚屋在外观上同其他人的没什么区别，即便同最穷的族人的棚屋相比，区别也微乎其微。而如今，百万富豪的宫殿与劳动者的茅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反映了人类走向文明期间的巨大变革。”

第4节。

卡内基从一个纺织童工一步步往上爬，最后跻身美国首批顶级富豪的行列。他明白宫殿和茅屋间的距离仅仅是贫富差距的外在表现——一块比赛记分牌而已。

权力关系的变化从工作场所中就能体现出来，在那里你能最强烈地感受到：“从前，家里或家庭开的小商店生产商品。师傅和学徒肩并肩地工作，学徒和主人住在同一屋檐下，因此生活条件都一样。当这些学徒成为师傅后，他们的生活方式极少或完全没有变化，他们按同样的规程传授技艺给自己的学徒。这大致体现了社会平等——甚至是政治平等，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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