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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20世纪３０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1）

20世纪３０年代银圆（或国币）的购买力　　１９２８年以后的十年内，中国的银圆、国币和法币比较坚挺，只在１９３７—19３８年间物价水平（受抗日战争影响）有轻微的上涨，但仍保持基本稳定。所以３０年代的经济情况便于用同一的物价、币值标准来和现在作比较。　　以生活必需品、日用品的实际购买力估算，1930—1936年银圆（或国币）１圆，约相当于今人民币３０元左右。　　例如，以主要食物的价格计算：1930—1936年大米每石10圆左右（当时1石＝160市斤），合每斤６．２分钱，猪肉每斤２角钱，白糖每斤１角钱，食盐每斤２—５分钱，植物油每斤１角５分钱，鸡蛋每斤２角钱。　　又以饭店的客饭价钱作比较，３０年代北平一份西餐大菜套餐为５角—１圆２角钱，今日同样的一份大约１５—６０元，相差３０—５０倍。　　以快餐面条作比较，30年代一碗光面４分钱，今日一碗光面1—2元，相差25—50倍。　　以信件的邮资作比较，30年代国内邮简3—4分钱，今日为6—8角钱，相差２０倍。　　再以图书的定价作比较，30年代一本3—5角钱的书，今日为10—20元左右，大约相差４０倍。　　本章对于３０年代我国大中学校的生活状况，分别进行考证，对于当时北平、上海两地的生活背景（衣食住行等生活费）进行对比。　　抗战以前学者的教学收入　　１９２７年６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了《大学教员资格条例》２０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分4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１２级。　　进入３０年代，待遇的标准有所提高。按１９２７年规定，教授一级月薪500圆，到１９３４年增加为600圆，约合今人民币１８000元；副教授一级月薪由３４０圆提高到400圆，约合今人民币１２000元，等等（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乙编》所载“大学教师薪俸表”，开明书店１９３４年）。　　１９３１年１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年会决定，在今后５年内每年拨款２０万圆给北京大学，作设立研究讲座、聘请专任教授以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聘请胡适之担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600圆；并设专任教授１５人，研究讲座９人，月薪４５０圆（参看《顾颉刚日记》）。　　１９３１年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上任后，为招聘贤能，颁布规定：教授月薪300至500圆，而且每位教授可以拥有一栋新住宅；讲师月薪为200至300圆，教员月薪为100至200圆，助教月薪为８０至１４０圆；学校行政职员月薪为３０至100圆，工人（勤杂工）月薪９至２５圆（引自《３０年代清华大学手册》）。　　３０年代初在北平担任教授的，北京大学有胡适、刘半农、罗常培、周作人等；清华大学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杨树达等；北京师范大学有钱玄同、黎锦熙等；燕京大学有郭绍虞、陆侃如等。著名学者常有兼职，收入更多，例如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兼职所得月收入可达上千圆，甚至１５００圆。副教授有黄节、顾颉刚等，讲师有王了一、浦江清、许维橘等。在这些大学毕业后担任助教的有吴晗、余冠英、谭其骧、吴组缃、林庚等，他们一般也可以兼课、兼职、写作以增加收入。　　当时清华任教的职称与别的大学不同，分为５级：教授、专任讲师、讲师、教员、助教。没有副教授这一级。教授和讲师一定要开课，教员和助教不开课。　　国立清华大学提供给教授们的住宅是免费的。１９３３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５０家。闻一多所住４６号“匡斋”是中式建筑，共有１４间房屋。１９３５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３０栋新盖的西式砖房，每人一栋。条件更好，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一应俱全。　　北京大学的校园生活　　１９１７年１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大力改革制度和学风。第一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开拓眼界，解放思想。第二是“官”与“学”分家，提倡“不做官”的戒律，从此北京大学打破了官僚政客和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　　１９１８年在蔡元培校长主持下建成了著名的五层“红楼”，原拟作学生宿舍，后为课堂、图书馆；此外还盖了一些新房。　　北大学生由本、预两科３５０人扩大为１３00多人，此外还有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许多旁听生如沈从文、丁玲、胡也频、柔石、金克木等。大学生活也突破了封建传统意识走向自由化、个性化，这为“科学、民主”的五四运动创造了极好的先决条件。　　根据许多老前辈回忆：五四前后，北大学生所有的开支包括学杂费和买书看戏、吃喝玩乐在内，一年准备１８０银圆就很不错了；节约一点有１２０银圆也足够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月全部费用为１０至１５银圆（合今人民币４00—６00元）。　　北大学生的衣食住行由清末民初的奢侈浪费转向五四时期的简朴平易，甚至清贫苦读，简言之，由纨绔子弟型转向平民型。　。。

20世纪３０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2）

据柳存仁先生回忆：２０年代每个学期，北大的学生们交给注册组学费１０银圆、体育费１银圆，本来规定还有讲义费一银圆，后闹风潮而取消。　　据张孟休先生回忆：“北大学生的一般生活很简朴。沙滩、马神庙间，最流行的是四季可改装的蓝布大褂，短装则以军训制服最通行。因为生活简朴，清寒的学生才有自给维持的可能。在校成绩优良的学生，还有得学校助学金的希望。得全份助学金的人，一年得一百六十银圆（合今人民币６４00元），维持衣食等费用是毫无问题的。即使得不到此项补助，学校学费甚轻（每学期１１银圆，合今人民币４４０元），住在学生宿舍里一文钱不费；最低限度的生活，每月只要有几圆钱的伙食费便可以了。”　　据鲁迅的学生许钦文回忆：“同学们一般的都穿蓝布大褂；春夏、夏秋之间穿‘伸波罗夫’上衣，白帆布裤漂漂亮亮的只有少数的几个。这是一种朴素的作风。……沙滩有许多小饭店，十几个铜子——半角来钱可以叫一个菜吃，好点的（回锅肉、摊黄菜即炒鸡蛋）也不过一角钱左右。……我照例挑最便宜的老豆腐炒白菜，伙计也同样好看好待招呼我。走到尚子公寓等处访问人，在整整齐齐的房间里，总也受到客气的招待。这更是五四运动中的一种好风气。”　　据徐纡先生回忆：“一学期吃三十多块钱的已经是中产学生，吃廿四块、廿块的还有。”就是说，北大学生每月伙食费大约４至６银圆（合今人民币１６０—２４０元）。　　北大学生自由惯了，大多不在学生食堂包伙（每月６银圆），而经常在学校附近的小饭馆吃饭。有一次柳存仁邀好友共餐，要了４０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加一盘白糖，共计两毛二分钱。他说：“像回锅肉、冬瓜烧肉、青椒肉丝这样的菜，加上花卷米饭，每餐不到两角钱。最好的一家饭馆叫海泉居，位置也好，在东斋宿舍和图书馆之间，拿手好菜如炒腰花，四毛钱一份，那就算最贵的了。”　　据朱海涛先生回忆：“沙滩一带像公寓一样，林立着无数的小饭馆，卖面食、卖米饭的全有。走进任何一家去，化半个钟头工夫、费几分钱到两毛钱，就可以吃饱。两毛以上一顿是极贵族的吃法，大概是在沙滩第一流的馆子福和居之类，吃到两菜一汤（而菜还是时鲜）才会如此。普通客饭一荤菜一汤，花卷米饭管够，卖一毛五至一毛八（合今人民币６—７元）。如果吃面食，更便宜。水饺四分钱十个，一毛二足够。馅儿饼十个八分钱，又多油，又多肉；如果吃面食更便宜，三碗面六分钱（合今人民币２元４角）。……如果你想来一次豪举，邀上两个同学到市场上去吃东来顺，要上一桌子菜，大盘小盘甜的咸的都有，一次也不过八毛几（合今人民币３０元）。”　　课堂上发的讲义，有时拿到宿舍附近的南纸店去装订，大约200页用丝线钉好，书脊包着青绫，藏青色封面，不过７分钱（合今人民币３元）。　　清华大学的校园生活　　跟北京大学相比，清华的学生就较为“现代化”一些（但仍庄重高雅朴实，不是全盘西洋化）；管理严格，生活更有规律。概括说来，北大多才子型，清华多君子型；北大多奇才、怪才，清华多通才。　　清华在西郊建校时，学生不过４６８人，到２０年代末，也不过800人，３０年代达到1000多人；宿舍宽敞，居住条件比在城里的北大舒适。学费跟北大一样，也是每学期１０银圆；不收住宿费。但有一件费用是特殊的，就是统一制作运动服。清华大学素以注重体育而闻名，这是北大所缺乏的。　　１９２９年以前，学生的教室和宿舍都是混合一起的。民国以后，清华建成一院（即“清华学堂”）、二院、三院、北院等几处校舍。一院是座两层的大洋楼，居住条件最舒适，有住４人的大房间，也有住２人的小房间，配有淋浴、抽水马桶、钢丝弹簧床和暖气，是早年专为应届毕业生而设；二院有五大排，三院有六大排，其前三排是教室，后两三排是宿舍。房间大致相似，每间一般住３人，也有住２人的。每个房间配有铁床３张、桌椅３套、书架３组，５０烛光电灯两盏。住宿条件强于北大。　　伙食标准也比北大略高。大学生的伙食费，最初是每人每月“京平银”４两５钱（每两银子合银圆１块４角）即６银圆３角，合今人民币２５２元。　　到１９２０年秋季开学后，升为每月７银圆，合今人民币2８０元。清华建校初期伙食免费，后来逐渐由缴半费而缴全费。清华学生必须遵守纪律，平时全部在校内食堂用餐；小吃、零食也由校内的“售品公社”供应，可以买到西式糕点、冰激凌、汽水、花生以及其他风味食品等。那时清华的交谊性宴请是常有的事，在“工字厅”请客，花几银圆钱就可以摆上一桌很讲究的酒席，海参鱼翅齐全。工字厅环境幽雅，吃过饭还可到“水木清华”流连小憩。　　１９２７年４月一期《清华周刊》介绍了“清华学生一日”：生活规律、要求严格。早晨七点起床，半小时以内完成饭前准备工作。七点半早餐。八点零分上第一节课。教授都很认真，经常比学生还先到达教室，“同学则抱着课本，大步伐带着笑容，一幅勤奋浪漫的气象。”一上课堂，教师先叫同学背诵英文，没准备好的要提前声明，否则给零分；这样可促使你做好预习，并养成诚实美德。上午四节，课间休息十分钟，到九点五十五分做柔软体操（这是北大所无的）。十二点到食堂吃午饭。饭后多数人到图书馆特辟的阅报室阅报。下午一至四点上课，没课的就到图书馆自修。一到四点，吹喇叭五声（后改为敲钟八响），图书馆和宿舍一律关闭，学生们都到体育馆更衣柜换上统一的运动服，到健身房或操场“强迫运动”，打球、跑步、游泳等，运动完毕在淋浴房洗澡，换上清洁的衣服。然后吃晚饭。饭后自由活动。晚七点半开始自修，十点半图书馆闭馆。十点五十分打钟就寝，十一点熄灯。此时整个校园寂静无声。学生一周的功课，以周六为最轻松，只上半天课。周五晚上为各社团聚会时间；周六晚上大礼堂放映电影，两角钱一张票。寒假很短，除了京津同学外，大都留在校内。可见，２０年代的清华大学生活，已经具有现代化高等学府的标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20世纪３０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3）

大学生们就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接受新的知识、新的思潮。　　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新型学校，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的根据地。　　60年前的大学学费　　近年以来，学费问题，特别是大学学费的问题，已经成了百姓家庭关注的重点。本文考证了30年代我国大学学费的实际情况，并将历史和六十多年后的现状做一比较分析。　　虽然19世纪末年清政府有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高校设置，但实际上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才正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20—30年代，我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杭、广州和一些通商口岸等地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仅北平、天津、上海三市就占46所，在校学生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大学制度和规模逐步走向现代化、正规化。此后20年间，我国各大学先后培养出了几十万名大专毕业的专门人才，使之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从此，进入大学校园读书，成了每一个平民子弟的梦想。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多少贫寒的家长，甚至是几代文盲的家长，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可以佩戴大学校徽而节衣缩食，含辛茹苦，作出令“今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啊！一个催人泪下的典型，就是30年代阮玲玉主演的经典影片《神女》中那位“她”，为了培养儿子成为一个大学生，便以卖笑所得的钱，供儿子的学费。这部无声影片的解说字幕中写道：“每当孩子回家向她讲述学校生活时，她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光彩。”这是阮玲玉所创造的一个最灿烂的艺术形象，《神女》也就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流芳百世的杰作。　　通常认为，在旧社会，上大学几乎是富家大户和贵裔子女的专利，一般劳动人民无力负担那样昂贵的学费，因而对于大学校门难以问津。　　那么，30年代我国各类大学需要多少学费呢？当时一个普通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负担多大的代价呢？恰好这就是我的研究项目，正可以用第一手史料准确地给出答案。　　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分为三大类：公立大学（包括国立、省立和部立），私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这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公立大学；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燕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沪江等等，这些具有西方（特别是美国）背景的非常洋气的教会大学（是一种特殊的私立大学），近乎为外国大学的分部，学费特别昂贵；另外一些借助捐赠和基金会补贴的中国人自己主办的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上海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大学等，学费介于两者之间。　　1。　30年代公立大学的学费　　我查阅了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十四条明文规定——　　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再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　　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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