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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2页）

“这我听说了。”老崔是个老实人，他放下筷子，抹了一把眼泪，“不是又续了一个吗？”

“是续了一个。这几年我一直境遇不好，人家也不愿意来了。”

……

两人谈了半天，没有一点儿好消息，只有唉声叹气而已。孩子走了远路，对他们的谈话没有兴趣，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这时已近10时，他打发他们到对过招待所去睡，随后自己也碰上门，到后面屋里睡去了。

我翻来覆去，一直睡不着。当我撩开蚊帐，抓起闹表，想看一看时间，记得是三点四十分，地大震了起来。最初，我以为是刮风下雨。当我知道是地震时，我从蚊帐里钻出来，把蚊帐拉倒了。我跑到前间屋子的南墙下，钻在写字台下面。

我的房屋内部没有倒塌，屋顶上的附属建筑倒了下来，砖瓦堆堵在门窗之下。如果往外跑，一定砸死了。

这时院里已经乱作一团。我听见外面真的在下雨。我想，既然没有震死，还是把自己保护一下吧。

我摸黑穿上雨衣、雨鞋，戴上破草帽，开门出去……走下台阶，看见老崔正带着孩子找他，“没事吧？”他们互问平安。

“你看我挑的日子多好，”老崔苦笑着，“十四年没来天津呀，天心也变了，人心也变了。我今天就买车票回去了。”他没有留他。

地震之后，由造反派带头，院子里的人们投入了争夺砖瓦木料、抢占地盘搭盖防震棚的战斗。孙犁是“特殊人物”，他既无心、也无力与别人争夺什么，只搭了上面说的那个塑料薄膜的小棚子。

这所宅院，原是吴鼎昌（曾任大清银行总务局局长、《大公报》社长、蒋介石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姨太太的别墅，院内小河石山，花木繁盛，有园林之美。房屋庄严、阔气，都是木结构，正门门限上镶着的那块又厚又大的黄铜，就足有二十斤重。造反以来，糟踏得不成样子了，花木刨损，钢铁卖钱，屋瓦颓败，顶生茂草。只有小河石山，残留院中；但地震后，因争修“临建”，它也毁于一旦。这所宅院的兴衰，在局部上呈现了“文革”的一幅缩影，给孙犁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两个多月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又发生了一次“地震”——这一次是社会性的地震。“天心”变了，似乎是为了对前一次灾难性地震进行补偿，这一次社会性的地震，结束了“四害”横行的时代，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福祉。孙犁终于和中国人民一道，跨过了1976年的历史性门坎儿，进入另一个时代了。

第九章　　晚华老不荒

执著现实，继续战斗

十年了，整个是一场噩梦，很长很长的一个噩梦。正因为这梦太长了，待到睁开眼睛，晨曦已穿透夜幕，在他身边洒下一片阳光了。

虽然天色已亮，他到底刚从噩梦中醒来，不能完全驱除那个可怕的魔影，所以，在1977年2月14日下午司马光北宋史学家、哲学家。哲学上崇奉汉人杨雄，主，他在《曹子建集（上）》的“书衣”上，写了这几句话：“又值岁暮。回忆一年之内，个人国家，天事人事，均系非常。心情百感，虽易堂名为晚舒，然不知究可得舒与否。仍应克励自重，戒轻戒易，安静读书，不以往事自伤，不以现景自废。”①至于“四人帮”倒台之前，他还默默仿效《颜氏家训》，拟了几条戒规：

一、最好不要干这一行。

二、如无他技谋生，则勿求名大利多。

三、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则己食一升；民衣五尺，则己衣五尺。勿启他人嫉妒之心。①这些，都已经过去区别。指出布哈林理论的实质，就在于用折衷主义偷换辩证，他也说在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了。

他渐渐完全清醒过来，终于发现，“长江大河，依然滔滔向东。现在正是春天，依然是桃红陌上，燕筑堂东，孕育着新生。”②他又拿起笔来了（说起来，他“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已有二十年基本上没有动笔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两位编辑来到天津，向他约稿。1977年7月，他写了《关于短篇小说》一文，发表于同年第八期《人民文学》，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紧接着，他又发表了《关于中篇小说》、《关于文学速写》、《关于长篇小说》、《关于散文》等文章③。除了这些理论性的文字，在1977年，他还写了《伙伴的回忆》、《保定旧事》、《在阜平》、《回忆何其芳同志》、《服装的故事》等散文④，陆续在以后刊出。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一年，他就写了这么多，说明他的创作精力已经开始恢复过来了。以后，年复一年，他的创作势头有增无已，创作数量，几乎逐年递增。谁也没有想到，在被迫搁笔多年之后，到了晚年，他的创作步伐忽然加快起来。

1978年10月，主持作协日常工作的李季，亲自到天津来邀请孙犁赴京开会。“非我来，你是不肯出山的！”李季说。对于开会，孙犁确实向不热心，这次有感于诗人的盛情，他慨然答应赴京，而且坚持一周，把会开完。

李季还是那么善做工作，那天晚上八点多钟，孙犁刚到旅馆，还没走进房间，就听到他在狭窄嘈杂的走廊里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社，一边走一边大声地说：

“我把孙犁请了来，不能叫他守空房啊，我来和他作伴！”他穿一件又脏又旧的军大衣，依然谈笑风生。会议期间，他发了言，而且很激动，像是和人争论，讲着讲着，忽然脸色苍白，要倒下去，吞了两片药，终于把话讲完，第二天就病了。

孙犁的发言也是他安排的，他说：“你不常参加这种场合，人家不知道你是什么观点，讲一讲吧。”

孙犁同意了。他讲得很短，题目是《奋勇地前进、战斗》①。开头他就规劝李季要节制感情，他说，大激动，大悲哀此类推，万物无所差别，“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其学说与，大兴奋，大欢乐，都是对身体不利的。然而他也明白，不如此又何以作诗，何其为诗人？

然后，他就正式开始了他的发言：我很少到北京来，这次主要是来看望同志们。……

作家就其天良来说，没有不愿为党为人民多写一点东西的。就像在阳光雨露下，禾苗花草没有理由不茁壮生长一样。作品需要生机。“四人帮”破坏了这个生机。他们处心积虑地想摧毁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他们想用封建的愚民政策，把广大人民置于他们奴役之下。他们必然想到了文艺及其作家对他们罪恶行径的障碍。

……

如何从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人生理想许多精神领域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的战斗任务。我们绝不能忽视，更不能掩饰“四人帮”的流毒在人民身心上的重大伤害。我们要把不利于繁荣或是还在束缚创作的因素去掉。人并不是生下来就胆小的。如果他第一次在路上遇到的只是井绳，他就不会心有余悸了。

……这些年来，有些文艺作品里的诳言太多了。

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如果没有真诚，还算什么作家？还有什么艺术？

我们要坚强起来，也要诚实起来。我们要把丢掉了的现实主义再拾起来，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

他最多不过讲了十分钟吧，讲的这些内容，便首先成了他本人的行动纲领。特别是对现实主义，他不只身体力行，而且联系实际，做了许多独到的发挥和解释。例如，他说《水浒传》写郓城书吏宋江写得成功，写水泊首领宋江，则无能为力。因为作者熟悉书吏，而不大了解水泊首领的生活。与此相反，《西游记》写猴、猪等怪，全以写人的笔法出之，因而生动。《聊斋志异》写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点。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凡是小说，起步于人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纸扎泥塑，生气全无。”“一个作者，有几分见识，有多少阅历，就去写同等的生活，同类的人物，虽不成功，离题还不会太远。自己识见很低，又不肯用功学习，努力体验，而热衷于创造出一个为万世师、为天下法的英雄豪杰，就很可能成为俗话说的：‘画虎不成，反类其犬’。”①1979年，笔者在多伦道他的住处访问他，在很短的谈话时间里，他也谈到现实主义。他说，就是海市蜃楼，也是实体的幻景，没有同样的实体，它便无从产生。关于不同时代的现实主义名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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