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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非非”，我初次听到这个名字是19８６年５月，当时西南师大美术系的一个学生王洪志告诉我周伦佑邀请他加入非非。“非非，这是什么意思……”我在想，我想到周伦佑，一个有综合才能和有抱负的文人，一个不知疲倦的激昂的演说家，他就是非非主编，内心装满支配性里必多（Libido）的抒情权势。我在１９８５年见过他，他当时正在全国进行漫游和演讲，他来到西南师范大学接近尾声的浪漫的一站。在一个月夜，在一间灯火通明的阶梯教室，黑压压的学生抬起苍白、焦渴的脸朝向一个很有经验的雄浑的声音，他正讲到“象征”或“超现实”。一个热血汹涌的抒情战士现在驾驶着非非的梦船起航了。这行动（卓有成效的集体行动）本身就满含激烈的抒情力量。尽管他们在诗歌中有意反对抒情，但却从反面走向了抒情，正如艾略特所说：“向上的道路就是向下的道路。”一极必达另一极。

我和杨黎的交谈一直与诗无关。我对他谈到了毛泽东，他后来也津津乐道于毛泽东及他的一句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条座右铭是一个启示：它启示了一种杨黎式简洁、朴实、“还原”的话语，他是否决定了在毛文体的基础上继续从事语言革命。他后来告诉李亚伟：文化革命曾带来一个口语彻底书面化的时代。废除古文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出现成熟的现代汉语文本。鲁迅的语言不是完全的现代汉语，沈从文也不是，只有到了《毛泽东选集》才形成真正的现代汉语，这堪称现代汉语的一个里程碑，毛文体统一了新社会的口径、约定了口气和表达感情的方位，新一代人民用起来极为方便，报纸、电影和讲话、甚至恋爱都采用这种语法和修辞。

是的，中国的长城在当时正有效地阻挡着西方资产阶级的话语入侵，而如今城门一开，人们就争先恐后要丢掉“毛泽东语言”这个传统（其实丢掉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延安整风运动，政治学习形成了一个极好的毛话语普及模式。毛泽东依靠这个有效的模式在４９年以后通过报纸（最好的手段）、杂志、政治学习（这最厉害的形式），思想总结，建立了一整套更完美的学习制度。我们在这个学习制度日复一日的训导下，从小就自然而然培养了毛话语的思维习惯。而早年奔赴延安的青年俊才何其芳、卞之琳、艾青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个人现代性话语进入毛话语体系，心甘情愿脱胎换骨，这的确是一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或许是“毛文体有一个优势——他的话语从根本上是一种现代话语——一种和西方话语有密切关系，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中国现代性话语。”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今天》，１９９３年第３期。或许是某种天意的力量而非毛话语本身。谁说得清呢？据说爱走偏锋的法国怪才福科晚年也被毛话语所吸引。但毛主席也许意识到，为了转变意识形态必须改变语言和写作，语言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正如毛泽东很早就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过：“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这就是毛泽东的力量之所在，他倡导的简洁文体有一种朴实的权势（一种现代文本的快乐？），这种语言权势犹如一股道德威力的确深入人心，诗歌界的叶文福不是就以这种道德权势进行现实主义的漫骂吗？骆耕野不是也以这种道德权势写《不满》吗？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偏离——摆脱权势的基本程序（“今天”做了一次可贵的偏离，但又堕入另一种“今天”式的话语权势），而偏离在一般情况下却是相当困难的。我有一位研究音乐学的朋友付显舟（与我同年），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研究生，他有一次对我说：“很奇怪，我一写文章很自然地就是毛文体所规定的那一套话语；我老想偏离但做不到，毛文体用起来就是得心应手；我甚至尝试西方现代批评话语或五四时期的话语，但文章就写不动了，语言也不灵了，还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我明显感到毛文体话语的强大。”他自叹恐怕这一辈子只能在毛话语体系下生活、工作、写作。我同样也感到偏离的困难。写诗碰巧能作出有效偏离，但一写文章就有种文字恐惧症，对所谓时代语言害怕、对中国传统语言害怕、也对车尔尼雪夫式、黑格尔式、别林斯基式、列宁式（许多人在背离毛文体时采用这类文体）害怕。言说如此困难，我将如何开口，我感到一种与我相隔离的话语权势高高在上，我处在它无形的监狱里。

三、非非主义的终结（3）

我开始追踪非非的创作及理论。

如果说“今天”是对毛话语体系作出的第一次偏离（对所指的偏离），那么非非对毛话语体系作出了第二次偏离（对能指的解放）。杨黎曾告诉我：“诗是能指对所指的独立宣言。”就这样，非非突破了文字的恐惧症，获得了全面的身心自由。放开手脚、颠覆中心，走出文字的禁忌。他们首先集中火力歼灭诗歌中法西斯般的文学*——形容词，清除语言的道德含义；他们以最大的可能让名词、动词获得它们的最初存在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出现了杨黎先验的“无意义”声音：下面请跟我念：安。安（多么动听）麻。麻（多么动听）力。力（多么动听）八。八（多么动听）米。米（多么动听）牛。牛（也依然多么动听）或者这样念：安麻。安麻（多么动听）力八。力八（多么动听）米牛。米牛（也多么动听）一片片长在地上长在天上……这声音出现在《A之三》。他试图在原语言基础上建立一个庞大的能指系统，推翻所指的长期“*”，让能指脱颖而出，恣意漫游。纯声音、纯书写、纯发现、纯还原及纯“不在”或纯引领——向高处，没有知觉的高处，本来的高处（这是一次更彻底的虚无主义的不可能胜利的努力）。这里，在“安、麻、力、八、米、牛”的世界里，没有悲观、没有时间、没有意义、也没有形容词带来的等级化或失语症，只有“最初的”极简单的声音的再现和词语的碎片。杨黎曾满怀这种创造了“简单”的奇迹之情告诉我：“１９８６年非非创刊意味着第三代人的论争结束。第三代人其实质是用一个数词来指三种创作倾向：北岛式、杨炼式、万夏杨黎式，特别以第三种区别北岛的朦胧和杨炼的史诗，并不是断代的意思。所以今后不再会有什么第四代、第五代之类了。”

接着非非主义理论家蓝马在一个１０月的黄昏被敬晓东介绍给我。我知道他是“非非”的命名人。他的《前文化导言》试图为人们的头脑打开一扇可怕的窗户，他层出不穷的非非理论被认为是一个超越了德里达的狂想，他最初的诗作《沉沦》就已表现出反文化的坚决倾向。按照他的理论：“先有奔月的艺术，才有登月的技术。”而非非所进行的正是无迹可寻、需要承担最大风险的奔月的艺术。从“知”到“行”还是从“行”到“知”？他也懒得深究，一个率先的迷失者，一个没有坐标的探险者，一个只对非非命题命名有兴趣的人（他在１９９３年还对我谈起于坚正在对一只乌鸦进行非非式命名），他日继夜以非非的名义对世界命名：“指船指帆指鸽指鸥指海……水与水一位一体手与水二位一体走船走水走鸽子……指远指近指周围……”在这首他所写的《世的界》中，他实践其“还原”理论，履行其“走向迷失”的诺言，破坏世界的基础形容词、破坏世界的结构动词、破坏世界的元素名词、破坏世界的绵延和场所数词、副词、度量词，总之破坏世界一切的语言制度，破坏所有对语言的记忆制度，从这些制度中把一切解放出来，解放从“世的界”开始，从其中的“的”字开始，世界再不是世界而是“世的界”，这个小小的“的”字在此起到了一个革命性的作用，世界的面貌由此改观。从此地出发，从“的”字出发，蓝马退出了世界！退出了价值！退出了语言！退出了文化！退出了人！同时又把语言、把人、把世界引入对语言的绝望境地，蓝马从不说开始说，“在沉默中坚持一片喧哗”，“能说的，都是不必说的，必须说的，恰恰是无法说的”。（维特根斯坦语）。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三、非非主义的终结（4）

世界在“世的界”中形成了非非的世界。

而１９８５年底，另一名号称“鬼才”的非非诗人何小竹正坐在涪陵暗淡的家中写《牌局》、《大红袍》、《葬仪上看见红公鸡的安》，他雅致的面部流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情——对自身写出的文字的惊恐。他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表情将导致什么。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这些已经写出的《鬼城》组诗（这些诗共十首，被非非命名为《鬼城》，发表于《非非》创刊号上）已将他置于一个无法评说的境地，他感到恐惧似乎在抓住他的头发叫他离开地面，返回已不可能了。这时的何小竹正在不自觉的进入非非冥想。紧接其后，在蓝马《前文化导言》的冲击下，他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进入非非。他以盲人摸象这一成语对非非作出自己的解释：“非非是几个盲人摸的那个大象。我、蓝马、杨黎、吉木狼格等人就是摸象的盲人。我们写出的诗各不相同，但组合起来就是一头‘非非大象’”。其中有沉思的蓝马或奔放的杨黎。

１９８８年初，何小竹完成了极有争议的《组诗》并将它题献给蓝马，以表对这位“前文化”理论家的敬意（一个题辞的插曲：《组诗》在《非非》未刊发前，周伦佑曾建议作者删掉这个献辞。理由是，这个献辞会给《组诗》造成误读，以为《组诗》即是“前文化”理论的注脚，作者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作者认为能够读《组诗》的人，就不会误读，假如误读了，也是一种美妙的误读，最后题辞完成了它自身的工作）。在《组诗》“太阳的太”的章节中，何小竹开始了这样的“造句”：１．　阳光普照大地。

２．　高一·二班有个谢晓阳。

３．　今天，物理老师在物理课上叫我们打开上册第２３页第二章第一节：预习：“阳离子。”

４．　我舅舅在“红阳”三号当水手。

５．　星期三，我没去夜自习，偷偷去“向阳”电影院看了电影《阳光下的罪恶》，这是不对的。

６．　大扫除，我主动要求和班长去打扫又脏又臭的阳沟。

７．　农忙假，我在家帮母办阳春。

８．　阳雀喳喳叫。

９．　阳萎……这是一种典型非非式有趣的、局部的字的练习，一种对可能出现的“阳”字的美的反复认识。在此，阳字的宁静来到这个宁静的青年的一张白纸上，他发觉了一个平凡的“阳”字的本来目的！如最初仓颉造字，感天地泣鬼神，这个“阳”终于回到阳自身，回到蓝马式前文化（还原）的理想。中国的象形文字通过“阳”字带给我们一种初逢的惊奇。“一个点是非非，一个面是非非，一种滋味还是非非，天也是非非，地也是非非，一个月亮非非，两个月亮更非非，而宝石特别非非，不过挑子也同样非非……一切皆非非，直觉亦非非，宇宙之谜被还原。”蓝马：《非非主义宣言》，《非非》，１９８６年第１期。太阳的太或者阳当然也就是非非之阳。

《组诗》企图努力告诉我们一种语言的自在，字呈现实际本身的样子，字与时代、处境、理论、价值、甚至对象全无关系。在这里，字仅仅是“张大嘴巴”开始言说，仅仅是一个通过诗的形式解构诗歌的文本。相当虚无！相当飘渺！

当蓝马突然在《日以继夜》、《九月的情绪》中偏离他的非非理论时（他转入带有象征意味的抒情），吉木狼格，这位腼腆而温柔的非非诗人（但他酒后的举止让人吃惊、整个眼神判若两人）正带着他那一贯克制的忧伤进入出奇不意的“很短”的非非，他写出一批很短的诗，被非非同仁认为妙不可言。杨黎给我背诵了吉木狼格的《消息》，我记住其中这样的一些句子：６月６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非非主义的终结（5）

早上下雪

中午出太阳

晚上有风

……在另一首《妙》中，他用一种典型后现代的直陈式书写关于看了一本书的情况，大约是“我看了一本书，一本关于进攻和防守的书，看完后什么也没记住，只记住一个妙”。

这位曾写过许多关于动物的诗歌的诗人在《消息》或《妙》中更关心语言的去向（暂时忘记了心爱的动物），而不是语言的意义或象征，让语言流露它自己的“６月６日”一个普通的“纯在”状态。就像他日常生活中不带危险的形象一样，他也不带任何要求“伟大”的妄想念头在平凡的“字”里进行字本身的探索。这探索从两个方面进入诗中：一是生存体验，二是语言体验，就像经历对人来说也有生活经历和心理经历两个方面一样。作为诗人，他认为只有被他深深体会过的语言才与他息息相关，并通过对语言的“发现”才会让诗在文字中发光。

在他的诗歌中同样删去了痛苦，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早已把自己的全部献给了诗歌中舒服的一面。”即使他在生活中痛苦着、愤怒着、感动着（甚至对感动时所说的话后悔），即使他在１０月，在一个视线最佳的山坡上独自坐下点燃一支香烟，观看收割后的田野里静静的谷桩或一些积水的小坑倒映出秋天的天空，即使三两白鹤临空飞过、此起彼落，他好像若有所失，有某种来自外部的寄托。但他最终拒绝了这些情绪进入他的诗歌。只是在诗以外，他感叹过“一年又要过去了”，在那个山坡上他一次又一次感伤地观看着并点燃生活中的第二支香烟，因为非非诗歌是反对在诗歌中点燃抒情的香烟的。

罗兰·巴特与非非的契合。

“文学中的自由力量并不取决于作家的儒雅风度，也不取决于他的政治承诺，甚至也不取决于他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是取决于他对语言所做的改变。”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吴芳玉校，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非非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做出了对语言的改变；物质力量正消解着这个时代的激情，从风景到地貌毛泽东时代的影响已一天天荡然无存了，典型的社会主义式大楼已被西洋式宾馆所替代，精美的资产阶级生活改造着我们的意识形态，人们曾有的“朦胧”激情被物质所困扰、所挤压、所扭曲、所澄清，服装革命、美容美发的流行、电脑普及、遗传工程对农业的应用，变性手术、电传、传真、便携式电话、传播和流通的量向扩大、电子图书及音像渠道的全方位开通，后现代主义正在对中国社会进行它全面的“时代整容术”。当遗留下来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诗人们还在坚持唱着怀旧之歌时，市场经济已开始了它不可阻挡的长征。如果说“今天”、“莽汉”反抗了毛文体的激情，那也是在激情范围内迎战了现存的道德观念，并以一种新的道德歌唱（仍是主体性的）在当时的青年心中达到如痴如醉。非非则超越了激情、消解了激情、与时代合拍了。在非非中，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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