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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他是犯了，既伤受害者的自尊，又表示了性别歧视的大忌讳，怎能不走路呢？

由此可知，幽默固然妙，但是如何抓住分际，幽默得恰到好处，更是大学问。近日看电视，见主诗人以一位残障歌星当笑料（当天那位残障者井未到场），或对着相貌不出色的女孩子说“阁下这副尊容”，再不然则在电视剧中让儿童当众尿尿，在桥剧中表现在车上偷香，以手摸对方臀部，再拿到鼻子前嗅的镜头。让我不禁要问：“这是幽默吗？还是因为社会一下子开放，连幽默笑料，也顿时失了分寸？”

我朋友所说的一段话，更引起我的省思。

“当人们吃完大油大腻之后，是无法欣赏淡雅的禅宗水墨画的！当‘抓痒’式的幽默已经引不起皮肤的感觉，只好用‘打’的了！”

请问我们的社会，是否已经因为吃了太多的油腻，而对点到为止、意味深长的高级幽默失去了感觉？

幽默，你在哪里？

有不舒适的城市没关系，问题是那城市里是否也有最不舒适的家庭！

从国看家

去年底，美国教育电视台，做了一系列有关自由中国的报导，广泛地介绍了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其中有一句旁白，听了令我十分不愉快，那是当片子介绍到有关台湾的公害污染时所说：“台北，世界上住起来最不舒适的地方之一。”（One　Of　themost　uncomfortableplaces　in　the　worod　for　living）

这句话一直挂在我心里。某日特别提出来和十七岁的儿子讨论，哪知道年轻人居然眉头一场：“有不舒适的城市没关系，问题是那里是否也有着最不舒适的家庭？”

儿子说这句话或许并没怎么经过大脑，对于我来讲，却有如当头棒喝。

“可不是吗？国家、国家，一国的情况不常也反映在家庭里吗？”

我们有着八百亿美金的外汇存底，造成骄奢逐利的社会，却无法改进环境的品质。许多人只知求取个人的利益，不顾群体的发展。只求车内的舒适，不顾车外的污染；只求关起门来，享有室内的安宁，却不管自己在外面制造的噪音。

问题是，当我们关起家门，门内是不是也反映了这样的社会情况呢？

我们的家庭可能拥有比西方人高得多的储蓄。可是室内再不然就是多年一成不变的陈设，再不然则动辄数百万元装潢，结果却显得杂乱无章，没有表现出个人的风格与品味。正如同我们所居住的都市，有一栋栋看来不错的建筑，却常未能表现出民族的风格与整体的谐调感。

我们的厨房可能有美国的不沾锅、英国的蓝花瓷，却见那锅盆炉台，满是油垢黑烟，家里除了宴客，用的常是塑胶腕盘。

我们的客厅可能有柚木画柜、红木家具，里面却堆着过时的报纸、喝空的酒瓶和准备用来装垃圾的各种购物袋。如同我们新建的文化中心、美术馆，可能有最昂贵的硬体设备，以及贫乏可怜的收藏与演出。

我们号称有敬老尊贤的美德，许多家中的高龄长者，却成天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到吃饭时才被“请”出来，平常难得有年轻人“领着”出去散步、旅游。如同我们有许多国宝级的艺术大师，却只见政府要员一年一度前去拜寿，平时则乏人问津。

我们的子女，一方面希望得到父母“中国式”无微不至的照顾，一方面要求“西式”的民主与放任。如同职员要求公司有日本式的升迁与福利，却又追求美国式的跳槽与个人自由。

我们的父母可能一面交给子女过多的零用金，一面下达十八世纪的专制令，自己却又早上坐号子，晚上在酒廊，如同……

总之，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集合，当我们大声疾呼国家要现代化的时候，是不是能先由家庭做起呢？

我们常说人才不怕被埋没，迟早会被发掘出来。但是，今天这句话或许不对了！

不能及时成功就是失败

由于后院紧邻者被列为鸟类保护区的森林，使我经常能观察到鸟类的生态，尤其是在屋檐下挂了野鸟的喂食器，躲在百叶窗后，更可以近在咫尺地看它们的小动作。

最爱仲春、山茱萸花盛开的时节，红雀、蓝坚、斑鸠、麻雀，都携家带小地来进餐。其中阵容尤其庞大的要算是麻雀了，一对父母，足足领来五只小宝宝，不知是否因为怕冷，宝宝紧紧地挤在同一枝上，等着父母喂食。

大鸟总是先飞到喂食器里卸取谷子，然后飞到地面咀嚼，再回到枝头哺育孩子。而每当大鸟飞临的时候，小雀都极力地抖动翅膀，张大了嘴巴，并发出叫声，别看那些小鸟不大，它们的嘴巴张开了可是惊人，似乎整个头，就只有一张此的样子。而且小雀的嘴跟大鸟的颜色不同，色彩较浅，边缘呈淡淡的黄色，变得非常显眼。

观察久了，这些小鸟的生活，竟使我产生一种惊悸，我发现在那一窝初生的小鸟之间，居然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生存的竞争。至于那张大嘴巴、高鸣、乃至抖翅的动作，则莫不是为了吸引大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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