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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第1页）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那么钱到哪里去了？是财政局自己吃了喝了贪污了？说实话，昌都市本级每年四个来亿的财政收入，光财政局三百多号人是不容易吃掉喝掉贪污掉的。何况财政收入都是些死钱，报表上一笔笔写得非常清楚，多动一分钱都有体现。财政局三百多号人的人头费业务费什么的，跟别的单位一个标准，在本级财政里是不会多占的，惟一的出路只能依靠各职能处室到省财政厅对口局处室弄点业务费回来花一花。

所以问钱到哪里去了，其意义不大。要问问、钱从哪里来。别的地方不去说。沈天涯在预算处呆了多年，知道昌都市财政收入的来源是非常有限的，主要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二三产业，包括各种类型的企业和经济成分。近来工薪阶层人员也实行了所得税代扣制，似乎又多了不少的纳税人。可举目四顾，才发现我们的纳税环境是何等的低劣。工厂里的机器都生了锈，工人都养不活，哪有钱纳税？农村里的农副产品都卖不出去，还有好多钱交统筹和提留？个体老板交了钱享受不了纳税人的待遇，拿钱找准靠山和买通税务干部，成本低效益高，把税交给财政有什么好处？工薪阶层的所得税好收，由财政在工资表上代扣就是，可工薪阶层的工资那么低，又纳得了几个税？

凡此种种，极大地制约了地方税收的增长，而财政供养的人却在一天天往上增，财政还不成了地地道道的吃饭财政？而且不是饱饭财政，是饿饭财政。中国是个官本位最严重的国度，都想做官，不想为民。可官谁来养活？还不是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做官的，没有为民的，官吃什么？穿什么？

沈天涯曾经看过一个资料，我国历史上官民之比，西汉为一比七千九百四十五“唐高宗时为一比三千九百二十七，元成宗时为一比两千六百一十三，清康熙时为一比九百一十一，新中国成立时为一比六百，到了现在全国财政供养人员与总人口为一比二十八。而且经济越落后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越多，有些地方的官民之比创下了一比九的惊人记录，也就是九个民供养一个官。

再拿昌都市来说，全市包括县区人口一千一百多万，财政全额拨款人数三十八万，差额拨款人数六万，‘靠红头文件收费发工资人数五万，还有银行、工商、税务、邮政、电信等部属省属部门在昌人员，估计也有六万左右，几笔加在一起超过了五十五万。这五十五万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能不能学母鸡撅撅屁股就可下美元欧元，没谁注意过，但人民币是一分钱也下不下来的，都是一千一百万昌都人用各种税费养活的，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五十五万跟一千一百万相比，正是一比二十，读过小学的人就算得出，即二十个纳税纳费的养一个吃税吃费的。

第十九章（2）

中国人时下对吉尼斯世界纪录特别热衷，放个响点的屁也叫着要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也不知谁将这样的官民之比申请过吉尼斯世界纪录没有，如果申请的话，人家洋人在膛目‘结舌之余，那是一定会恩准的。

那么官从何而来？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香港就一个行政长官，连副职都没有，总共一个“港级领导人”。美国联邦政府一个总统，一个副总统，就两个“国家领导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多少？“省级领导人”“市级领导人”“县级领导人”“乡级领导人”多少？恐怕谁也搞不清。

这是正儿八经的政府官。再看看部门的吏。沈天涯他们经常要研究税收成本问题，曾经做了一个比较，当前全国税官已逾一百万人，而美国税警是十万，日本税警是五万。这就是税收成本。应该说，国人多，税官也多，税收就多，换言之，成本高收益就大，可我国的税收才一万五千多亿人民币，人家美国是两万多亿美元，日本的税收总额为我国的八倍。人家税多税警少，我们税少税官多，这一多一少两相比较，还不能说明问题么？

而问题远不在此。官多嘴巴多，嘴巴光吃空气不行，还要吃饭喝酒。官多屁股多，屁股不仅仅坐板凳，还要坐车。这就是为什么官字要有两个口，上面一个下面还要一个。沈天涯看过一个统计数字，我国每年嘴巴和屁股吃掉的财政收入高达六千个亿，这恐怕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俗话说，天上龙多不治水，地上官多不太平。官多工作多，躲在“脱衣间”里制造出来的工作多，呆在宾馆里设计出来的工作多，坐在小车里构思出来的工作多。工作多，自然就文多，会多，电话多，干扰多，内耗多，收费多，浪费多。怪不得社会上经常用三句话来形容政府和各职能部门，说工作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沈天涯想，中国的问题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多。财政的问题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也是两个字：钱少。

官多钱少，因此该给的给了就给了，该拿的拿了就拿了，该拨的拨了就拨了，如果该给该拿该拨的时候没给没拿没拨，尽管你是法律规定该给的，领导签字该拿的，上面下指标该拨的，恐怕也是过了这座山就没了那道坳，以后就很难说了。如此说来，这钱一定要到了自己单位的户头才算是自己的钱，否则一切都是镜中花水中月，看得见摸不着。大家于是把眸子鼓得比加大后的乒乓球还大，死死盯住出钱的地方，财政局也就别想安宁。所以沈天涯他们常说，到了十二月，谁想凑热闹看把戏，用不着到什么证券交易中心或是农贸市场去了，就到财政局办公大楼里来好了。

既然该给的该拿的该拨的钱没到自己单位户头上之前，根本就不是自己单位的，那么各单位的头儿和财务处到了十二月，别的工作已经不是工作，只有到财政局来弄钱才是工作，他们于是绞尽了脑汁，不把财政局尤其是预算处的门缝打通不肯罢休。有的到最豪华的酒楼摆了工作餐，想请傅尚良和沈天涯他们赴宴，只要他们进了包厢，还不酒杯一端，经费优先，红包一揣，拨款尽快？有的去搬市里主要领导给傅尚良和相关处室处长打电话，人家碍于领导的面子，开拨款通知时还不优先考虑？

鉴如此，傅尚良和沈天涯他们的行踪这段时间便变得飘忽不定起来，经常是打一枪换一个位置，谁都知道他们在地球上，却谁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地球上的哪个方位，更别说请他们去赴鸿门宴了。连手机也是关了机的，另备了一部刚弄的任何人都不知道号子的手机，用来进行内部联系和接受主管财税的贾志坚等领导的遥控，以便随时互通情报，及时掌握税收和收费进度，好根据税收和收费入库数，通知守在预算处里的小宋他们开具拨款通知单，而绝不能开空头拨款单，。以免造成更大的混乱。

这天上午，傅尚良和沈天涯先找来非税收入处的人，让他们想办法把政法部门的罚没收入款缴人金库，好调剂使用。正在商量，贾志坚的电话打过来了，要傅尚良和沈天涯立即到税务局去。贾志坚分管财政，跟傅尚良他们一样急。掰着指头一数，离三十一日只差十来天了，可市本级的税收还没达到预算的百分之七十五，也就是说还有近一个亿没收上来。收入方面不能按预算计划收上来，支出方面却由于干部职工加工资等因素，大大超过预算，这个财政账就是请来数学博士，恐怕也是算不拢的了。

第十九章（3）

两人赶到税务局，贾志坚已经先到了。

税务局是省管单位，省税务部门给他们下达的税收指标是全省的平均增长水平，地方人大考虑地方增支的实际问题，确定的税收预算任务往往比省税务局下达的指标高。但市税务局人财物都归省税务局管，他们当然只听条条的，块块意见可以置之不理。他们的理由是税源枯竭，省里下达的任务都完不成，哪里还顾得上市人大的预算任务数？

税务局的理由说不充分还真充分，t经济形势是有目共睹的。不过市政府和财政局年年跟税务部门打交道，知道他们是留了一手的，就是说他们收上来的税款会留下一部分摆在自己的过渡户头上，不会及时解缴到财政金库里来，要到了年底再跟市政府提要求，市政府给足了超收分成比例后再人财政金库。

傅尚良和沈天涯走进税务局小会议室，税务局刘局长和计划处林处长正在跟贾志坚讨价还价，说今年税收形势格外紧张，别说市人大的预算收入数字无法完成，就是省里下达的指标完成的希望也不大。贾志坚也不拐弯，直问他们的过渡户上还有多少钱没解人财政局金库。刘局长说还有八百多万，马上就入金库。贾志坚不相信，林处长说可以把账簿拿出来给他们看。贾志坚不傻，知道账簿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的，他们设的过渡户也不是一个两个，人家不可能全给你看。贾志坚就问他们今年还能收多少上来。刘局长哭丧着脸说，顶多还能收三千万上来，还要看企业的工作做不做得通。

贾志坚没再说什么。他知道多说没用，带着傅尚良两个上了人民银行，让裴行长和金库处楼处长调出金库数看了看，这几天进账不多。中午几个人就在人民银行的内部招待所里休息了一会，下午又进了金库处。楼处长打开电脑，刘局长那八百万元已经划了过来，金库数才稍稍好看了一点。关了电脑，几个到招待所小会议室里商量了几句，决定还是跟顾爱民汇报一下。找到顾爱民，他沉吟了片刻，说他有一个办法，新上任的省税务局长是他的老乡，给他打一个电话，要他给昌都市税务局施加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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