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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是痛苦难忍，心如刀割。我上有70多岁的老母，下有儿女。我们后来是到处求医给予治疗，哪里说能治好艾滋病，我们就到哪里去，花了不少钱，结果我丈夫还是走了，也欠下了不少债，可是病情还是没什么好转。　　后来，我不叫两个孩子上学了，但是孩子不同意，可我们两个治病都没有钱，哪里还有钱给孩子交学费。孩子上学都是尖子生，孩子叫着“爸妈，我要上学！”我们俩听后心如刀割，泪流满面，可是有谁会伸出友爱之手，有谁肯可怜孩子呢，有谁来献出一片爱心呢？　　高耀洁同志，听说您（你）们也给我们这些病人和孩子捐了不少的钱和物，可是我们这些病人哪里得的到啊！高耀洁同志，像您这样有爱心，有同情心的人，我们哪里去找啊，希望您们对病人和孩子多献爱心！　　并祝高耀洁同志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合家欢乐！　　此致　　敬礼　　某某　　2001年8月11日　　潘绥铭教授说：“按照我国目前某些宣传，似乎只要跟病毒携带者性茭一次，就必然100％地被传染上艾滋病。其实，即使不使用避孕套，通过荫道性茭传播艾滋病的概率只有1500　。”　　潘教授又说：“艾滋病是‘体液传播’，而不是‘性传播’。从根本上来说，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其实只有两个要素：第一是病毒携带者排除了体液（主要是血液、Jing液和其他分泌物）；第二是另一个人出现了破损。因此，我们现在所大肆宣传的所谓‘性传播’途径，其实归根结底也同样是由于体液进入破损之处，才得以传播的。在荫道性茭中，只有带病毒的体液通过女方黏膜或者双方的任何破损处而进入另一方的体内，病毒才能够传播。  ＇返回目录＇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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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寡妇们的处境（2）

在进行肛门性茭时，双方都比较容易出现微小的破损现象，结果体液可能进入另一方的体内。总而言之，如果没有体液这个中介物，如果双方都没有丝毫破损，那么艾滋病是不可能传播的。”　　因此，男方有艾滋病，妻子不一定有艾滋病。如：2000年10月的一天，我到项城见到了金某，她才32岁，长得很健壮，不善说话，正在忙活家务。她有三个孩子，二男一女，长子11岁，小女儿才3岁，是她丈夫小田得病后才出生的。田某1996年中秋节，在集市上卖蔬菜时，被一辆大卡车压断左腿，在项城县医院手术截肢，因出血过多，输了三个人的血。2000年春开始发病，全身乏力、发烧、厌食，当时以为是患了感冒，就在当地治疗，越治病情越重，直至2001年8月在郑州河医大医院检查艾滋病病毒抗体呈“阳性”时，才知道是“艾滋病”。这对田家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们万念俱灰。医生又让她和老人、孩子检查艾滋病病毒抗体，全家其余8口人都呈“阴性”；说明他们未感染艾滋病。　　从此，金某陪着丈夫，每日不离左右，她把孩子交给了娘家的二位老人，她的父母说：“孩子在俺这读书，不受欺负。在他们村上学，其他小孩骂他是艾滋病……”我问金某他们夫妻过性生活时是否用避孕套防护，她说：“我们一直不知道他害得啥病，农村人谁懂得防护呢？自从确诊是那个病以后，医生教我用避孕套。他病得这么严重，已没有性生活能力，我也不想活了，我很想和小田一起死……”她停了一下又说：“两家都有60多岁的老人，还有3个孩子，俺俩一块走了对不起他们，这样我才支撑着活下去。”一个月后，我听说小田死了，一年后我多次打听金某情况，她仍然无病，她全家又化验了两次艾滋病病毒抗体，都是“阴性”。金没有改嫁，有位知情人告诉我：“这些艾滋寡妇，不是她不想嫁人，是没有人敢娶她。”　　另有华某，儿子10岁，丈夫因卖血建房染上艾滋病，1998年12月死亡。1999年春节后她带着孩子又嫁人了，后夫离她家有80多里路。过门不久，男方知道她前夫死于艾滋病，便对她百般虐待，把她关在屋里不让她外出，说她丢人现眼，稍有不顺，便拳打脚踢，甚至用烟头烧她……　　一年半之后，华某生了个女孩。这时她的后夫开始出现了发烧、腹泻、咳嗽等症状。他说是华某气的，其实他在1995年左右多次卖血。2000年秋，他被诊断为“艾滋病”，不久他死了。华某生活很困难，她带着两个孩子去防疫站检查艾滋病病毒抗体，三口人均为“阴性”，说明母子三人均未染上艾滋病。　　华某气愤地说：“都是你们宣传随便说‘干坏事’才得艾滋病，预防艾滋病要靠避孕套，弄得好人抬不起头来，真是害人不浅。”　　我想给她解释一下并问她是否用避孕套防护时，她更气愤，她连珠炮似的说：“谁见过那玩意儿（避孕套）？给病人发那玩意儿时，发给谁，人家不但不要还骂人，那玩意儿能救艾滋病人的命吗？我们的病是‘血祸、人祸’害的，害得我们好苦、好苦啊！”以上案例何止她们二人，太多、太多、太多了，她们仅仅是个代表，愿更多人能够了解艾滋病的真实情况；了解她们的困难生活，关注她们；让他们少受免受歧视！  ＇返回目录＇  

9可怕的艾滋残景（1）

自１９９９年以来，我开始了解艾滋病疫情高发区的情况，我首先去了上蔡县，继而去新蔡县、尉氏县、睢县，另有几个县未能深入下去，只是见过几个或几十个病人。凡是我到过的地方，我都到了病人床前问长问短，了解情况，记录现状，并拍照留念。同时发现疫情严峻，当你出这家，进那家床上躺的艾滋病病人不是一个就是两个，有的全户没有一个健康人！这些艾滋病病人他们走了！留下的是：孤独老人、无助的鳏夫、悲惨的寡妇、可怜的孤儿。　　一个孤独老人的来信　　敬爱的高教授：　　你好！　　首先祝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在你的事业上永攀新的高峰！　　我于2001年12月16号下午收到了你给我汇的300元钱，因本人所在地于12月2号到13号阴雨绵绵，后又转为大雪纷飞的天气，在这种情况下，没能给你及时回信，还希望你多多原谅。　　我这一生中有3子2女，看起来命还是很好的。好比我正在宽整的大路上，前面有座大山阻碍了我的去路，在晴朗的天空上落下一块黑云压在了我的肩上，你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落在我的身边，温暖了我这个家庭。给我们全家老少照亮了光明的道路。我在这代表家乡的老的少的向你说一声，谢谢你对我这个家庭的关心、帮助和支持。　　高教授，你也看到过我两个女儿都在害艾滋病。　　我3个儿子现只留下长子一人，二子平印于1998年4月份死于艾滋病，留下一子鹏威，现年11岁。平印死后，在1998年7月份他的爱人改嫁了，小孩也跟着走了。后因鹏威的母亲在新家又生一男一女，后爹对他多次虐待，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起了认祖归宗这个道理，多次从他姥姥家回老家给爷爷讲起在后爹家的一切情况。可他心中也很难过，在他大哭声中说：“爷爷我想上学，没有钱。”在这种情况下，我多次给他钱和物供他上学。最近他回家（来）了，我家又多了一个孤儿。　　三子玉印于2001年6月26日也死于艾滋病，玉印的爱人因艾滋病死于1999年2月份，他们死后留下两个孩子。大的现年10岁，小的现年7岁，因家中贫苦，为给玉印看病花去6千多元，这在贫苦的家庭里又雪上加霜，给予我重重的压力。我爱人现年71岁，因儿子死后，他得了重病，生活不能自理。我现年70岁的老人，也经不起这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你的关心帮助和支持。我再一次代表家乡的老少向你说一声：谢谢你；高教授。　　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都像你那样每人都献出一片爱心来关心爱护下一代，国家就会更富强，更美好。在你的鼓舞支持下，我有信心教育好两个孩子，叫他们好好学习，报效国家，为你争光，决不辜负你对他们的希望。在你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努力学习，一生一世忘不了你对他们的养育之恩。　　最后，再次祝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全家快乐，愿你的事业腾飞在中原大地上。　　因本人水平有限，信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望你多指点。此笔，再见吧高教授。　　此致　　敬礼　　某某　　2001年12月25日　　一个孤儿的来信？　　敬爱的高教授：　　您好！　　近来工作忙吧，一切都好吧。首先祝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想必合家安康。时欲入夏，愿自保重，赤日炎炎，万请珍重。　　我于2002年5月20号下午收到了您的信函，请您放心，不要挂念。在我收到你的信的同时，也收到了上海的纪阿姨的两封信。但我也经常给纪阿姨回信，她也能收得到。　　尊敬的高奶奶，我是托您的福，才得到世上好心人的关心、帮助和支持。我在这代表家乡的父老乡亲，先谢谢你和世上的好人，来关心帮助和支持我们这没父没母的苦命的孤儿。是您把我从火海中救了出来，是您把我从苦命中救了出来，是您从黑暗中拉了出来，是您给了我的（第）二次生命。我和妹妹终身不忘。您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落在我的身边，温暖了我这个苦命的家庭。我决不辜负您对我的希望，一定好好学习，来报效您和国家对我们的希望。此（仃）笔再见。助（祝）您安福！　　小　　军　　2002年5月22号　　一个孤儿再次来信　　敬爱的高奶奶您好！　　提笔首先祝您老人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工作顺利，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一切都好吧！　　在这很长的时间内，没给您通信交心了，只因为爷爷奶奶长年多病，自从收麦到中秋，再加上天气又不正常，整天忙个不停，再加上我的学业等等一切事，在我放学以后还得帮家庭干一点力所能及的活。在这个事情上还请（高）奶奶多多地原谅。　　敬爱的高奶奶，我们这个家庭和我们姊妹二人是托您的鸿（洪）福，才会有今天的生活，吃的饱，穿的暖。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您教育我们怎样做人，是您教育我们走向人生的道路上；是您救了我们这没父没母的孤儿。我在这代表家乡的父老乡亲向您说一声，谢谢您告（高）奶奶，谢谢您对我们姊妹二人的关心帮助和支持。别不多谈。此（止）笔。　　再见吧高奶奶。祝您安福。  ＇返回目录＇  

9可怕的艾滋残景（2）

小　　军　　2002年9月7号　　许多人误认为艾滋病是“性乱”引起的，本人清白，不会得艾滋病，这是极端错误的。我国艾滋病传播主要来源于“血祸”，事件发生之后又出现了捂盖子不让民众得知艾滋病的真实情况，同时又发生了歧视、敌视艾滋病病人的现象，病人生活在极其穷困的处境中。　　2001年3月31日，我接到了另一位42岁的艾滋病患者王某某的来信，他说：“高老师，我在电视上报纸上看见过你，我这病你有办法治疗吗？我希望见你一面，即便我的病治不好，我死也瞑目了！”当我赶到村子时，村子里正在出殡，走到棺材前，我才知道死的人正是王某某，和我一起去的三位同志无不流泪。结果把这封信也哭丢了。　　当地村民说：“我们这儿村子里像某某害这种病，发烧、烂嘴、腹泻、生疮，一年时间内已死十多口人了。”　　艾滋村外的乱坟第二天我走进另一个村子，一进村就听见一个奶声奶气的呼声，下来！下来！妈妈你下来！这声音有些嘶哑，作者透过一扇没有关闭的大门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一个女人上吊了，一个两岁模样的男孩正抱着妈妈的脚后跟，边啃边喊，“妈妈，你下来啊，你下来啊。”村民说：“孩子的爸爸、妈妈很早开始卖血，因感染艾滋病男人已经死了，小孩也染有艾滋病，最近女人病得很重，她贫病交集，实在也活不下去自杀了。”作者的眼泪立刻流下来了。也就是从这时起，我改变了一贯的方式，花更多的时间和经费去关心那些艾滋病死者的遗孤；我认为不能只给钱；应当把他们领养了！　　2001年的一天，作者走进某村发现一个已辍学的12岁男孩，他跪在一个大的新坟前，对着一张中年夫妇的合影照片号啕大哭。他叫张某某，在坟墓里躺着他因艾滋病死去的父母，他妹妹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他14岁的姐姐也辍学了。他70多岁的爷爷用乞讨来食物养活他们。好心的记者为他交了学费，但不久他因贫困又辍学去砖厂打工去了，为了每天挣10元钱来养家糊口。他心事重重，在左臂刻满了“忍”、“仇”、“杀”等刻骨铭心的字样。据说，“仇”字是他的伙伴们刻的……手上刺青的艾滋孤儿　　2001年3月的一天，我去某县艾滋病村，刚进村就遇到了八个学龄儿童。其中一个小男孩握着小拳头说：“我长大要杀了他哩……”我问他要杀谁，他瞪大了眼睛说：“抽我爸爸血的那个人……”在旁边的一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向我解释说：“俺这里许多小孩都在叫嚷着要杀‘血头’，他们知道俺这里艾滋病是卖血传染的。”我听了之后更加心寒，“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些小孩从小心里就种下了仇恨，长大以后呢？如果没有人加以正确的教育引导，他们将会走向何处……作者非常担心将来的社会治安问题。　　20世纪###十年代，一些地方为发展“血浆经济”，建起了大批的血站。这批遍地开花的非法血站；让无知的农民也找到了一条自以为既省力又“赚钱”的发家致富之路，家里的青壮年竞相去卖血。一些村庄，全村80％的农户参与了卖血，卖血成了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成了正业，不卖血者倒成了不务正业，甚至出现了职业卖血者，在众多血站往返，频繁地卖血。在卫生部出台相关规定，取缔血站后，还有农民成群结伙，偷偷地到“地下”的非法血站卖血。　　大多数农民卖血挣钱后，就盖新房，生活似乎也有了改观。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各村艾滋病感染者陆续发病，一些村子开始出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大批发病、死亡的现象。卖血村的农民从短暂的生活好转，一下子落到了极度贫困的深渊，许多家庭除了外观还像样的房子外，一贫如洗。走进每一家，几乎都是同样令人伤心的场面：瘦弱的病人、无助的老人、流着泪的孩子……　　随便走进一家，几乎都有病人。在一家的三间房里，一间屋里放着一张破旧的木板床，中间的屋里放着几袋粮食，另一间是灶房，冷冷清清，没有一点生气，好像从来没有人住过。据村支书说，这家的男主人得病死后，他的妻子扔下七十多岁的婆婆和一个十岁的女儿离家出走了。　　走进第二家，一进院门，我们就看到屋檐下一张床上，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躺在上面不停地呻吟，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坐在床边照料她。女孩的父母已经死于艾滋病，床上是她的奶奶，也得了重病，卧床不起。　　第三家的病人，已经骨瘦如柴，生命垂危，北屋迎面方桌上，放着一幅中年夫妇的遗像，这对夫妇是半年前死的，留下了三个孩子，全部辍学。现在的病人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已经去世。孩子的舅舅和叔叔都患有艾滋病。　　在另一个艾滋病村庄，几乎看到了同样的惨景。第一家门口的床上躺着一重病的妇女，她看见来人就哭着说，家里已经没有面粉了，粮食也都卖光了，都买药用了，自己的病却越来越重。她的丈夫已先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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