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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魏强忙将去冬护送男女干部过铁路时，在石庄村北捡的那支钢笔从衣袋里拿出来，拧开，递给他。

钢笔是桔黄色；笔帽上，缠绕两道耀眼的金箍；镀金的笔卡子，在正面镂有几个外国字码；黄澄澄的大笔尖上，有米粒大的一块白金。从外形上就能看出这是支好水笔。

洛玉接过笔来，端详端详，反用正使地在本子皮上画了两画，又挪到眼前仔细瞅瞅，才说：“哎，怎么这笔好面熟？”“你认识这支笔？”魏强听洛玉一说，忙打问。他为这笔找主人发了好长时间的愁。

“早先，俺们县的敌工部长黄占立也有这么一支笔，我常借着使。你这支笔的里里外外，笔尖、笔杆，都跟黄部长的一模一样。”

“他，‘五一’扫荡以后过路啦？”

“没有，他一直在这边坚持；不过，去年秋后，他在黄庄让松田、刘魁胜带着清乡队给包围住，牺牲了。你们不知道，那真是好样的。”洛玉说到黄部长的牺牲，语气很沉重。“我以为这支笔找到主人啦，结果闹个假欢喜。这支笔是去年腊月护送干部过路时拾的，不过，地点是在铁路西。”“别说钢笔，就连人也还有一样长相的哪。”刘文彬搭上了一句。

李洛玉把小本子翻开，页页都写了密麻麻的字。“过年啦，得给他重立新帐。”在一页白纸上，他写了：民国三十二年，接着又写上：1943年五个字。中指沾下唾沫，跟着一按纸张，就把刚写上字的那页掀过去。他手在写，嘴里在叨咕：“今天是二月初十，阳历是三月……阳历是多喒？刘同志。”

“今天是三月十三号。”刘文彬顺嘴告诉给他。

“十三号。打死王恒家母鸡三只，伤一只，都提走；打死周拴柱鸽子两只；吸三塔烟一盒，喝茶叶水一壶，摔了一个茶碗；还调戏外村的……”

好打听事的辛凤鸣，瞅着李洛玉一笔一画的记，挺好奇，凑到跟前去看。字写得虽说歪歪拉拉，倒挺清楚。等他写完，就问：“你记这个干什么？”

“嘿——干什么？你觉得他们吃了老百姓，喝了老百姓，糟了老百姓，拍打拍打屁股一步就算完啦？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有一天，咱还跟他们算总帐呢！”李洛玉说得那么轻松愉快，好像算总帐的日子就在眼眉前。

“要这么记，从鬼子到中国快六年啦，那些罪恶还能记得过来？”

“没有个记不过来的事。全中国四万万人，一个人两眼两耳朵，你记，他也记，大家一起记，想要赖帐也不行。我记的这叫人头帐。谁办的坏事，出的坏点子，就写在谁的名下。另外，俺们还有一笔总帐，像哪个炮楼要去十石小麦，三百斤白面，肥猪六口；哪个据点，修炮楼要去几千块砖、几百斤灰、多少木料；是谁家的，谁家又出了多少……都在那本总帐上记个一清二楚。不光村里记，出砖、出木料的人家自己也记。不用说远处，河套哥家就有，其实，家家都有，村村都记，到时候一对就行了。”

“大伯，你家有帐啊？”

“有。你等我给你拿去。”河套大伯说完，扭头就走。“你们记那砖、瓦的干什么？”

“哎呦，难道日头老在正南？难道鬼子老在上风头？难道他们修上炮楼、据点，就像安家立业似地住上一辈子？那不是癞蛤蟆要吃天鹅肉，心高妄想？他们心里是那么打算的，就是在咱八路军手里通不过。你们回到家乡干什么来啦？老百姓天天盼望你们回来，又是为的什么？就是为的叫他们早点吹灯拔蜡。有朝一日咱们翻过手来，炮楼端了，据点拿了，把他们五花大绑地逮住了，炮楼、据点的砖、瓦、木料……一切还都是咱的，物归原主，谁家的还归谁家。预先记下，省得将来费事。你说呢？”

“好！好！我明白啦！老百姓就是看得远，想得周到。”辛凤鸣对这种作法，是五体投地的佩服。

魏强听了李洛玉的这一番话，也深受感动。他想：群众虽然在苦难中过活，抗战必胜的信念确实都在心里扎下了根。有党的领导，有胜利信心十足的群众支持，环境即使再残酷，也能坚持下去，搞出个名堂来。他越想越高兴，不由得笑了。“你看，这就是我那本帐。”弄得袄袖子、胸前、膝盖上都是土的河套大伯，兴冲冲地走进来，像显宝似地把一个纸卷撂在桌子上。

李洛玉打开，辛凤鸣、贾正、李东山……像看稀罕似地围了一群。离近点的，低头不语地端详；离远一点，踮起脚，向里扎脑袋。纸上面记的不是字，净是像孩子画的画儿。里边有的画着一只手，手旁边挨着画了长短不齐的三竖道；有的画个大圆圈，里头还有个十字；有大的、长方的框框，框旁边有横的五道，竖的三道，末了又是横的七八道；有……辛凤鸣抬起头来问：“大伯，你记的这是什么？真是天文，咱看不懂。”

“大伯记的，大伯知道，你看懂看不懂的干什么？”贾正朝辛凤鸣噎搡过去。

“算啦，让大伯给咱讲讲吧。”赵庆田急忙答言解围。“大伯讲讲！”“讲讲你这让人看不懂的帐吧！”“讲吧！”贾正、辛凤鸣两人的斗嘴，人们都没有理，都像小孩要听故事似的要求大伯讲那篇看不懂的帐。

“这个，别看你们识文断字的人不懂，让我这没有沾过学房门的，拿起来一看就能说个明白。”大伯从桌上拿起纸卷来指点给大家：“这一只手，三个竖道，是我在冉村挨了一撮毛三个嘴巴。为什么三个竖道有长有短呢？那长道是记的他打我狠的那一下。这个大圈还画个十字，是我过冉村桥哈叭狗要了十块联合票。这框框是记的砖；五横道是五百，三竖道是三十，末了的七八个横道，是零头，联到一堆是：砖五百三十七八块……”大伯照纸上画的，有来有去地给人们一解释，周围的人们都从心里佩服，脸上露出了笑。

“同志们，帐，老百姓都左一笔、右一笔地记下来，怎么个算法？谁给我们作主，叫我们去算？就看你们啦。”李洛玉把小帐本重新用油纸包好，揣在怀里，像渴望什么似地冲着大家慢吞吞地说：“老百姓的心里都知道，只要自己的队伍过来，什么难撕掳的帐也会找鬼子，找老松田，找‘三害’算清的。”

李洛玉的话儿不多，分量倒挺重。话语里的每个字，都拨响了人们的心弦。

屋里，一片暂时的沉静，武工队员们都托出一张非常严肃的脸。贾正握紧拳头地望着顶棚；赵庆田低着头沉思；刘太生不眨眼地锉着后槽牙；常景春下意识地抚摸着歪把子；辛凤鸣口问心：“你将怎么办？”李东山怀抱着枪呆坐着，望下房东大伯。房东大伯正用父亲般的眼神巴望着每个人，嘴鼓蠕两鼓蠕，又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

“有共产党和抗日政府的领导，有你们的支持，有我们在，会找敌人算这笔帐的！”魏强挥动握紧的拳头，像发誓似地打破屋里的沉寂，“往后的日子长着哪！咱找他们挨个地算。算不清，重算；算清了叫他们还，一定都叫他们还清！”他代表大伙，表示义不容辞地把算帐的任务承担起来。

第六章

春末夏初的时候到了。大地披上了绿装，垂柳随风轻轻摆舞，大叶杨哗哗地作响。

转瞬之间，魏强他们单独活动已经三个多月了。三个多月里，虽然和杨子曾他们集中了几次，但很快又分离开了。之光县的边缘地区，大部分村庄都留下了魏强他们的足迹；群众的脑海里，对武工队也都有个粗浅的印象。没有见过武工队的人，净当稀罕事儿背地里打问；和武工队接触过的人，净显示自己的眼福，偷偷地传播：“武工队，一个人长短两大件。”“人不多，机枪不少。”“个个都是能文能武的人！”“讲起天下大事，都是一套一套的。”“小伙们年轻、利落，‘率’的出奇。”“人家都是左右开弓，打两架盒子的手。”“个个都能百步穿杨。”后来竟把武工队的队员描绘得简直像《七侠五义》里边一些来无影去无踪的人物。真是越传越神奇。这些神奇的传说，就像泛滥的春潮，在四面八方荡来荡去；也像春天的和风，向着苦受严寒的人们身上吹送，人们身上暖和了，心房也被震动了。

武工队神出鬼没地活动在保定市郊，昼伏夜出地和敌人周旋，弄得各个据点、炮楼的敌人，真有点迷迷糊糊、懵懵懂懂的。鬼子的宪兵队逼着村里的秘密情报员赶快搞武工队的活动规律；警备队的联队部和“治安军”十四团，也派密探下乡去侦察。情报来得不少，也组织过几次“联合清剿队”下乡清乡、讨伐。不管心机费得多么大，路儿走得多么远，想见到武工队的影儿，那可是难上加难。

保定的日本宪兵队长松田少佐是“联合清剿队”的指挥官。因为出去几次什么都没有抓来，心里挺烦躁，对送来的情报也就不大相信了，有时竟指着情报狂骂：“废纸的、骗人的一堆鬼话。”他表面上是这样做，心里却另打鬼算盘。他常独自望着地图沉思，一思索就闹个大天亮。

黄庄有个五截子高的大炮楼子，一天晚上，魏强他们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在炮楼跟前住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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