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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漫色彩。于是我决定去一趟。

柳德米拉高兴地使劲亲我，差点把我吃了。她又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路怎么走，找谁，怎么说等等——还有一些不便在此透露的细节。

在去那个被上帝所遗忘的莫德维亚的路上，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大包小包的食品几乎把胳膊压断，至于交通——只好赶上什么就坐什么。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没有柳德米拉在身旁，恐惧渐渐占了上风。

到了集中营后我愈加害怕：简直就像描写德国法西斯的电影中的镜头。瓦伦蒂娜，请你不要发表议论好不好。集中营就是集中营，不论大门口是挂着五星还是……d字，对于里面的人来说都同样恐怖。也请你不要忘记那个地方曾经关押过多少你们的党员同志。不，这不是从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看到的，虽然我读过他的书。这是我们的赫鲁晓夫从上面向人民大众公布的消息。好了，我们讲的是初恋，不谈那些。

他们让我填了几张表，然后领着抖得半死的我穿过一条走廊，来到会见室。屋内有一张很长的桌子，桌子的两边放着椅子。他们让我坐下等着。屋里就剩我一个人时，我抖成了一团。一会儿，要是我的“未婚夫”被带进来后，我该怎样做呢？我知道他的名字，也见过他被捕前的照片，大概能够认出他来。可我该怎么跟他打招呼，才会使他立刻明白我是替柳德米拉来看望他的呢？要是他说：“她不是我的未婚妻，我不认识她”可怎么办呀？也许他们带进来的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那可怎么办呢？这屋里也可能同时安排了其他人见面，我要是认错了人，把别人的兄弟或丈夫当成了我的未婚夫，那又怎么办呢？除此之外，我该怎样跟他打招呼呢？

是简单地问候，还是过去吻吻他？这些问题搅得我头昏脑涨，出了一身冷汗。心里嘀咕着：我肯定会露出马脚来，然后也被送进去，因为用了柳德米拉的证件，最后连她也得被抓进来，至少得关她十年。这时，我看见卫兵带进来一名身穿囚服的高个儿小伙子，我立即冲了过去，伸手搂住他的脖子喊道：“斯拉瓦，亲爱的。亲爱的。”又吻起他来。同时还小声告诉他：“我是替柳德米拉来看你的……”他也拥抱了我一下，看了看我，眨一眨眼。之后他把我紧紧搂在怀里开始亲我——我几乎快晕过去了。他一边亲我，一边低声说：“告诉柳德米拉，盖克在医院里病得很重。他需要动手术，可他们只给他吃止痛片。我们为他的性命而担忧。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声援活动。“

卫兵把我们分开，让我们中间隔着桌子坐下，然后他也坐在旁边听我们谈话。可是我们有什么可谈的呢？有好几次我们互相询问健康情况。然后沉默了一、两分钟。我忽然想起来，应该把我的实际生活情况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我父亲已经在托斯可夫买下一幢名符其实的消夏别墅，附近有湖，还有个跳水板。我们全家下个月就去度假。突然他来了精神，用更加友善的声音问道：“是科波亚威湖还是运河？”

“就是跳水板后面的半岛。”

“我祖母曾在那里住过，你们是有意选中那个地方呢，还是巧合？”

“是巧合。我们的一切都是巧合。噢，你别生气……”“我怎么会生气呢，我非常高兴。你比上次来时更漂亮了。”

虽然柳德米拉和我长得很像，可她比我有趣得多，而且会打扮自己。跟她相比，我就像个十足的女学究……所以我感到局促不安，可斯拉瓦用那种目光盯着我，一直看到我的心。

以前从来没有人用这种眼神看我。而且从他的眼睛里就能看出他是个心地纯洁、而又异常深刻的人。我刚才的不安消失得无影无踪……请你别这样，瓦伦蒂娜。你讲你的模范家庭时我可没打断你。难道你还没注意到我只字不提政治？我们只不过在谈论爱情，没别的。其他人还想听吗？那我就讲下去。瓦伦蒂娜，你不想听可以找本书看。

第一次见面我们还谈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到时间了。我跑这么远的路就为了这两个小时。斯拉瓦走过来，抱住我的肩膀，默默地吻了一下我的脸，又吻了一个我的手。这两个吻简直太让我吃惊了。

他们把他押走了。我带来的食品，卫兵只允许他拿了些苹果和一点香肠。这个卫兵还算不错呢，后来有的人连这些都不准他拿。我只好再把东西带回去。

回到列宁格勒后，我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向柳德米拉汇报了关于盖克的情况。我以后几乎天天都去她那里。她很惊讶，而我又不好意思问她斯拉瓦来信没有。后来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斯拉瓦刚刚来了封信。我想可能是是写给你的……”我接过信读了起来：“亲爱的柳达，上次我一见到你就知道我一生中苦苦寻觅的就是你这样的姑娘，你支配自己的不是思想、观念和高尚的情感，而是一种极其自然的和蔼与善良，那样慷慨，又是那样纯情……”信中还有许多美丽的辞句，都是写给我的，不是给柳德米拉的。我的好朋友瞄了我一眼问道：“我们的斯拉瓦是不是找到真正的未婚妻了？”

“现在还说不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所以请你告诉我怎么申请和政治犯结婚。”

下次探望斯拉瓦时我用的是自己的证件。我担心他们会不让我见，又怕碰见上次的卫兵和狱长，他们会发现我又换了名字。结果还算顺利。三年以后，我们得到许可，结婚了。

安德鲁什卡就是我在一次探监时带回来的小东西。现在他的爸爸正在流放，等我儿子再大一点、长得壮一些时，我们就去加入他爸爸的行列。

“原来不同政见者就是这样的。”爱丽什卡听佳丽娜讲完后叫道，“我还以为你们是一种特殊的人呢……”“还能长着４只耳朵？好能收听敌台？”娜塔莎笑道，“人就是人。我们单位有个不同政见者，他从前搞过征集签名，可现在特别老实。显然，时代不同了……不是被抓进去，就是一走了之。人们都这么看。”

接着大家又谈起了政治犯的妻子。她们还把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做了个比较，看看到底哪个时代政治犯的妻子更不容易。多数人认为上个世纪的要更难一些，特别是对于那些十二月党人的贵族太太们，因为今天的妇女对苦日子已经习以为常了。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

“我从电影里看到那些十二月党人的老婆在西伯利亚游荡时，个个都穿着毛皮大衣，那款式、质地，嘿，没说的，准震了阿尔宾娜这样的时髦女郎。依我看哪，有这样的大衣穿在身上，还有什么受不了的罪。”

这通议论自然又是流浪女吉娜发表的。忽然，拉丽莎想到了尼尔娅：“尼尔娅，现在该给我们讲讲你母亲的事了吧？我记得你开始时曾提到她的猫皮大衣。”

“好吧，我讲。只不过这不是关于初恋的。因为我没能像正常人那样体验初恋，这里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够。”

故事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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