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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态度表示公开否定。

（二）要求为国立功，不能元功无劳享受高官厚禄赵策四记载，赵威后刚执政，秦国乘机攻赵，赵国求救于齐，齐国要求以威后幼子长安君作抵押，才出援兵。群臣进谏，威后不肯。触龙以“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为辞进说威后。威后醒悟，乃以长安君质于齐，齐兵乃出。作者进一步又借子义之口说“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作者不仅向封建的“世卿”、“世禄”制度宣战，而且更是对君主世袭制度大胆的挑战。这种反对“世卿”、“世禄”制度的思想在当时是普遍的。商鞅就主张“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英明的国君，任用的人必定是有成绩的人，奖赏的人必定是有功劳的人。）（《商君书·错法》）荀子也提倡“尚贤使能”（尊崇和任用德才兼备的人）（《荀子·王制》）范睢给秦昭王的上书就公开提出“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秦策三·第八章》）韩非也主张“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真正能治理国家的大臣，功劳多的人要给以高的官位，尽心竭力的人要给以丰厚的奖赏。）（《韩非子·守道》）这种呼声和舆论不是一时一地一人的，而是普遍的，长期的。多少人在为此而呼吁、争取和奋斗。可是两千多年来，这种“世卿”、“世禄”制度，或变相的“世卿”、“世禄”制度一直在中国实行着，直到现在才算实现了两千‘多年前人们的愿望。

（三）规劝统治者要“贵士”

“贵士”就是尊重知识分子。看下面一段有趣且颇有意思的对话：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下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鎰。’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颜斶又劝告宣王要“无羞亟问，不愧下学。”宣王很有感慨地说：“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而且请求做颜斶的学生。（《齐策四·第五章》）颜斶是一个不畏权贵的知识分子，你看他在国王面前那种不卑不亢的从容态度。宣王是一个从善如流的国家元首，你看他最初对颜斶那种轻蔑态度，而以后又那样诚恳地自我反省，甘愿当颜斶的学生。岂不发人深省。王斗对齐宣王直言正谏，批评他“好马”、“好狗”、“好酒”、“好色”而“不好士”，并且一针见血地戳穿了他自己标榜的所谓“忧国爱民”的谎言，说“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爱尺縠也。”齐宣王终于承认自己“有罪于国家”，并改正了错误，“举士五人任官”，因此“齐国大治”。（《齐策四·第六章》）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郭隗有一段“致士”的议论：“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呴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燕策一·第十二章》）他不仅非常深刻。具体地阐明了国君对“士”的不同态度所得到的不同结果，更重要的是，他总结了所谓“治民者”与“被治者”的正确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正确关系。

（四）歌颂不畏强暴，不辱使命的外交官秦始皇想并吞小国安陵，假意说要以五百里地换取安陵，安陵君婉言拒绝。秦王不悦。安陵君派唐睢出使秦国。秦王说“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诸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唐睢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秦王大怒，进一步威胁唐睢说：“公尝闻天子之怒乎？”唐睢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睢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也，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唐睢说：“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唐睢列举了刺杀吴王僚的专诸，刺杀韩傀的聂政，刺杀庆忌的要离。然后说：“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唐睢挺剑而起。秦王不得不恐惧屈服，“长跪而谢”。（《魏策四·第二十七章》）公元前230年（秦始皇二十二年）秦始皇先后灭掉了韩、魏两国。秦始皇想以讹诈手段吞并当时魏国的附属小国安陵。唐睢出使，深知秦国统一天下已成定局（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如果用一般游说之辞去说服秦始皇放弃吞并安陵的野心，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秦王“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恫吓下，针锋相对地提出“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相对抗，即以“同归于尽”的威胁回答了对方骄纵蛮横的“恫吓”。终于使秦王不得不惧怕而谢罪。唐睢在骄横的“霸主”面前，正气懔然，不屈不挠，维护国家尊严，出色地完成外交使命。这种机智勇敢，不畏强暴的性格，不是令人敬慕吗？

（五）颂扬坚持正义，解人危难，不计报酬的高尚品德秦围赵都邯郸，赵因于前260年被秦军大败于长平，损兵四十余万，已无力抵抗，只好求救于姻亲魏国（赵相平原君赵胜之妻乃魏公子信陵君无忌之姐）。魏安釐王因慑于秦兵威力，又因忌刻其异母弟信陵君，因此在救赵问题上与信陵君意见分歧。安釐王以为：救赵，恐得罪强奏，祸及本国；不救，又恐秦灭赵，复侵及魏。所以安釐王首鼠两端。虽派大将晋鄙领兵往救，而止于荡阴不进，按兵观望；又派客蒋军辛垣衍劝赵尊秦昭王为帝企图以此解邯郸之围，让赵国屈膝投降，以保全自己。鲁仲连，齐之高士，生平不仕于诸侯，最喜为人排难解纷。得知“魏将军欲令赵帝秦”。鲁仲连站在反侵略的正义立场，坚决主张抗秦，反对投降，和“帝秦派”辛垣衍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鲁仲连揭露了秦国的好战本质，并用历史上大量事实反复说明“帝秦”的危害。指出秦果称帝，“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鲁仲连以坚持正义的战斗精神，以机智雄辩的生动言辞，服之以理，动之以利。辛垣衍不得不心悦诚服地说：“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而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这样，大大坚定了赵国抗秦的信心和决心。最后，“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迫使秦国引兵而去。鲁仲连折服辛垣衍，救赵于危难之中，“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受。”又“以千金为鲁仲连寿，鲁仲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赵策三·第十三章》）后来鲁仲连又解救齐之聊城，齐人欲封鲁仲连，鲁仲连”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屈）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大意是：与其贪富贵而屈从于人，不如处贫贱，轻世俗，无所忌惮。）（《史记·鲁仲连列传》）唐代诗人李白爱慕鲁仲连的性格，写了一首古风引鲁仲连为“同调”：“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六）揭露反动统治者残忍、横暴、昏庸、荒淫秦惠王之妻、昭王之母宣太后，宠爱近臣魏丑夫，太后病将死，下令：“为我死，必以魏子为殉。”魏子十分担忧。庸芮为魏丑夫劝宣太后说：“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知也。”庸芮曰：“若太后之神灵，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所爱葬于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太后救过不赡，何暇乃私魏丑夫乎？”于是宣太后这才取消了让魏丑夫殉葬的残暴丑恶的命令。（《秦策二·第十六章》）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元年）已废除了“从死”（殉葬）（见《史记·秦本纪》），可是这个残忍、荒淫的太后还死抱住旧恶习不放。庸芮用“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方法，特别是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重重地刺中她的隐处，使她在既感到恐惧又感到羞耻的情况下不得不取消了这个荒唐的命令。

宋康王（前328年－前286年）打了几个胜仗，骄横自信，不可一世，急欲称霸。以皮囊盛人血，高高悬起，以箭射之，血下滴，乃以为“射天”之戏，认为己胜于天。并以鞭“笞地”，认为己已“威服天地鬼神”。又“剖伛之背”，“锲朝涉之胫”观其异，以为戏。其残暴昏庸，真是令人发指。全国为之骇乱。齐国乃出兵讨伐此昏暴之君，民皆四散而不为守城，遂被擒国灭（《宋策·第八章》）《史记·殷本纪》记载殷朝最后一个君王纣，也有类似暴戾之行。周武土伐纣时，百姓皆倒戈，终灭纣。不治国，不爱民，残暴无道，终遭灭亡。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尚书酒诰说“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

（七）揭露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人面兽心，设陷阱诱害人的恶毒丑行楚怀王（前328年－前299年）新得一美人，甚喜爱。其夫人郑袖知王甚喜爱，亦甚喜爱：衣服随新人所喜爱而给她制做，玩器随新人所心爱而给她罗致，卧具亦随其所好而为她制备，表现得比怀王还喜爱新人。楚王说：“郑袖知寡人之说新人也，其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郑袖了解到怀王认为她不忌妒新人，就对新人说：“王爱子美矣。虽然，恶子之鼻。子为见王，则必掩子鼻。”这以后新人见王，就捂住鼻子。怀王问郑袖：“夫新人见寡人则掩其鼻何也？”郑袖说：“妾知之。”王曰：“虽恶必言之。”郑袖说：“其似恶闻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楚策四第二章》）短短一段叙述，活生生地勾画出了郑袖阴险的嘴脸，恶毒的心肠，狡猾的会俩。唐代韩愈曾深深感叹他所处的社会，这样写道：“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柳子厚墓志铭》）郑袖之流反动统治阶级上层分子与此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它们都相当真实地反映了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实情况。它们能让我们形象地认识一两千年前的社会的一个侧面，但又是本质的方面。

（八）揭露阶级社会人情浇薄，世态炎凉苏秦游说秦惠王，建议他搞连横政策，对山东六国各个击破，这样可以建立帝业。因为秦惠王刚车裂了商鞅，对游说之士存有戒心，婉言谢绝了。可是苏秦一而再，再而三，一连上书十次，也没有说动秦惠王。“资用乏绝，去秦而归，赢滕履蹻，负书担櫜，形容槁枯，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十分狼狈。回到家里，“妻不下絍，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于是发愤读书，“读书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就这样，过了一年，到赵国，游说赵肃侯，双方谈得非常投契，赵王大悦，封苏秦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约从散横，以抑强秦。”“当秦之隆，黄金万溢为用，转毂连骑，炫熿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苏秦从赵国出发，将去游说楚威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秦策一·第二章》）苏秦和他嫂嫂的问答，把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揭露得多么淋漓尽致。过了二百多年，司马迁对所处的那个社会也有一段慨叹之辞：“始翟公为廷尉（最高司法官），宾客阗（塞满）门，及废（罢官），门外可设雀罗（鸟网）。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在门上用大字题写）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现）。“司马迁不禁大声呼曰：”悲夫！“（《史记·汲郑列传》）旧社会的”人情“、”世态“如此，这是必然的。

三

《战国策》在艺术表现上也有许多优点和特点。刘向虽然说它“不可以临教化”，但他又不得不承认策文是“高才秀士”的“奇策异智”，“亦可喜，皆可观。”（《战国策》书录）南北朝时，梁朝文艺批评家刘勰（465年前后－520年前后）在文心雕龙才略篇里说：“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辨以义，范睢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也。”（战国时代崇尚用武，而文学之士依然存在，诸子以谈论哲理学术取用于时，屈原、宋玉以离骚而发扬文学的光辉，乐毅的书信义正而辞辩，范睢的上书严密而深刻，苏秦游说强劲而中肯，李斯的奏章多采而动听。如在太平重文之世，这些人和汉代文学家扬雄、班固都有同等的文才。）刘勰从文学角度对《战国策》中一些游说之士和他们的作品与诸子、屈原、宋玉并称，又与汉代的文学家扬雄，班固媲美。可见《战国策》的文学价值。下面就简略地谈谈这方面的粗浅看法。

（一）叙事简洁明快，语言明白流畅，说理雄辩有力，分析细致准确。现以《赵策四·第十八章》触龙说服赵太后一事为例。

文章开头，先摆形势：“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形势的特点是：秦攻赵情况十分紧急；矛盾焦点是长安君是否能出质；解决问题已成僵局。这里两个“必”字非常准确、鲜明、突出地表现了矛盾十分尖锐，而且成了僵局，毫无回旋余地。作者这样写，不仅是叙述情况，分析形势，也是为了突出触龙解决这一难题的独特才能。

解决问题，首先要打破僵局。作者从这一点入手。触龙以一个问候太后身体的老臣身分出现，而不以一个解决问题的“谏臣”身分出现。你看他“入而徐趋，至而自谢。”一番说明和问候，使“盛气而胥之”的太后开了口：“老妇恃辇而行”，气氛有了缓和。于是触龙抓紧时机，接上话岔儿，继续问候，拉起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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