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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的资本。

作为敌对方如此批评，意在破坏敌人领袖形象，具有浓厚的宣传战色彩，可以理解。但是，后代史家，特别是当代史家以此为定论，却过于苛刻，似乎有失公正。

这里，构成了围绕赵构的又一个历史谜团：事实上，当时的赵构不可能预见到开封必然沦陷、父兄两代皇帝必然成为俘虏的结果，他为什么敢于不去执行自己的使命？

我们的推测是：作为两次议和的高级人质和使者，赵构很有可能是宋朝朝廷中对双方态势观察得比较清楚的一个人。他肯定不是一个舍生取义的忠臣义士，却是一个脑筋清楚、较有才能、懂得审时度势保存实力的政治人物。他很清楚，双方在战和条件与实力上的差异过于巨大，即便前往金兵大营，也未见得能达成使命；而他自己则几乎肯定难以全身而返。因此，他才冒着宁愿受到皇帝责备的风险，寻找借口，躲开了这个未知数太大，危险却明摆在那儿的任务。

当时，谁都知道，金兵的锋芒是直指开封的；赵构的行动则表明，他的副手离开首都时的那一番话，肯定对他发生了作用，使他不愿返回这座危城。于是，便停留在相州观察事态的发展。这些举动，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并不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有一种鼓励人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倾向，而保护这种仁人志士的社会机制却相对欠缺，直到今日仍然暂告阙如。因此，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仅仅停留在这种层面，显然是不够的。对此，我们只能推测，赵构的潜意识里十分可能感觉到了自己远离台风眼的意义。

对于赵构没有组织起有效军事救援行动的指责，则稍显粗暴，似乎有些蛮不讲理。因为，诚如我们在上面的叙述中所多次看到的那样，当时的大环境，几乎，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

冷眼看去，在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能够看到的情形里，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绝对不算过分的结论：到公元1127年，北宋帝国不灭亡已经是没有天理的事情了。

事实上，经过宋徽宗二十多年的腐败朝政，北宋帝国已经病入膏肓。

徽宗一朝，批量涌现出来的那些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公认的坏蛋，如蔡京、童贯、高俅、杨戬、朱勔、王黼、蔡攸、梁师成、李彦、李邦彦等等，相互提携，又团结又斗争，先后，或者几乎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以极重的权位，极多的人数，极长的当政时间，一口气折腾了二十多年，直到一年前一点，才跟随他们的徽宗皇帝，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各自的领导岗位。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应属绝无仅有。而且，此时的举国文武，几乎全部是这帮家伙培养起来的；他们的离去，丝毫不能意味着国家与朝政的真实转变。何况，即便发生这种转变，也还需要相应的时间与条件。

从种种历史资料判断，《水浒传》中的描写，包括花石纲、生辰纲之类，并不是小说家的虚构；公元1127年之前的帝国实况，可能比小说中描写的，还要黑暗得多。

在军事部门，情况似乎更严重。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封为王的宦官，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位童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此人执掌军政大权二十年，最后，成为相当于今天仅次于国家元首的、主管全国军事工作的一把手。人们倾向于把他看成是帝国覆灭的罪魁祸首。从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各种情形判断，这种看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而靠踢得一脚好球当上太尉的，则是我们更加熟悉的高俅。高太尉执掌的工作，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时间同样将近二十年。

第五章解读赵构：骑泥马渡江的皇帝

有资料显示，童贯家中的厨师和马夫被提拔到相当于县团级领导岗位的人数不少；而由他的门房、仆役、小厮、贱役、跟班、账房、管家之类，一跃而为相当于今天地专级上下的干部人数，据说在全国各地可以达到数百人。时人记载中使用的说法是：公开向他行贿而直上青云者比比皆是（29）。资料显示，他每次出师的时候，都是直接将朝廷划拨的经费送回到自己的家里，然后责令各地方州县补齐。于是，到后来，他的富贵达到了这种程度：有一次，一个工头奉诏为童贯建造府第。建成后，工头请童贯验收。童贯很客气，请他吃早点；先由军卒捧上类似宝盖璎珞的东西，仔细看去，乃皆为珍珠；早点共上酒饭三道，每次均更换所有用具：第一次为银质，第二次为金质，第三次则为玉质，制作全部巧夺天工。吃完饭告辞出来时，等在门口的仆人告诉他：主人吩咐，所有用过的金、银、玉器皿、珍珠和两位侍候的美姬均请笑纳。于是，笑纳后的此人立即富甲一方，闻名于他的老家湖南地区。宋人笔记中认为，童贯“私家所藏，多于府库”，就是说，他家的财富比国库还多。在他家里，常年役使的军士经常在千人以上，这些军士所从事的日常工作五花八门，包括为童贯从打扫厕所到无偿耕种庄园的土地（30）。

高俅的路数也差相仿佛。他本来是苏东坡的小厮，后来被东坡转送给了大画家、驸马王晋卿。徽宗皇帝没登基之前与晋卿的关系很好。有一次，徽宗外出时，需要修饰鬓发，却发现没带篦刀，借了晋卿的用，觉得式样和做工都挺不错。晋卿告诉他，自己还有一把新的，可以相赠。于是，派高俅去送。这高俅眉清目秀乖巧伶俐，其妩媚俊俏大约不亚于今日电视屏幕上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些男身女态的美貌小生，这使天才画家徽宗皇帝相当喜爱。当时，徽宗正在园子里蹴鞠，就是一种类似踢毽子踢球的脚技。高俅站在一旁专注地观看。徽宗见他看得用心，就问他：“你也会这玩意吗？”谁知，这厮不仅会，而且精于此道。于是，着意露了几手。徽宗一见，更是大为中意，派人告诉晋卿：“多谢箆刀，连送箆刀的人我一起留下了。”从此，这厮一步登天。

徽宗登基后，几年之间，高俅便官至节度使，这已经是大军区司令一级的地位与待遇了；随后，官拜太尉；最后，“开府仪同三司”，身份尊贵得与宰相平起平坐。这使边上一起玩过的人们不可能不妒忌得要死。对此，我们的徽宗皇帝是这样答复的：“你们谁长了他那么灵巧的一双脚？”

此后，高太尉在长达二十年时间里，“遍历三衙者”，主管全国的军队管理工作。

大宋帝国在军事上实行的是典型的军事三权分立制度：枢密院是全国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有调兵之权，但没有管兵之权；管兵之权则归三衙所有；而统兵之权则由皇帝临时任命将官执掌，实际上是掌握在皇帝手中。在管理全国军队的岁月里，高俅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绝不仅仅是只长了一双灵巧的好脚，他还有一个智商绝对高出常人的头脑。这个头脑中，经常孕育出不同凡响的聪明才智。比如，他对帝国军队的管理大体如下：招募士兵时，特别注重选拔那些具有一技之长或者绝活儿的工匠；允许军中士兵免予训练，前提条件是愿意出钱贴补这些军中工匠；进一步放开手脚，允许军队官兵经营其他行业，专职兼职均可；最后，实在没有本事的，扛大包卖力气维持生活也行。

核心管理理念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管怎样，反正不要因为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军饷而影响了大家的生计。

于是，在帝国军队中，形成了一条奇妙而完整的生态价值链，或者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构成了价值增值的完整闭环。价值链终端和闭环的核心，则是雍容而智慧的高太尉。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就是：帝国百万大军，从中央禁军到地方部队，再到预备役和民兵组织，实际上成了由国家发放薪水的高氏大作坊中的打工仔。

既然如此，高太尉以军队所有的土地、劳力、工匠为自己修建宅第苑圃，也就肯定不值得大惊小怪了（31）。

知道了这些，我们自然可以明白，何以宋朝军队在辽、金军队面前，动不动就全军覆没了。

在这二位的长期领导下，帝国军队中想靠本事晋升的军官，被认为是迂腐和可笑的；据说，每一个军官职位都有相应的价格，只有战功和资历远远不够，还必须能够拿出钱来，才能得到这些职位。得到这些职位的军官，通常利用下列三种方式收回自己的投资并获取利润：其一是吃空饷。意思是按一万人报名请饷，按两千人实际发放；其二是喝兵血。方法是该发给士兵的钱粮不足额发放，想出各种名目克扣之；其三是无偿使用士兵的劳役，这比较容易理解。再加上下级军官为了晋升所做的逐级贡献。这些，已经成为不成文的制度，为大家所默契。

上述种种情形，遍布全国所有军队的各个等级。就连种师道领导的部队也不例外。这位种师道在《水浒传》中曾经多次被提到，时人称呼他为“老种经略”或“老种”，大概是当时公认最有威望的将军。就这样，到公元1127年前后，宋代的官方史书上，已经有大量关于士兵逃亡，部队在大街上到处拉夫抓壮丁的记载，酷似我们在电影《抓壮丁》中看到的场景。当时，帝国军队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为了防止兵士逃亡，不得不像在战马屁股上烙字一样，在所有士兵的右臂上或烙或刺而留下永久记号。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那些被刺配流放的罪犯额角脸颊上的黑字。

查阅当时的记载，我们发现：在以往相当长岁月里，这支军队面对辽国时，很少有光荣的记录——在宋、辽、金三边军事关系中，辽军在与金军交锋时，金军如狼似虎，辽军经常一败涂地；而一旦宋军与辽军开打，则辽军立刻变得如狼似虎，宋军很少有不被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只有在镇压国内百姓时，帝国武士们才变得如狼似虎，显得特别能干，特别英勇，特别能战斗，所到之处，常常能够留下一路哭声地满载而归。比如，史书记载了就在前不久发生的事情：童贯领兵平方腊时，“东南之民死于天兵者，十之五六。”这种情形很悲惨，却是宋军当时的实际情况（32）。到1126年种师道病死后，宋朝就连威望稍微高一些的将军都已经找不出来了。

因此，公元1125年年底到1126年年初，宋钦宗登基之后，曾经派遣中央禁军，也就是直属中央的精锐正规军二万人，前去保卫黄河渡口。结果，欢送保家卫国健儿出征的首都市民们开心地看到：这些好不容易爬到马背上的健儿们，双手紧抱着马鞍子或者马脖子，不敢松手（33）。当时，人们很有可能在快乐地拿这件事情当作笑话传讲，大概类似今天人们快乐地阅读手机短信和段子一样。很少有人意识到其背后隐含着的凶险信息：自己的身家性命原来是由这样一些人在掌控和保卫！

果然，史料记载说，金国骑兵的旌旗刚刚露头，数万黄河守军便一哄而散。金国人是用临时找到的小船，一船一船平平安安地把自己的兵马送过天险黄河的。在敌人的国土上，他们不受打扰地花了五天时间，从容不迫地完成了运送骑兵的工作，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始运送步兵。面对此情此景，金国军队的统帅们全都大惑不解，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大宋帝国君臣们到底想干什么。按照一位金国将领的说法：只要有一千兵马守在这儿，想过河都会变得极其困难（34）。

公元1126年下半年，金军第二次大举进攻时，历史资料显示：大宋帝国曾经派出将近三十万正规国防军，前往阻击拦截。结果，无一建树。最典型的一次战例仍然发生在黄河渡口。当时，共有十三万帝国军队守护在黄河岸边，与金国军队隔水相持。当天夜里，金军并未进攻，只是猛擂战鼓，通宵达旦。结果，第二天早晨，宋军主将发现自己手下的士兵已经全部逃亡，眼前只剩下了一座空荡荡的军营（35）。

如果有人要求时年二十一岁的赵构，带领这样一支军队，去战胜刚刚灭掉辽国的金国骑兵，这种要求本身就是脑子进水的表现，相当弱智。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仅仅因为是皇帝的儿子，就挂上了兵马大元帅的头衔，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现实意义。就是皇帝，不是也都成了俘虏吗？而且，我们知道，按照中国人的计算方法，赵构的二十一岁年龄，指的是虚岁，当时，他的实足年龄可能还不满二十岁。

事实上，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宋徽宗君臣一口气行了二十多年恶政，积累起来的那些当量巨大的破坏性能量还远没有释放完毕，其恶果才刚刚开始显示；另一方面，金国崛起，在它崭新肌体中，蕴藏着同样当量巨大的进攻性能量也同样没有释放完毕。因此，宋高宗赵构的噩梦也就远远没到结束的时候，离“谷底反弹”着实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要和金兵抗衡，二十一岁的他还实在太年轻。他需要在未来的岁月里培养自己的才能、经验、阅历和威望，他需要不少的时间来积累力量。

总之，像美国人喜欢说的那样：Longwaytogo！_——他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五章解读赵构：骑泥马渡江的皇帝

金国铁骑来去如风，狂飙般所到之处一片血雨腥风。这还不算，赵构面临的内忧也挺吓人。建炎二年，实际当了刚刚一年皇帝的赵构，东躲西藏地逃到了扬州。一口气还没有喘匀，就在金兵的追击下，溃逃到杭州。随后，建炎三年年初，他当时的一支主力部队——护卫亲军统制苗傅和刘正彦等人——按理说应该是他比较信任的部队和将领——就发动兵变，逼迫这位当了一年半皇帝的赵构退位。实际情况是，很有可能，他还根本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建立自己真正能够信任的部队。

这次兵变给赵构的打击极大，以至于韩世忠等人平息了叛乱后，这位已经二十三岁的青年皇帝当众拉着韩世忠的手大哭不已。他泣不成声地问韩世忠：“中军吴湛最坏，现在还留在我的肘腋之间，你能帮我先干掉他吗？”韩世忠二话不说，立即去见吴湛，这位中军吴湛大约相当于皇家部队的一个分部司令。韩世忠见到他后，握手致意间，突然发力，当场将吴湛的手骨头捏断，随后将其斩首（36）。就此，韩世忠深得赵构信任，并在未来的岁月里，逐步锤炼出一支令金兵闻风丧胆的韩家军。

当年六月，金国铁骑再次南侵，直下江南。宋军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赵构及其朝廷被敌人追得一路奔逃，从杭州逃到越州，就是今天的绍兴，再逃到明州，即今天的宁波，再跳上海船逃到定海，就是今天的浙江镇海，从镇海逃到昌国县，即舟山群岛，从舟山群岛又逃到台州的章安镇，即今天的浙江临海，最后逃到温州，并准备南逃福州。

这次逃难充满艰险。在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宁波，准备下海船之前，又一次发生兵变。起因是皇帝的卫队亲兵因为无法把自己的亲属全部带上船，而喧闹不止。宋高宗此次行事很果断。他亲自布置，指挥部队将这些卫士们解除武装，并披带铠甲，弯弓搭箭，将两个爬到房上的卫兵射落下来。结果众卫士“骇惧，悉就擒”。这种情形再一次表明，这位青年皇帝身边，连一支忠心耿耿的卫队都还没有建立起来（37）。

建炎四年大年初一，赵构君臣就是飘荡在大海的波涛上度过的除夕与春节。第二天，正月初二，他们才靠岸停泊下来。

这一次，赵构在茫茫大海上东躲西藏了四个多月。个中滋味，大约苦不堪言。最惨的一次，众多臣僚将士只找到五块炊饼可以充饥，赵构一个人就狼吞虎咽地干掉了三块半，还意犹未尽。这一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赵构君臣苦中作乐，过得相当别致，起因于他们收购了两船的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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