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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这三人，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同样伟大的名声，并且一度是相互倾慕的好朋友。因为这场变法，三人渐行渐远，终于彻底葬送了友情，并且成为政治上的死敌。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殊死搏斗中，于公元1086年同年去世。

假如他们能够多活一些年头，看到公元1127年的惨剧，那么，王安石可能会责问司马光和苏东坡：为什么不支持自己变法图强？

而伟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和大诗人苏东坡，很有可能会一起痛斥享有伟大文学家与政治家盛誉的王安石：这一切，都是你王安石惹的祸！

据说，直到今天，在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国外汉学界里，王安石的知名度和受关注程度，属于最高的一类；史学大家黄仁宇先生认为：对其褒贬评析，遂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大题目，影响、左右着国际视听。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时，王安石的名字，曾经一度突然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大陆各类传媒之上，使即便完全不知道熙宁变法为何物、与宋朝历史研究丝毫不搭界的普通中国人，也知道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曾经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当时，正值中国大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王安石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和孔夫子的对立面而备受赞扬与推崇。今天，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

事实上，王安石曾经被看作孔孟之道的杰出继承人，在一个特定时期里，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但是，甚至王安石还坐在大宋帝国宰相的位置上时，对他的猛烈批评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有后世一些极端的批评者认定，正是王安石推行的变法运动，导致了大宋帝国的衰颓，从而招致靖康之耻。因此，王安石对这场灾祸需要负主要责任，甚至和童贯一样，万死不足以蔽其辜。比如，明宣宗朱瞻基历来被史家认为是明代诸帝中很不错的一位皇帝，这位宣德皇帝就坚持此种观点。

在王安石身后的世代里，类似的声音不绝如缕。

相当多的人们认为，假如不是由于他卓越的文学成就和清廉的人品操守在，的确令人很难想像王安石这三个字该如何面对所谓史笔如刀。今天，翻开官方修订的正史《宋史》，我们会赫然发现：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这一位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无恙。这本身就是特别富有戏剧性、特别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帝制皇朝的土崩瓦解，王安石三字重新被赋予新鲜的含义。“伟大”二字，时常被冠之于这三个字前面。王安石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改革家，等等。到前述的批林批孔运动时到达高峰。

二十世纪的这场对于王安石的颂扬运动，大约肇始于世纪初那位激情满怀的政论家梁启超；到世纪末的今天，则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理性与冷静的时段。摧毁的世代开始成为过去，建设的时代已经来临，褒贬双方的情绪也就显得不那么激动了。人们不再将古代幽灵与现实政治硬往一起拉，从而，没有了必欲置辩论对手于死地的冲动。这样的情形，十分令人欣慰。它至少使人们不必过敏兮兮，使我们在注视这位生活于一千年前的大人物时，可以从众多角度来打量他。从而，客观了许多，也从容了许多。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似乎不需要怀疑，他在诗、文、词上均“绝妙一时”，梁启超认为，不仅仅是唐宋八大家，也不仅仅是有宋一代，“以文学论，则荆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1）

一句“浓绿万枝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简直就是王安石自信乃至自负的写照。酣畅淋漓，又味道十足，已然胜过万语千言；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又已经勾引出后代直到今天不计其数的考据与赏析文字来。

“荆公之诗，实导江西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一代之风气”（2）。用一位当代学者的话说，王安石“坚持艺术的真理，继承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以自己的诗文，为大宋帝国的文化事业，“抹上了一层灿烂的异彩”（3）。这一点，是那些在政治上彻底厌恶他的人，都无法否认的。

王安石的做人特别有意思。除了推测，即便是他最凶狠的敌人，也很难在私生活上找到攻击他的破绽来。

此人最大的外在特点是生活上的极度不修边幅。据说，他长时间地不换洗衣服，长时间地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这使他的外套上，到处都是汤汁油渍汗迹等污斑，一些干巴巴的附着物可以想见且可疑（4）。从宋代风俗史所描绘的饮食习惯上，我们知道，开封的蟹黄馒首与鹌鹑羹是深受文人士大夫们喜爱的名小吃；当时人们比较日常的副食品包括了羊肉、猪肉、鸡、鹅、鱼、虾、蟹、螺、蔬菜和奶制品等，调味料常用的已经包括葱、蒜——可能是我们今天吃的土蒜、姜、酱油、糖、醋、芥末、辣椒、豆豉等等，酒的饮用量极大（5）。有一种说法认为，宋代所谓的辣椒，指的是今日我们所说的花椒，故而当时所指称的辣味可能指的是花椒的辣；而我们今天吃的辣椒，原产于南美洲。这种说法认为，南美洲的物种只有在明代才有可能传入我国，待考。在古印度和古埃及的传说中，有美女天生不用洗澡，身上常新常香者。没有资料表明王安石属于此天生丽质一类。于是，这种饮食习惯和上述卫生习惯相结合，产生的后果可以想见。好在当时的王安石已经具有了极高的官声与文名，使这种出现在常人身上肯定会令人无法忍受的不修边幅，反而给他增加了新的魅力。史书记载说：时人咸谓其贤，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王安石是了不起的高人。就此，导致了另有记载说：士大夫以不能结识王安石为最大的恨事。

我们所能找到对此提出质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这位快三十岁才发愤读书的老先生，从见第一面的第一印象起，就对名声如日中天的王安石颇不以为然，后来，发展为嗤之以鼻，乃至深恶痛绝。为此，老先生专门写了一篇被认为是针对王安石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他认为，洗脸换衣服是人之常情；违背人之常情，穿着破衣烂衫，吃着猪狗之食，蓬头垢面地侃侃而谈诗书礼乐，博取不流俗的名声，其中，一定隐藏着绝大的奸恶狡诈。属于那种为害国家的大奸大恶之类（6）。

显然，如果仅从这一点上判断，苏洵的观点颇值得商榷。事实上，古今中外此类人士并不是绝无仅有，他们喜欢沉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神游八极；他们无暇、可能也不屑于花时间，把自己收拾得一定要和其他人一样。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知道，我国正统的人士里面，的确有一种人，他们非常像北京人所说的那种“事儿妈”。其特点是，特别喜欢把一些纯属个人性质的爱好情趣一类，和国家、人类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使——对不起——屁大的一点事情变得无穷大。

王安石的反应不得而知。可能是基本不予理睬而已。后来，他手中的权力极大时，也没有看到他有过什么与苏洵老先生特别过不去的举动。

另外一位提出怀疑的人，则是王安石无法不予理睬的了。这个人是王安石的皇帝，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是大宋帝国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包公包青天的故事整个发生在他当皇帝期间。这位皇帝真正忠实地执行了先祖重文轻武、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从而，使帝国的文化之树根深叶茂，结下硕大的果实。苏轼、苏辙二人考中进士以后，这位皇帝看了兄弟俩的文章后，极为兴奋，回到后宫还赞叹不已，说是为子孙物色到了两个宰相之才。北宋时期，诗坛、词坛、文坛最辉煌灿烂的星座，基本都是在这个时期升上浩瀚星空的。这一切，肯定与仁宗皇帝的仁慈、宽厚密切相关。我们知道，他也曾经做过一件摧残文化人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柳永身上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起来很好玩，但是，对于当事者却相当残忍。这位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艺术灵性与才华的词人，写了太多好词，偏偏一首落第后发牢骚的《鹤冲天》，被皇帝抓住了。这首词的最后一句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结果，等到倒霉的词人真的考中进士后，皇帝恨其轻佻，大笔一挥，说是：“要这浮名做甚？且去浅斟低唱。”搞得我们这位大词人一辈子没能捞到一个像样的官做，只好混到伎馆行院的漂亮女孩子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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