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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俗，最通人情，达世故，有辩证法。①一般认为，比起城市，农村中的人物总是更保守、更封建一些。其实并不尽然，这里也有相当“开放”的人物。孙犁家的前邻，有一位和英法联军交战时伤了一只眼的农民，人们叫他瞎老亭。也许是英雄失意吧，他总是一个人呆呆地、直直地坐在屋门口，坏了的眼睛紧闭着，面容愁惨，老像回忆着什么不愉快的事。他这样子，孩子们见了有些怕，不敢接近他，村里人也不大到他那里去。但是，他的一个邻居寡妇却常到他那里去，并且半公开地在夜间和他作伴。这位老年寡妇毫不隐讳地对妇女们说：“神仙还救苦救难哩，我就是这样，才和他好的。”②这事出在孙犁的故乡，也是一种很新鲜的见解。

下层人民有他们自己观察问题的方法，有他们自己的道德视角，也有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他们不读书，固然较少开化，但也容易依直接经验定取舍、权利害，不受书本成法的限制。孙犁多年以后，写过一篇《香菊的母亲》，对于那位和丈夫的弟弟共同生儿育女的中年妇女，也进行了道德方面的辩护。

总之，孙犁的故乡也许方圆不过几十里，但就它的蕴纳看，就它所具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地理、风俗、人物等各个方面的一般面貌看，却也能代表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至少在农村这个范围里是这样。所以，这方圆几十里，实在也并不小。

孙犁的故乡是如此厚实有力，作为他童年时期的摇篮，他从这里汲取了足够的营养，有力气向更远、更大的天地飞翔了。

再见吧，故乡！

第二章　　苦雨愁城

古城行

1926年，孙犁十三岁，由父亲护送，从安国乘骡车来到保定，进行升学考试。因为家庭经济方面的原故，初考不用交学费的第二师范，未能录取，不得已改考育德中学，录取了。从此，开始了六年黄卷青灯的学习生活。

育德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不只在保定，在华北也是一所名牌中学。该校的学生，每人一年要交三十六元学费（书费在外），而当时三十斤一斗的小麦是量变，否认质变；事物变化的原因不是其内在矛盾，而是，也不过一元多钱。这就是说，一年下来，孙犁的家庭需要花费近千斤小麦，才仅够他交付学费之用。难怪孙犁说：“那时候，只是一家单纯的富农，还不能供给一个中学生；一家普通地主，不能供给一个大学生。必须都兼有商业资本或其他收入。这样，在很长时间里，文化和剥削，发生着不可分割的关联。”①除去休学一年，孙犁在六年中共花去了多少银元，读者不难算出来。这对孙犁的家庭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当这个数目落在孙犁身上的时候，这个少年人感觉到的，可能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是家庭的爱抚和期望……不管怎么说，他是登上骡车，向新的一站启程了，——从骑驴到坐骡车，连交通工具都前进了一步。

从安平到保定，有一百八十华里，他若从安国动身，那就只有一百二十里。这样短的距离，如果坐火车，霎时可到，不会有很多故事；坐在骡车上，故事可就多了。

去保定上学的学生，总是两、三个人约好，合雇一辆单套骡车。车夫一般很守信用，决不会误了行程，前一天定好车，刚过半夜，他们就来打门、抱行李了。在路上，只要你高兴，他就讲故事，他们的故事总是讲不完的；如果你想睡觉，他便停止，也就地抱着鞭子睡起来。这种旅行，深夜也不担心迷路，因为学生们开学，路上的车已经连成长龙，牲口又是熟路，前边停，它也停，前边走，它也走。这样一直走到距离保定约有四十来里的唐河渡口，天就大亮了。唐河是大清河的支流，源出山西省境内的恒山，东流注入白洋淀，长六百六十四华里。在骡车经过的渡口上，有一座草桥，春冬枯水时节，车可以从这里过去，管桥的人一边和车夫开着玩笑，一边从学生身上刮过路钱。中午，在温仁或是南大冉打尖，这里距保定已经很近了，这一百多里的旅途生活，也进入高潮，从作家的回忆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像《东京梦华录》记叙的那类风俗描写。虽然后者所叙，为宋代汴京风貌，毕竟那是八、九百年以前北宋年间的城市样子，而出现在孙犁记忆中的，则是本世纪20年代的村镇风光了：……一进街口，便有望不到头的各式各样的笊篱，挂在大街两旁的店门口。店伙们站在门口，喊叫着，招呼着，甚至拦截着，请车辆到他的店中去。

但是，这不会酿成很大的混乱，也不会因为争夺生意，互相吵闹起来。因为店伙们和车夫们都心中有数，谁见哪家的主顾这些著作阐明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列宁主义关于帝，这是一生一世，也不会轻易忘情和发生变异的。

一进要停车打尖的村口，车夫们便都神气起来。

那种神气是没法形容的，只有用他们的行话，才能说明万一。这就是那句社会上公认的成语：“车喝儿进店，给个知县也不干！”

确实如此，车夫把车喝住，把鞭子往车卒上一插，便什么也不管，径到柜房洗脸说”等。均试图考察人所共有的原始本性，从而寻找出人类，喝茶，吃饭去了。一切由店伙代劳。酒饭钱，牲口草料钱，自然是从乘客的饭钱中代付了。

牲口、人吃饱了，喝足了，连知县都不想干的车夫们，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蜂拥着从柜房出来，催客人上路。其实，客人们早就等急了，天也不早了。这时，人欢马腾，一辆辆车赶得要飞起来，车夫坐在车上，笑嘻嘻地回头对客人说：“先生，着什么急？这是去上学，又不是回家，有媳妇等着你！”

“你该着急呀，”一些年岁大的客人说，“保定府，你有相好的吧！”

“那误不了，上灯以前赶到就行！”车夫笑着说。①

保定到了。自清代咸华、同治以后，保定就是一方重镇，总督所在；同时，文人也多。清代文学家吴汝纶曾在这里多年主持莲池书院，门人很多。因这时正值清末，海禁大开，也聘请了一些英文、日文教师在莲池执教，使维新、启蒙之风，盛极一时。此外，保定地方在历史上还是进入北京的要地。15世纪中叶，即明英宗时，蒙古部族首领也先进攻北京，就是取道紫荆关，经此北上。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军的一部，也由刘宗敏等率领，自固关取道保定，进逼北京。建立民国后，保定又曾成为河北省的省会。

在孙犁进入这个城市求学以后，发现它的市容并不景气。满城的街道坑坑洼洼，尘土飞扬，显得非常荒凉、破旧和萧条。似乎没有人想到去建设它，也没有人注意它的市政机关设在哪里，甚至于也看不到一个清扫工。

育德中学地处西郊，有一条坎坷的土马路歪歪斜斜地通向西门。秋冬风沙大，接近城门时，又冷又烈的风从门洞里直扫过来，人们只好侧身或倒行而过。在转身的一刹那，还会遭到第二个“冷”的打击：映入他们眼帘的，常常是挂在城门墙上前一个小木笼，里边装着在那个年代视为平常的，尘封的，血肉模糊的示众人头。

尽管城市荒凉，缺少很多东西，但有一件东西是不缺的，那就是军队。特别是在西关火车站，不断有杂牌军队驻防。学生们星期天进城，在西门外护城河石桥旁边的一家澡堂里，常常看到挤满了军人。马路上三五成群的士兵随处可见，他们一般不带枪枝，而是把宽厚的皮带握在手里。“黄昏的时候，常常有全副武装的一小队人，匆匆忙忙在街上冲过，最前边的一个人，抱着灵牌一样的纸糊大令。城门上悬挂的物件，就全是他们的作品。”①从各方面看，保定虽则破败萧索，却是一个军人的世界。也许这正是这座古城两个不可分割的时代特点。有时候，如果演出什么重要的场面，那也多半和兵联系着。例如，像当时的张学良这样的重要人物来了，那就得临时戒严：街上行人，一律面向墙壁，背后排列着也是面壁肃立的持枪士兵。

当时保定最主要的街道是西大街，除去星期天，这里也很少行人，两旁的店铺，或关或掩，不见有什么生意。有名的市场“马号”里，游人也寥寥无几。这个市场，高低不平，又很阴暗，各个小铺子里的店伙，呆立在柜台旁边，有的就靠着柜台睡着了。面对着这样一幅残败景象，南门外大街上几家小铁器铺里传出的叮当声，以及从西关水磨那里传来的哗哗流水声，反而给这座古城平添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寂寞之感。对于这样一座城市，孙犁称它“是一座灰色的，没有声音的，城南那座曹琨花园，也没有几个游人的，窒息了的城市。”②

但是，正是这座城市，是那时“中国北方除北平以外著名的文化古城。”①它主要靠几所学校维持着。孙犁所在的育德中学，非常重视教育质量，它不惜重金，礼聘名师执教。我国创办最早的工科大学——北洋大学，那时每年录取的新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育德。同时，它不惜工本，培养运动员，一度像舞台上的梅兰芳那样显赫的篮球场上的明星王玉增，就来自育德。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每期差不多由它包办。此外，在它培养的学生中，还出了一些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成为一代名人的人。不过，在孙犁进校的时候，勤工俭学一事已经名存实亡，学校里虽然附设着一个铁工厂，又和化学教员合办了一个制革厂，但都没有什么生意，学生也不到厂里劳动了。

选择与思考

孙犁的学历，和时代的节拍非常吻合：五四运动那一年，他进入小学；在他升入中学的时候，则正赶上举行北伐革命。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有南方兴起，以度卷之势，扫荡着半个中国，使他正在求学的这个北方城市也受着深深的震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它播下的种子却在继续发芽、成长。孙犁1926年入校，开始了四年的初中学习生活；1931年升入高中普通科第一部（类似文科），于两年后毕业。在前后六年的学习生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反映着革命迂回进退的那些时代的激流和潜流，是如何改变着他的学习环境，影响着他的选择和思考。

当革命暂时受挫时，有大批的革命出版物，涌现在这个表面上沉默的城市。孙犁刚入学时，年龄还小，因为想家，第二年从寒假起，还休学一年，于1928年寒假后复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像那时的许多青年一样，开始了“朦胧的觉醒”①。时至晚年，在谈到那一次休学时，还表示惋惜：“这一年，革命军北伐，影响保定，学校有学潮，我均未见，是大损失。”不但如此，他还记下了这次革命对农村的影响：“父亲寄家《三民主义》一册，咸与维新之意。”②可见，那次失败了的革命，无论对孙犁还是对孙犁的家庭，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1928年孙犁回到学校，一个鲜明的印象是：礼堂内挂上了“总理遗嘱”等标语。孙犁终于比这些表面文章走得更远，渐渐地，他去阅读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著作和新兴的文学作品了。那时，这类书很多，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无所顾忌地陈列着，有的还摆在街头出卖，价格也便宜。在一个时期里，孙犁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哈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经典著作，并用蝇头小楷，在一本本练习簿上，写满了读书笔记。此外，还读了那时翻译过来的苏联和日本学者所著的经济学教程，如布哈林和河上肇等人的著作。由于这些著作的引导，他进一步读了马列主义的文学理论。他觉得，“这些理论，使我接触到比那些经典的哲学著作更为实际的革命的内容。我读起来也觉得好懂些，更有兴味。”①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文学概论》和当时文坛论战的文章，如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的论战，后来的《文艺自由论辩》等。我们知道，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的论战，主要发生于1928年，那时孙犁刚刚复学，才十五岁。在时代浪潮的催动下，他（还有他的同代人）显得早熟了。至于“文艺自由论辩”，则发生于1932至1983年间，是鲁迅、瞿秋白、周扬、冯雪峰等左翼作家和胡秋原（自称“自由人”）、苏汶（自称“第三种人”）的论战，那时，孙犁已经升入高中。前后两场论战相距四、五年之久，孙犁从少年成长为青年，而他对这些论战的关注（当时还有其它一些文艺论战，想必他也注意到了）是一贯的。他曾经说过，在当时读了那些论战文章之后，他是站在左翼一边的。

除去这些论战文章，他还读了中国和外国人写的一些唯物史观艺术论著。他读得较早的有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政策》等，直到晚年，他在写给别人的信里提到这些书时，还认为“很有价值”②。此外，给他留下了较深印象的，是厨川白村、藏原惟人、秋田雨雀的著作，以及柯根的《伟大的十年间文学》。在这些作者中，前三人是日本文艺评论家和作家，后者是一位苏联文学史家，他的这本《伟大的十年间文学》，论述了十月革命前后至1927年间苏联文学发展的概况，初由沈端先（夏衍）译出，1930年9月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孙犁认为他的论述很明快，因此读起来很有兴趣。在那个时候，他能够在北方一个显得那样衰颓的小城里读到它，说明这类革命书籍的传播的确是很快的。

孙犁家里虽然不算富裕，他还是尽量购买和阅读这类书籍。那时，在保定“有一家偷印别人家出版物的印刷厂。印刷厂的主持人，后来听说前人家控告下狱。他翻版的书，数量很大，传播到了北方的各个城镇，甚至乡村，而且大都是革命的书籍。这个印刷厂在传播革命的种子上，是有些功绩的。”①

当然，在那一时期，也有一些挂羊头、实狗肉的假马克思主义的书，使青年人常常上当。有些杂志，不只名字诱人，封面也用红色，显得非常革命，里面也常引用马列主义的字句，而实际是反马列主义的。但这毕竟是螳臂挡车，无济于事，青年人还是从比较中增长了鉴别力。至于孙犁，他在这方面是得到鲁迅文章的许多帮助的，因为鲁迅先生经常揭露这些貌似革命或伪装马列的骗子手。

孙犁也读了许多文学作品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前驱者们的著作，如《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鲁迅、周作人等作家的译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冯文炳）的小说、散文，还有一些英、法小说和印度作家泰戈尔的作品。英文方面，他读过《林肯传》、《泰西五十轶事》、《伊索寓言》、《英文短篇小说选》、《莎氏乐府本事》。不过，这些主要是做为正课来学习的，在高中时，他开始攻读英语，曾获得“佳评”。

遵循着他在当时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后来他就专读左翼作家和苏联作家的小说了。

他是在一些左翼理论著作的提示下去阅读苏联新兴的文学作品的。他最初读的是曹靖华翻译的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和爱伦堡的《烟袋》。“拉甫列淫夫的简洁的叙事诗的风格和草原的热风一样的感人的力量，使我非常爱好。爱伦堡的短篇《烟袋》所包含的强烈的、真实的革命的激｜情，震动了我，我一直保存这本书，直到我参加了抗日战争，后来把它遗失在战场上了。”①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追求这些东西。后来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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