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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后来的情况证明了雷英夫的判断极为准确。毛主席高兴地说押不要认为美国如何如何，我们的小参谋就能预测出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行动，而且那么准确，这可以说在军事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不被假象所迷惑，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迷信定论。迷信已有的定论，容易限制人们的眼界。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认识水平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过去形成的不少定论，有的可能过时了，而有一些定论压根就是不正确的。比如哥白尼发现日心说以前，太阳围着地球转已经是定论，如果人们一直对此迷信不疑，那么就只好永远错下去。实际上，这一定论本身就是被假象所迷惑的结果。

我们过去学习历史，一直对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秦军在长平坑俘４０万的说法深信不疑。书中讲到，公元前２６０年，秦赵两国的军队战于长平，赵括兵败，率领军队投降，他手下的士兵４０多万人被秦军全部活埋。北宋时期的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也认为长平之战赵军４０万人被杀害。有两个大家在两本名著里认定，因此，人们有理由坚信，这件事是已成为定论的历史铁案。但实际上，早在南宋，大学问家朱熹就对此事提出了疑问。有一次，朱熹在给学生讲课时说：司马迁认为长平坑杀赵军４０万人，这是不能令人相信的，赵军战败是事实，如果说４０万人被活埋，那需要多么大一片地方呀！另外，哪有４０万人肯乖乖被活埋的道理？因此，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相信的。认真思考一下，朱熹的疑问的确有道理，如果把４０万人埋在一个地方，若干年后，这个地方被挖开，必然是累累白骨，惨不忍睹。可是，自战国以后，无论哪朝哪代的史书中，都没有发掘大量白骨的记载，难道那４０万具遗骸腐烂得一点踪迹都没有留下？特别是现代，马王堆、兵马俑等都相继被发现和挖掘，假若真有坑埋４０万人的遗址，早已被发现了。可以说，在没有发现物证前，完全有理由怀疑秦军坑埋４０万战俘之说是假的。

邓拓说过，经验证明，有时候对某个问题，如果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那么，在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发现许多符合自己胃口的材料，而对于不符合自己胃口的材料和意见，就看不进去，也听不进去。所以，机关干部对任何问题的看法，一定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雷英夫在一篇文章中（事见军事谊文出版社《司令部建设———参谋工作》），曾讲述了朱德总司令看问题有独到见解的生动事例，抄录如下：

１９４３年，我有一次在总司令家里修改报告提纲，吃惊地发现他对《三国演义》熟极了，对诸葛亮、刘备、曹操、司马懿、孙权、周瑜、陆逊等都有深刻的分析。他说诸葛亮被人神化了。诸葛亮虽然很有本事，有许多高明的见解，干过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对蜀国有很大贡献，对后人有很多启发和教育，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以至于广大人民群众都喜欢他，把他作为智慧的化身，当作无所不知、无往不胜的神人，但诸葛亮的错误缺点也很多，有些还很严重。以指挥作战来说，“六出祁山”就很笨，按照当时情况，魏延建议诸葛亮率主力出斜谷，魏延率步兵出子午谷直插长安，两路人马夹击曹兵，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司马懿也是这种主张，说：“若是吾用兵，从子午谷迳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但诸葛亮不敢用此计，坚持只出祁山的错误主张，一而再再而三，以至六出祁山，完全是顶牛阵，老一套。结果一事无成，打不开局面。论工作方法，诸葛亮有着严重的事务主义，事无巨细包办代替，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结果自己累得要死，大家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事情也未办好。司马懿看准了诸葛亮这一个弱点，定下了和他打持久战（蘑菇战）的方针，说：“孔明食少事烦，岂能久乎？！”硬把诸葛亮累死拖死了。论用人，诸葛亮有宗派主义倾向，只喜欢顺从自己的人，听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这一点比曹操、孙权差多了。关云长、魏延、马谡都未用好，不该用的用了，不该杀的杀了，弄得后继无人……这些精辟的见解，我是第一次听到的，在此之前，我也曾多次读过《三国演义》，但都是随着书跑，把诸葛亮当作神明，人云亦云，没有新鲜独到的见解。总司令的指点，使我如梦初醒，顿开茅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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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来一双慧眼（5）

对细微现象不忽略不计

陈毅元帅曾经告诫机关参谋人员：有些虽然是小问题，却埋藏着大的危机，所以机关工作者对小问题的观察，应如猎犬般敏锐，不能放松一点一滴小问题，粗枝大叶是不适宜机关工作的。这是陈毅在实战中得来的宝贵经验。他曾讲过这样一个事例：过去我们在井冈山游击时代，有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当时力量很小，只有几十个人，被多数的敌人连日连夜地追击，大家都很担心，说不定什么时候队伍被敌人消灭。有一次，我们已经脱离了敌人，到了一个群众条件较好的附近三四十里又没有敌情的地方。大家以为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所以大胆睡觉。到了半夜，有一个参谋起来解手，听到老百姓说某处到了军队。这个参谋就立即报告首长，于是又派人去侦察，果然属实。队伍遂立即出发。结果我们队伍在敌人层层包围中夜间脱险，由几乎被敌人围歼中而转移。由这个例子，我们就很可以看到，假如这个参谋同志不注意不报告，队伍可能遭受大的损失。

一个马掌钉与一个国家相比，实是微不足道。历史却有这样的记载：少了一个钉子，丢了一个国家。１４８５年，在英国波斯沃斯，国王理查三世准备拼死一战。里奇蒙德伯爵亨利带领的军队正迎面扑来，这场战斗将决定谁统治英国。战斗开始的当天早上，理查派了一个马夫备好自己最喜欢的战马。铁匠给马钉掌时，因缺少几颗钉子，有一只马掌没有钉牢。两军交上了锋，理查国王就在军队的阵中，他冲锋陷阵，鞭策士兵迎战敌人，率领部队冲向敌阵。他还没走到一半，一只马掌掉了，战马跌翻在地，理查也被掀在地上。国王还没抓住缰绳，惊恐的战马就跳起来逃走了。理查环顾四周，他的士兵们纷纷转身撤退，亨利带领的军队围上来了。不一会儿，亨利的士兵俘获了理查，战斗结束了。从那时起，人们就说：少了一个铁钉，丢了一只马掌。少了一只马掌，丢了一匹战马。少了一匹战马，败了一场战役。败了一场战役，丢了一个国家。

一碗羊肉汤与一场战役的胜败，不可能有什么关联，史书却有这样的记载：一碗羊肉汤，败了一场仗。春秋时期，宋国与郑国打了起来。大战之前，宋国主帅华元为了联络感情，杀羊宴请部下，众人吃上羊肉汤，喜气洋洋，士气倍增。不知是疏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惟独华元的车夫羊斟没有份儿，他深感不公，心中憋闷，却无从发作。谁料想，待到两军对垒，刀枪相见之时，羊斟觉得找到了机会，他对华元说：“昔之羊羹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意思是，当初分羊肉汤时你说了算，今天打仗我说了算。说完扬鞭催马，把华元乘坐的战车一直赶到敌方阵营，让华元当了郑军的俘虏。主帅被俘，军队溃败。这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羊斟因为一碗羊肉汤之小利，竟然忘了国之大义，确实可耻可恨，但任何人不可因其极端可鄙而不从中吸取教训。

不忽略细微现象，也就是要做到见微知著。据史书记载，殷纣王即位后不久，吃饭用筷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竹子的变为象牙的，其庶兄箕子从这一细微的变化中，看出了他走上腐败之路的端倪。一次箕子感叹说：“他使用象牙筷子，肯定不会再使用陶制的餐具，将要用犀角和美玉制作的酒杯；有了玉杯和象牙筷子，必定不会吃普通人的菜汤，一定要吃牦牛、象肉和豹的胎儿；吃牦牛、象肉和豹的胎儿的人，必定不会穿粗布衣裳，不愿住茅草陋室，而是要穿艳美的衣服，住华丽的宫殿。照这样下去，天下将满足不了他了。对远方的珍奇百怪物品的希求，对宝车良马、高台广厦的欲望，都会从使用象牙筷子开始，所以我为这件事情的后果感到害怕呀！”果不出箕子所料，过了不久，纣王就下令修造鹿台，兴建豪华的宫殿，搜罗各种奇珍异宝，豢养狗马供他玩乐。几年之后，他又“以酒为池”，“具肉为林”，在宫里建街市，腐化透顶，最终导致了商朝的灭亡。

京城裁缝的故事，也很耐人寻味：明朝嘉靖年间，北京城里有一位很有名的裁缝，无论何人，由他裁制的衣服没有不合身的。有位御史听说后，慕名前来找他制作官服。令他奇怪的是，这位裁缝并不忙着量尺寸，而是首先询问御史的官龄几何。御史感到纳闷，问道：“这官龄与裁衣还有关系？”裁缝肯定地说：“大有关系。如果是初任高官，则意高气盛，衣服应后短前长；任职稍久，在官场已经过磨炼，意气稍平，衣服应前后一般长短；如果任职久了，而且可能升官，则内心装着的是谦逊，身体往往微俯，衣服就应前短后长。”裁缝用他独特的职业眼光，通过官服看到了当官者的心态，于是，以了解这种心态来制衣，竟然获得了成功。

借来一双慧眼（6）

许多事实证明，有些大的问题，往往隐藏在细微的事情中，有些事物的发展趋势和实质，隐藏在初露的苗头中。因此，有思想深度的人，都是极其重视细微之处的。请记住这句话：在每一个细节背后，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点点，都隐藏着伟大的力量。尤其是在面对紧急重大的事情时，熟悉情况的每一个细节，将给你把握局势的信心，为你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

对暂时现象不一叶障目

逻辑学中有一句推理名言：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说的是不要被眼前的景况挡住了视线。同样的道理，机关干部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判断问题，也不能被暂时的现象所迷惑。这是因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复杂的，表面上看是一回事，往深看又是一回事；看眼前是一回事，看长远又是一回事。按照道家“得失律”的理论，由于整个宇宙是一个阴、阳两种力的振动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得和失都不是绝对的。表面上看来“得”的事，实际可能是“失”，而表面看来是“失”的东西，实际可能是“得”。

这样阐释可能太晦涩，不好理解。不妨回顾一个人们都熟悉的故事———“塞翁失马”。故事说的是边塞上一个老头儿很会养马，大家叫他塞翁。有一天，塞翁马群里的一匹马丢失了，邻居们来安慰他，深表惋惜。谁知，这老头儿却说，有什么好惋惜的，怎么能知道这就不是福呢？过了几天，他那匹马安然无恙地回来了，竟然还领回了一匹膘肥体壮的马。邻人又兴高采烈地前来表示祝贺。他却说，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怎么就知道这不是祸呢？果不然，塞翁的儿子见失马归来，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骑着马出去兜风。正应了那句话———乐极生悲，他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把腿给摔瘸了，成了一个残疾人。邻人对塞翁的先见之明佩服得五体投地，再次来安慰他要想开些。谁知塞翁依旧心静如水：这有什么想不开的，怎么能知道这不是好事呢？过了一些时候，匈奴兵大举入侵，青年人应征入伍。入伍的青年都战死了，而塞翁的儿子因为残疾而免役，反而得到保全，幸存了下来。

防止和克服一叶障目问题的发生，首先要有政治眼光。这是在机关工作首先必须具备的，没有政治眼光的机关干部，在机关是混不长久的。所谓有政治眼光，就是具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在错误倾向刚刚露头的时候能够见微知著，透过现象看本质，是非分明，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在形势大好和工作顺利的时候，能看到各种不利的因素，居安思危，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挑战，而不是忘乎所以，被一时的成功冲昏了头脑；要理直气壮地大力支持一切正确的创造，对于危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要善于识别，敢于纠正和制止，决不能麻木不仁，更不能任其泛滥；要防止和克服陷于日常事务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不注意社会政治动态的倾向。

防止和克服一叶障目问题的发生，还要有辩证眼光。也就是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黑格尔在讲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及真理是具体的时，曾举过一个很著名的例子。他说，离开了具体的时间地点，对简单的问题都难以做出判断。比如，下雨是好是坏？如果城市中长期干旱，土地龟裂了，庄稼枯黄了，树木萎缩了，市民的饮水也出现短缺，此时此景，下雨是再好不过了，可谓是及时雨，“老天开恩”；但如果城市中已经是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冲毁了房屋，冲毁了道路桥梁，甚至吞噬了无数的生命，此时此景，再降一阵暴雨，这无异于落井下石，上加霜。此时下雨可谓是最坏的事了。因此黑格尔认为，对事情进行评价时，必须考虑具体的时间地点等因素。换句话说，必须在具体时间空间框架下考虑问题。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机关干部在工作中最容易出毛病的地方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惟书惟上。想问题办事情习惯于从本本出发，贯彻上级指示精神照抄照转；二是一刀切。在布置和指导工作的过程中，不分析单位之间存在的差异，不研究各地的具体特点，缺乏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三是走极端，搞绝对化。通常是离开事物的本来面目，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不能全面地看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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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来一双慧眼（7）

防止和克服一叶障目问题的发生，也要有发展的眼光。近日从报端读到一篇文章，说是有三位不记名的候选人，请你根据他们的档案材料从中选出一位最优秀者，让他担任一个国家的总统。第一位，曾经因违反规定被两次赶出办公室，读大学时还经常吸食鸦片，每晚都要喝一升左右的白兰地酒；第二位，他笃信巫师和占卜术，有多年的吸烟史，而且长期嗜酒；第三位，曾经是国家的战斗英雄，喜欢素食，偶尔喝点啤酒，年轻时不曾违法，也无犯罪前科……选谁呢，我想所有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三位。殊不知，上述候选人中，第一位是丘吉尔，１９４０年开始出任英国首相；第二位是罗斯福，他不仅当选了美国总统，而且四次连任；第三位是臭名昭著的法西斯魔头希特勒。“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人是如此，事物也是一样。真理总是在发展的，每一个正确答案都不是僵死的、无矛盾的终极结论。任何结论，都很难说是最终的，所以，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防止和克服一叶障目问题的发生，更要有公正眼光。也就是要谨防偏见。民谚说：“偏见是疸病，有偏见的眼睛看什么都是黄的。”一个人对某事某人一旦有了偏见，就会产生偏向、偏心、偏执、偏袒，乃至导向行为的偏颇和事业的偏废。实践证明，当一个人被偏见俘虏之后，对自己喜欢的人，就会只看见他的优点；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会只见到他的缺点。这是偏见给心理上带来的障碍。有了这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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