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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这一番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的人讥评，而梁漱溟却回答他的朋友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

叶浅予自学成才，对学院派言论敏感。他与徐悲鸿初次见面，徐无意中给他留下狂傲自大的印象，徐认为，中国画的造型基础是素描，要改造革新中国画非得从素描写实入手。而当时中国画坛上，能画素描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蒋兆和，一个是他自己，还有半个是梁鼎铭。叶浅予听了很不舒服。

冒孝鲁为人狂傲，逾于老父，每读父诗文，必指摘之，连呼不通不通，老人亦只能默认而已。盖其国学造诣深厚，故敢如此。凡有自命不凡的文人雅士者，以诗文就正时，至多读三行，即言：好好。便掷还了。有一年，冒求太极名家乐幻智为之医病，乐以气功治愈后，两人畅谈虚字语助词。乐云：读通《论语》，虚字也通了。冒孝鲁自此称乐老师不已矣，并对人曰：斯人非徒以拳术鸣也。

1940年浙江大学流徙到遵义，在艰苦的流亡时期，竺可桢邀请费巩担任训导长。费巩接受了职位，同时表示：“吾不要训导长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钱来，要求拿这笔省出的钱用在学生物质生活的改善上面。”他上任后身体力行，亲自动手烧开水为学生杀臭虫。学生宿舍灯光太暗，他花费精力设计了一种亮度大而烟气小的植物油灯，拿自己的工资购买玻璃、铅皮等材料，制作了800多盏分发到各宿舍。学生们称之为“费巩灯”。

王实味到延安后，做了特别研究员。时延安物资匮乏，特别研究员的待遇相当高。毛泽东每月拿五元津贴，王实味可拿到四元半，比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多半块。当时边区棉布缺乏，大家都穿土布，从外面买来的少量斜纹布做的衣服，主要是给领导、学者穿，这就是当时的“干部服”，作为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也享受这一待遇。1941年冬季，发棉衣时，因王瘦削，没领到合适的干部服，他就跟着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下闹到山上，最后范把自己的一份给了王才平息风波。王只要了帽子，因为范个子大，他的衣服王根本不能穿。

塞克为延安四怪之一。毛泽东曾派李卓然上门邀请塞克到毛住处晤谈，被塞克拒绝，原因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他不去。这事很快传来，后来邓发劝他说：“去吧，不去不好的。”邓发还主动愿意陪塞克一起去，这样塞克就同意去了。在去杨家岭的路上，有相熟的人笑问：“塞克同志你去杨家岭吗？”塞克听了很不好意思。

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也写不出

冼星海拙于言辞，表面看近于木讷，内心热情似火。他到了延安，跟周围环境时时发生冲突。有时，他无处发泄，就将隔壁人家飞来的小鸡打得满屋乱飞，他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也写不出。”

延安整风期间，何其芳和刘白羽由延安到达重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约集了一批比较进步的作家，请他俩做报告。何报告了延安思想改造运动，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何给大家印象不好，其口气让人感到他只是标榜自己是已经改造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就跑来改造我们！冯雪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

日本投降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要分配到各解放区去，毛泽东专门找一些著名人士谈话，高长虹也被邀请。哪知一开始谈话，就不和谐。毛泽东问：“高长虹先生，抗战胜利了，你有什么想法，是留在延安，还是到哪个解放区去？”高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想到美国去考察经济。”毛听了高的话，当时就生气了，请他立即出去。

抗战胜利后不久，胡秋原给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写信，抗议“美国不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中国领土的主权完整。”赫尔利邀请他面谈，胡到了大使馆把赫尔利驳得体无完肤，赫氏就王顾左右而言他。胡秋原打断他说：“如果大使先生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要告辞了！”赫恭敬送胡出门，说：“胡先生你是我见到的中国人中，罕见的勇者。”胡答：“不对，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多得很，只是大使先生在酒会或宴会上少见而已。”

中共建国后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时，聂绀弩和楼适夷作为香港地区的代表参加。会议结束前，他们接到通知，某首长在北京饭店接见。到了出发时间，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要去，你就去。”“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还得睡呢。”说完，他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楼只得一人去见首长，还得为聂绀弩找一番托词。

李敖对自己的文字极其自信，他的名言之一便是：中国的白话文，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很多读者看了一本李敖的书，便忍不住到处搜寻李敖的书来看，因为李敖的文字极为真性情，敢说敢做而且幽默迭出。他自称：有话直说，有屁直放，小心求证，当仁不让。

叶公超名士风范，他做所谓“外交部长”时，笑呵呵地公开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而他被蒋介石训斥后，回到部里必定训斥司长。有人说：“他的脾气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到那一季，大家凭运气，可能上午去看时还好好的，下午就被骂出来了。”

像不像苏格拉底

“雷震案”之后，在公开场合下，殷海光常常独自不语，见到一些老友时，脸上也显得一片“冷漠”。傅乐成有一次与之谈及“雷震案”，殷海光只说了一句：“怎么得了啊！”这时他的心情，正像当年在西南联大那个寒夜中长吟李白的那首诗一样：“拔剑四顾心茫然”，颇为绝望。后来殷海光生病，傅乐成与杜维运去医院看他，“他只是微笑，不发一言；继而杜维运也上前搭讪，态度仍是一样，弄得我们十分尴尬。”离开医院，傅乐成无奈地对杜维运说：“你看他像不像苏格拉底？”

“文革”后，萧军复出。1979年已近皓首之年的萧重返文坛，有讲话中说：“我是30年代的人物，想不到30年来竟埋在土里……从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里了，现在从土里爬出来，东北老乡叫我‘出土文物’，我是会说话的出土文物……”老年萧军仍爱打抱不平，一次朋友父子都被街上流氓所欺，被打得头破血流，萧知道后，怒不可遏，带了两个小伙子，对着打人的流氓家门连续叫骂，要他滚出来，见个高低，否则，就不是他老子的“种”。打人者缩了头没出来，老朋友竟也再没受到欺负了。萧军说，对于狼和咬人的狗只能用棍棒教训它们，而不能礼让，对于流氓，就应该比流氓更流氓些。他信奉一句俗语：有理讲倒人，无理打倒人。

“文革”后，多人为聂绀弩的冤案奔走，戴浩与聂夫人周颖拿到了有关政策文件，周颖先看文件，一边读，一边说：“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周颖要聂也看看，聂不看。他还带着冷笑讥刺戴浩和周颖：“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

聂绀弩在文怀沙家看见钱钟书送文的诗，其中有“非陌非阡非道路，亦狂亦侠亦温文”一联，第二天就送来了题赠钱钟书诗一首：“诗史诗笺岂易分，奇思妙喻玉缤纷。倒翻陆海潘江水，淹死一穷二白文。真陌真阡真道路，不衫不履不头巾。吾诗未选知何故，晚近千年非宋人。”钱看后颇为欣赏，以为聂有王船山的风味，并为聂诵出王诗：“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1980年，林同济访美前受到胡耀邦的见面邀请，林对见面似乎很满意，他对胡耀邦的印象是“天马行空”，“不拘泥陈腐”。辞别时，林说：“我是个老学者。我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但没有懂多少，但我向你保证，这次出国访问会让我的国家受益的。”

1985年，胡风去世，除了海外，国内一片寂然，唯有聂绀弩诗见诸报端：“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聂还有一诗写胡风：“不解垂纶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便住华居医啥病，但招明月伴无眠。奇诗仅止三千首，定不随君到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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