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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部分（第2页）

任弼时主持了会议，与会的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项英、顾作霖、林彪、陈毅。周恩来因处理前方战事，迟到了一步。

顾作霖陈词激昂，像个主宰世界的救世主。他认为在毛泽东身上，多次发生同临时中央的指示相对抗，从打赣州开始，直到打南城，长达七个月时间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总强调在反“围剿”中取得的一孔之见当圣经念。他反对沿赣江两岸地区向北发展，主张向东发展是一种右倾主义、逃跑主义。

毛泽东听着批评，甚至是上纲上线的刺耳话，也不动火，只是平静地抽着烟。

项英也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说到底是等待主义，保守主义。至今对赣南会议的批评，连一丝一毫的悔改表现都没有，反而同临时中央的指示越走越远。当前，我们应当警觉起来，右倾是主要危险。

任弼时也提醒毛泽东，这个时候是应该很好地认识这个问题，尤其是要放弃“狭隘经验论”，不然是要危害革命的。

毛泽东不能再沉默了，他据理反驳：“在反‘围剿’当中，我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成功经验。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打赣州我反对过，讲过不打的原因。打赣州后，我主张向赣东闽西发展，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开展工作，打下了漳州。

这也是被事实证明了的。不打南城，是敌情变了，我们也该相应的改变，如果纸上谈兵，非吃败仗不可！照弼时、项英、作霖三同志所说，我认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的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的话则是一针见血。

顾作霖听后气色大变：“依据当时情况打赣州绝对需要，本来可以攻克，为何没有攻克，是对攻取中心城市认识不足，对敌坚守中心城市估计不足，加上我们的暴破技术的缺点，才未能克城而撤围。”

项英同他们一唱一和：“打下漳州虽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但延缓了北上任务的实现，得不偿失嘛。”

陈毅怒目而视他们。

林彪沉默缄口。

朱德气得坐转了身。

王稼祥扶扶鼻梁上的眼镜框，不紧不慢地发了言：“我来说几句。众所周知，我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到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的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讲到此，他停顿了一下。

任弼时、顾作霖和项英听到他的讲话，一下子都震惊了。

开始，他们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王稼祥看了他们一眼，已察觉到他们突变的神色，根本没有理会，继续讲道：“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能有今天，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陈毅突然插上一句：“讲得好！事实就是这样嘛！”

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同时怒目相视着。

王稼祥又讲：“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是同乡。我在这里所言，不带感情色彩，完全是出自一个普通党员的内心肺腑之话。”

朱德也站了起来，说：“我同毛泽东相处时间长，一起打仗，一起行军，深知他的思想和领导艺术。如果说打胜仗有错，我是总司令，也应该有错。如果说打赣州失败有功，我又成了功臣，啥子功臣？从井冈山发展到今天，不容易啰。前方研究的事情，变更计划，不能算在毛泽东头上，那是集体决定的事。”

会议出现了僵局，只好暂时休会。

太阳将要落下去。在小源村东北的一条山路上，周恩来和他的警卫员向西南急急赶路。由于马跑得很快，他那长须在胸前不住地飘摆。

由于会议开的既激烈又压抑，晚饭后，与会者神情各异，三三两两地出了村，向着各自选择的方向散步去了。

王稼祥在竹林旁的小溪边独行。

任弼时、顾作霖他俩人谈论着走到溪边，见王稼祥已在，俩人就转向另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