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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者是永恒的话语权弱者，也是永恒的失败者。强者不仅不会产生愧疚和道德亏欠感，反而会产生道德优越和“我们是文明人”的感觉。

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的冲突中，我们什么时候听到了双方平等和理性的申述，一种真正基于*精神的理性探讨？我们什么时候在知名的世界媒体（西方媒体）中听到*人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看法？我们看到的顶多是研究*和穆斯林世界的西方学者发出的声音，偶尔也会有一丝微弱的宽容和理解，但大多数时候是符合西方意志和西方话语权支配的声音。在缅甸救灾的过程中，我们什么时候听到缅甸政府为自己辩护的声音，我们什么时候听到了缅甸普通人民的声音和缅甸公民社会发出的声音？当然西方让我们听到了昂山素季的声音，但那只是西方声音的延续，是西方社会想让世界听到的声音，是西方本身的“回音”，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缅甸的声音。应该承认，缅甸军人政府的治理形式并不值得认同，缅甸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缅甸要融入国际大家庭就必须遵守一定的国际规范，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单方面剥夺一方的话语权力，而用一种话语霸权去掩盖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民族和种族关系，我们更不应该不问任何是非就在一国面临空前灾难的时候、利用救灾时机谋取某种政治权谋、实施颠覆计划，而当这样的政治意图是以一种文明话语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就更加值得我们警惕了。

第十章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强权和话语魔方（6）

当*远离真正“*”的实质的时候，当*远离“*”的基本内涵的时候，当“自由贸易”越来越被工具化时候，话语权越来越成为一种权力支配关系，一种颠倒黑白和是非的、强者对弱者全面的统摄和肆意的讹诈。西方某些集团把“*”、“*”等人类美好的理想转化成为一种奇妙的话语魔方，随着魔方的转动这些动听的语意转化成为不同的话语控制力，成为一种可以肆意发挥的语言创造和肆意的语言压迫，而弱者的哀与泪、弱者*惨遭凌辱的哀痛完全被不等量地缩小再缩小，弱者的声音完全被强权机器的洪水和自封的“世界民意”所淹没。话语权的压迫，构成了殖*义解体以来最为沉重的压迫，成为心灵深处的奴役，成为强者实现利益最简单实用的工具，成为新兴的霸权主义结构，其背后反映的还是一种绝对的不对等的权力支配关系和某些力量试图永远合法化单一霸权的努力。

时至2008年，走向崛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危机后，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强大，更加团结，我们终于深刻认识到了：话语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少了话语权的强国，是一个可以被任意攻击和欺压的客体对象，而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体意义上的大国。

二、东方不能寂寞

“无法表述自己，就会被别人表述”

著名的美籍巴勒斯坦学者萨义德在其成名作品《东方学》一书的开头引用了*的这句描述殖*义者心态的传神话语“无法表述自己，就会被别人表述”，用来描述东方和西方的不平等关系。在早期殖民者对于非西方世界的看法中，东方作为相对于西方的定型化的“他者”形象并不具备主体的认识能力，东方人作为理性西方人的对立面，不仅不能对世界进行理性全面的阐释，也不具备理性认识和阐述自身文化的能力，因此他们是“失语者”，在知识和智力上都无法成为完整和正常的人，因此他们没有表达能力，更谈不上话语的构建，关于他们本身文化的认识必须经过西方的构建，才是人类普遍共有的认识论基础。因此东方并不是一个主体，西方对东方的认识并不是建立在东方本体论的基础之上，东方人更不具有主体位格，因此东方人说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西方人说什么才算数；东方人在思考什么可以忽略不计，关键是西方人是如何思考的，才可以代表普世的看法；东方人的呐喊、愤怒和内心的感情并不重要，而西方人的情绪和情感才能真正代表世界的主流情绪。

萨义德从小生活在巴勒斯坦，祖国的悲惨遭遇和民族空前的灾难让萨义德的内心世界充满着苦痛，他在美国学习了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后，逐步吸收了意大利政治学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关于“知识—权力—支配关系”的理论，创建了他的关于东方主义的庞大理论体系。葛兰西属于传统欧洲的*主义者，他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主义。

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依赖的不仅是暴力革命，更加依赖于在精神层面上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而后者在未来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为资产阶级对社会的统治和合法性的来源随着社会文明的推进越来越不依赖于简单的暴力统治和暴力*，而是依赖于一整套文化意义上的对社会主流观念的塑造、引导和支配，通过精神文化的深入人心和心灵意义上的文明“教化”资产阶级实现了文化霸权，被统治者在主流文化和主流观念的控制下，逐渐完成了反抗弱化和对统治阶层认同的过程。因此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以及颠覆统治阶层的文化霸权，是无产阶级面临的新任务。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十章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强权和话语魔方（7）

应该说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是２０世纪初期的理论，用这样的理论和单纯的阶级观点来解释今天的社会并不合时宜，今天社会的多元化和阶级关系的弱化使得“阶级斗争”和“文化斗争”这些具有语言张力的词汇含有过多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色彩，因此对于葛兰西的理论进行批判性吸收是比较合理的选择。而相比较而言，福柯关于社会精英通过话语主导而实现话语权的制定和深层次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支配具有更深刻的认识论意义。在福柯社会研究作品中的各种社会边缘群体是话语权的“弱者”，而话语权的定义者则通过一系列话语机制和定义主导权掌握了对他们的牢固的控制。而难以想见的是，在主流话语语境的压迫下，弱小团体是多么无助，是陷入怎样深刻的压迫感中，是怎样在话语强权中被迫“失语”，成为现代文明机制中的被压迫者。萨义德正是吸收了福柯“知识就是权力”、“话语主导可以实现支配”和葛兰西“文化霸权”、“文化主导权”的观点，并且借鉴了福柯进行考古学和谱系学研究的方法手段，进行了丰富的文献考察和文本研究，从而提出了东方主义的观点。关于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研究进而被称为东方学。

东方主义，说白了就是西方如何通过自身的想象、认知、剪裁和一系列的过滤机制，进而按照自身的需要构建出来的关于东方社会、文化、宗教、民俗和人民的整体看法。通过对东方的想象和构建西方将东方视为一个定型化的“客体”和“他者”，也就是通过建构“东方”来界定“西方”本身的存在和本位文化，也就是因为东方的存在，才有了“西方”这一说，正因为有了“东方文化”、“东方文明”的对立面才能树立牢固的“西方文化”、“西方文明”的概念范围。进一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西方关于东方的认知加强了其本身的认同感和本位文化的身份确定。萨义德在大量西方文献关于东方的描述中（特别是通过早期西方人来到东方后的游记、传记、旅行日志、文学作品和宗教典籍中关于东方的描述），发现了西方对东方的描述往往是一种猎奇的“赏玩”心态，东方是充满黄金和珍宝的，东方的集市上充满着香料的味道，而东方的文化充满着神秘和异国情调，东方宛如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一样蒙着神秘的面纱，但是东方人又是非理性的、野蛮的、不具有正常人知识和智觉的，东方人蠢笨、无见识而又不懂得逻辑思维，东方的君主残暴而又无德，东方的社会管理混乱，东方是肮脏、混乱和无序的，在那片辽阔神秘的土地上居住的是一群异教徒。

萨义德在早期的典籍中所称的东方指的是今天土耳其经过*国家到伊朗这片土地，在欧洲语言ｏｒｉｅｎｔ指的正是这一片地区，而不包含中国和印度。在萨义德后期的作品中他将东方的范围扩大，进而涵盖了东亚和南亚的文明。其实我们今天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概念比如“东方”以及“近东”、“中东”和“远东”的说法正是以西方的视角来观察东方的结果，根据距离欧洲的远近，不同的区域被分成不同类别，“近东”是指距离欧洲最近的地区，比如土耳其，而“远东”则是指距离欧洲最远的地区，比如中日韩。西方对东方的描述其实不是真正的东方，也不是东方人自己认识的东方，而是西方构建和创造的想象中的东方，通过一系列的对立性的二元区分，比如东方　／　西方、我们　／　他们、文明　／　野蛮、高尚　／　低下、基督徒　／　异教徒、理性　／　非理性、进步　／　落后等，西方树立了一个不同于自身、非我族类的“他者”的形象，正因为这个“他者”的野蛮和无教养才能更加衬托出西方的文明和教养，正是通过这个他者的非理性才能衬托出西方的理性，正是因为这个他者的落后和低下才能衬托出西方的先进和高尚。“东方”的存在正是“西方”的对立面，正是构建了这个非我族类者的全面落后和不道德的野蛮人的形象，才能衬托出本位文明的永恒的优越感和道德感。而在殖*义扩张的时期，对东方异国情调和财富的描述刺激了西方向东方和其他非西方区域的扩张，而西方认知构造的东方“野蛮落后”的形象也为西方的扩张提供了道义上的基础，先进征服野蛮，文明征服落后，这正是一种攻势文化和强势文化的逻辑。

第十章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强权和话语魔方（8）

西方随着在全球殖*义的扩张和掠夺以及“船坚炮利”固化了西方的优越感和文明中心主义，进而剥夺了非西方文明对自己文化和文明表述的权力，东方在西方持续的文化霸权下失去了文化自信心，东方的知识分子在本国文化历史的构建、艺术创造、审美情趣和学术研究中出现了迎合西方中心主义的趋势，当创造并不是为艺术本身而创造，当一个民族不能按照本位的立场诉说自己的历史，一切是为了迎合强者的思维习惯和思维逻辑的时候，东方主义就深刻展示了一种文化和话语权背后的权力关系。文化的霸权、对于东方彻底的“客体化”和“定型化”以及东方知识分子自身的失语和迷失于殖*义文化的语境之中，无非是体现了福柯所指出了“知识—话语权—支配关系”的社会规律。在西方的东方主义的视觉中，东方是“客体”，而不具有“主体”地位，东方人也被异化成为“客体”，他们是无知、无识和让（西方）人无法理解的一群。“他们”就是“他们”，永远无法成为“我们”。通过人为的，主观的以及西方所需的构建过程西方完成了对东方的异化、物化和客体化，东方人在乎西方人怎么看待他们，而西方人并不在乎东方人怎么看待他们，东方人重视西方人的观点，而西方人并不在乎东方人的言说，这归根结底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支配关系，它产生于西方扩张和殖民的整个历史过程，并且随着西方在全球取得支配的优势地位而定型了一种全面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内在的支配逻辑。

今天，尽管殖*义的统治已经结束了３０多年，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步随着东亚的崛起而从大西洋两岸转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权力的对比关系，并将深刻形塑未来世界的新兴权力格局。但是支配了这个世界４００多年的逻辑并不会在短期内完全改变，支配世界的话语和文化霸权垄断者并不会甘于退出历史舞台。殖*义的结束和世界政治经济权重的相对变化甚至会在某一段时间更加刺激话语权支配者的紧迫感，以话语权和道德高地的优势来作为压迫新兴大国崛起的重要工具，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发生在２００８年的西藏问题和圣火传递，能够更好地把握当前世界格局演进中的规律。

中国要跳出深不见底的话语权“陷阱”

２００８年，初次到国外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都会在不同场合下面临到“西藏困境”，或是在与同事聊天中，或是在火车上，总会突然有人发问：“为什么中国侵略西藏？”“为什么中国灭绝西藏的文化，摧毁西藏的寺庙、信仰和语言？”初次遇到这样场景的人通常会感到困惑不解，当国人试图为西藏政策辩解，指出我们为了西藏每年都有大量的财政投入和财政补贴的时候，回应的可能是更加生硬的言语：“那是你们试图殖*义西藏的企图。”如果我们指出国家尽量提高西藏人民生活水平，甚至投入巨资建立青藏铁路的时候，我们可能得到的回答是：“那是中国试图加强对西藏的政治经济的控制，中国试图将西藏人在当地变成少数民族，而使得中国人（汉人）占据多数。”

渐渐地，我们发觉西藏问题自身是一个怪圈，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话语陷阱。按照西方世界通常对西藏问题的描述，一般人都会认为西藏以前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神仙环境式的“香格里拉”，而中国人在１９５１年入侵西藏，破坏了西藏的文明和文化，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和*一方更加恶劣的谣言，那就是中国在西藏实施了“文化灭绝”和“种族灭绝”，而作为地球村的文明成员——也就是西方国家有义务关注西藏问题，并阻止中国在西藏的文化毁灭。我想，每个中国人听到这些观点，都会非常愤怒，也会非常痛心疾首，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这样的谎言能够在西方社会成为主流，为什么在一个号称*自由、信息索取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能够允许有这样的弥天大谎成为主流信息？

第十章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强权和话语魔方（9）

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一是西藏问题本身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存在着复杂的社会、民族和宗教等因素，存在历史上的冲突和缺憾，因此一个复杂面向的问题是很难用简单的化约来完全分析清楚的，而西方在西藏问题上完全倒向海外流亡藏人和*一方，与西方的*情节是紧密相连的，既然*是共产党中国的敌人，自然容易被反华人士和某些战略家奉为上宾；二是人类具有的高山情结和对神秘文化的崇拜，尤其是在进入后现代主义的西方，在物质主义的冲击和传统宗教灵性低落的情况下，容易对东方神秘文化或是和平的佛教文化产生兴趣，而*一方精心包装的藏传佛教文化引起了传统的“猎奇心理”和“赏玩心理”，很容易引起民众感兴趣；三是*精心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和平大师，言必谈“和平”、“*”、“*”、“环保”等符合西方施主口味的普世理念，完全迎合西方民众的口味，并巧妙地将藏传佛教与这些后现代理念结合起来，结合自己在西方奔走多年练就的“*风度”和“迷人微笑”，又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以弱抗强的和平抗议者，因此一时间在西方风靡一时，参与了与西方话语权的共同构造。

然而以上几点并不能回答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西藏问题”的根本性颠倒错乱？是什么导致了对过去西藏严重扭曲的选择性描述？是什么促成了一个人为构建的、其实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香格里拉”天堂？是什么导致严重的选择性失忆，过去的农奴制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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