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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近是成群的绵羊和深棕色的骆驼。我早就听说卡扎菲到南斯拉夫参加不结盟会议时就带了一大群骆驼，因为每天他都得喝骆驼奶。青出于蓝，卡扎菲上校的儿子赛福·伊斯拉姆去奥地利留学随身带着佛利德、巴尔尼两只老虎。我们走出汽车，跟着持枪警卫趟着没脚面的枯草往前走，路尽头有一个风向标，脚下显然是一条轻型飞机跑道。

我们三个记者被引进一座四面镶有铝合金门窗的小屋休息，真想不到在烈日炎炎的利比亚大沙漠中竟能喝上美帝生产的冰镇百事可乐。从早上到现在我只吃了一碗稀粥和两个“袖珍馒头”，此时饿得我恨不能挤进骆驼群中吃草。

下午4点整，我们穿过羊群，被引进一座开口向东的大帐篷，我一眼就看见了坐北朝南坐在大皮沙发上的“九·一”革命领袖卡扎菲上校。50年前的1942年，卡扎菲出生在利比亚费赞省锡尔特地区一个卡达发族人家，21岁进班加西军事学院，25岁留学英国学习军事，27岁组建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卡扎菲在他的《绿皮书》中提出了所谓的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的“世界第三理论”，并以此为论据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改革。由于出身游牧民族，他主张没有等级的部落社会自然公平。喜欢住在帐篷里远离豪华住宅，喜欢骑骆驼。他推行部落文化和伊斯兰教的混合物，禁止饮酒和过分娱乐。现在，由于他拒绝交出1988年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的泛美航空公司疑犯而与世隔绝。在我眼中卡扎菲是力主阿拉伯团结的有远见的政治家，革命英雄、民族社会主义改革家。可在西方眼中，他是无恶不作的恐怖之首。我在电视上多少次看见过他的姿容，可眼前却是近在咫尺。

卡扎菲上校静坐在棕色大皮沙发里，两肘支在一张两米长、一米宽的白漆木桌上，正在认真地看文件，鼻尖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罗登斯德花镜，这位戏剧性的领导人一扫军人作风，变成了戴眼镜的学者，令我想起了托尔斯泰。我正想冲上去拍照，一只大手猛抓住我的右肩，一位便装男子附在我耳边低语道：“你只许拍五张。另外，不许拍帐篷以外的事物，更不许拍上校周围的人。”我这时才注意到卡扎菲两米远处一位老头正在用木炭煮红茶。再过去是位至少有1米90高高的彪形大汉，登伞兵靴，穿皮茄克，浓眉大眼，头上缠着贝都因人的包头。令我想起。三国演义中的马超、马岱。

人们很难说卡扎菲在想什么，更无法预测他下一步将做什么。在短短几分钟里，他时而面无表情凝视远方，时而仰天大笑或勃然大怒声讨美帝暴行。我毕恭毕敬地走上前、像在可可西里拍野牛那样单膝点地，以避免因过分紧张而造成的抖动。看到我聚焦，像所有上惯了镜头的大人物一样，卡扎菲欠起身子披正了镶金边的阿拉伯长袍，用力吸了一口气，这一吸仿佛将帐篷中的氧气吸了个一干二净。

他见我只拍了两三张就停了下来，就再次整理衣服，见我仍不动，就用缓慢的英语朝我问：“Any　Problem（有麻烦）？”他那里知道他手下的人给我的命令是“只准拍五张”。我哆哆嗦嗦地拍完这五张，倒退着退出大帐篷，蹲坐在地毯边缘，贪婪地注视着大帐内的卡扎菲上校。他真像一位沙漠君主，身体后仰，靠在棕色大皮沙发上，昂首挺胸，以至在相机取景器中占大量面积的是他那骄傲的下巴和狮子般的鼻子。这种情况我只在1988年1月采访阿兰·德隆时遇过，可阿兰·德隆霸道做作肤浅，带着一种演员特有的夸张的豪气。而卡扎菲上校昂首阔视却带有贝都因游牧部落自然的大漠气息。像恺撒大帝迷信红色一样，卡扎菲上校穿着一件大红的鳄鱼牌（LACOSTE）运动衣，外罩一件银灰色纱制阿拉伯长袍，袍的两襟镶了简朴的金边。伴随着缓慢的手势，上校时而英语、时而阿拉伯语侃侃而谈。在我眼中，卡扎菲上校是位受过良好教育、骨子里高贵儒雅、逻辑性强。

能熟练运用阿文、英文表达自己政治意图的政治家，由于民族和地理特点，带着迷人的传奇色彩。凝视着他高昂的头和轮廓分明的嘴唇，我想起身披红色战袍的恺撒大帝正对侍从口授他的《高卢战记》。

不知不觉已过了45分钟，卡扎菲似乎注意到始终蹲坐在帐篷边缘、怀抱相机如痴如醉和他一样穿大红上衣的我。

上校朝我招手、示意我过去，并用英语说：“If　you　want　You　take　any　picture　here（如果你想拍，你可以随意拍）。”我象一束紧绷的弹簧一跃而起，其感觉类似大赦了的囚徒。

采访结束，我走上前用英语问卡扎菲上校能否与他合影，他宽宏地仰天大笑，拉住我让我紧靠在他左边，我的右手与卡扎菲上校的左手十指交叉，紧紧握在一起。我就势掏出笔记本请上校为我签名，上校从桌上摸起一支大红“斑马”签字笔，挥洒出一片红色的阿文：“谨表敬意。穆阿迈尔·卡扎菲。”

他用左手将签名递给我，用右手拍着我的肩膀用英语说：“你可以卖100万。”言罢又哈哈大笑，我亦跟着开怀大笑起来。

卡扎菲上校将我们送出帐篷，中午与我们同机而来的黑皮肤少女正和其他五位同样的黑皮肤少女一起坐在草坪上，见我们走出来，便一起哈哈大笑，我抢上前挽住她的胳膊合了张影。放眼四望，我在寻找另一位同机而来的金发旅伴，可惜枯草莽莽，一无所有。就在我们钻进大奔驰离去之际，我突然发现她正站在夕阳里，满头金发随着撒哈拉的狂风上下飞舞，还是那身退色的牛仔套装，只是上衣脱去，露出柳腰间银光闪烁的手枪来。可陪同制止我照相，我一万个不愿意地将相机塞回包里。

黄昏，我们的总统专机从班加西机场直冲蓝天。我平躺在专机惟一的一张沙发床上，想象卡扎菲上校躺在这里的情景，耳边回荡着红袍恺撒的一句名言：“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赢了！”窗外是波涛汹涌的锡尔特湾，远方，残阳如血。

第2节　“非法入境”的前前后后

（一）

1992年6月22日，路透社、法新社等世界重要新闻机构同时播发了一条足以断送我前程的电讯：“新华社记者唐师曾驾吉普车自西奈非法闯入加沙地带，以色列南方军区追捕数小时后将其拘押。”以色列电台的新闻广播使我臭名远扬，继而是多米诺骨牌式的讹传——《以色列消息报》、《约旦时报》、《埃及华夫脱报》……远东的港澳报刊也一哄而起，可抓住一个敢在加沙折腾的中国倒霉蛋了，就连中国大陆的某大报也卷了进去。眨眼间，我成了驾MIG一25飞往函馆的别连科，或是从天降落在红场的鲁斯特。

令我啼笑皆非的是，就在我的新闻同行绘声绘色描绘我在以军枪口下的种种狼狈之时，我却在特拉维夫阳光明楣的哈美利兹大道为沙米尔拍照。当这张新华社特拉维夫传真照片被《大公报》采用时，《星岛日报》还在做“大陆记者非法入境，以色列军队穷追数小时”的文章。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为何那天在我吉普车顶上盘旋的“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带着“陶”式反坦克导弹；而迎面挡住我去路的那辆M113装甲车上的7。62毫米机枪在瞄着我的脑壳。

（二）

我本应早些时候由开罗动身前往大选在即的以色列、可种种繁文缛节直耗到6月2一日中午才开亮最后一盏绿灯。当我驾车渡过苏伊士运河，横穿整个西奈半岛驶抵埃以边境对，已是晚上9点。埃及边防军不许我靠近，命令我折回55公里以外的阿里什去住旅馆。可我一想到孤身摸黑横穿沙漠，总有点不寒而栗，多亏一位名叫埃尔桑的埃军准慰，破例让我将车停在哨所的灯影里，我感激涕零地掏出红茶，香烟、清凉油分给弟兄们，说尽我所会的所有表示感谢的阿文单词后才钻进吉普车后座的睡袋里。

我开的是辆1991年款的丰田陆地巡洋舰，广东人称之为“沙漠王”。线型排列6缸4500毫升“3F”汽油发动机和沙漠色的防热漆，是专门为海湾产油国设计的，其公路水平速度可达180公里／小时，负重爬30度陡坡，超“奔驰260”如探囊取物，更不用说沙漠越野了，我曾让它的前轮爬到胡夫金字塔的基座上。从红海到地中海，我驾着“无言的战友”跑遍整个埃及，我管它叫“长腿沙漠跳鼠”。我说过我嗜吉普如命，驾校学的是吉普、追大熊猫坐的是吉普、青藏高原探险开的是吉普、海湾战争在返安曼一巴格达的还是吉普。我喜欢开吉普一人远行，任意在沙漠上驰骋，寻找汉尼拔、巴顿、隆美尔、巴列夫们鏖兵的遗迹，缩在吉普车里露宿。

入夜，沉重的喀新风卷来上万只伊蚊，吹着“军号”向我轮番进攻，害得我将清凉油通体涂遍，权当驱蚊剂。刚刚入梦，又被值勤的埃及哨兵弄醒，让我分享滚烫的煮红茶，从此再也没睡踏实。接连不断的噩梦、驱赶不走的蚊群的尖啸犹如当年的“飞毛腿”警报一般彻夜不停。

在边境熬过一个难眠的仲夏夜，已是22日凌晨，离以色列大选还有24小时，可我还未踏上以色列国土。和埃及边防军挤在一起啃阿拉伯大饼，远眺沙漠旭日冉冉升起，景致虽好可味同嚼蜡，心急如焚。

在埃尔桑准尉帮助下，我好歹办完了离境手续。埃方收走了我的所有物品的证明文件：包括汽车、相机、放大设备、传真机过关证明、吉普车行车执照及汽车号牌，只将护照还给了我。我大惑不解地追问没有行车执照和号牌的汽车能否上路时，一位便装男子朝以色列方向一指：“那个操蛋国家（Fucked　country）会给你安个新的。”

我开着这辆没有牌照的大吉普咆哮着冲出埃及，就像当年乔治·巴顿强渡莱茵河。现在惟一能证明汽车身份的是前风挡上手提相机狂奔的卡通人唐老鸭和我手书的拳头大小的英文：xinhua　NewsPhoto（新华新闻摄影）。

穿过100米长的全封闭地带，眼前是高悬蓝白大卫星旗的以色列边境。蛇腹铁丝网后面蹲坐着头顶钢盔、戴墨镜、穿防弹背心、挥着大毛胳膊、平端M——16步枪的以军。

摇下国窗，右手戳向太阳穴，来了个联合国军式的敬礼，摘下墨镜，有海湾战争中学来的两句半希伯来语大喊：“沙巴沙龙！（安息日好）那条路通耶路撒冷？”一位小个子士兵倒背起M——16，朝我回了个巴顿式的军礼，咧开大嘴：“照直走，日本人！”边喊边跑到角铁焊成的拒马旁，移开挡在路中央的横秆。

在我前面是辆MFo（多国部队观察员）的大号雪佛莱，还有一辆UNTsO（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的大吉普。

在中东，军车在值勤或集体调动中，不论昼夜都是开亮大灯的，美军、伊军、以军……全是如此。我前面的两辆军车分别属于挂玫瑰红旗的多国部队和挂蓝色联合国旗的联合国军，尽管风马牛不相及，但同样亮着大灯，我亦步亦趋紧随其后。伴随汽车收录机中瓦格纳辉煌的旋律，我的沙模鼠以120公里的时速狂奔着。沙漠太阳升起来，我放下遮阳板，戴好波拉墨镜，可映在引擎盖上的另一个太阳照样刺得我双目微合。踌躇之际，雪佛莱和大吉普一左一右拐下公路绝尘而去，公路上只留下我单人独车疾驰突进。

继续前行，道路更差，以军哨卡却渐多，往来全是包了铁丝防护网的军车。途经一片桔林，劈头盖脑飞来一阵石雨，紧接着砰然一声巨响，一块比拳头还大的水泥块正命中我前风挡上端。显然，被占领土的巴勒斯但人错把我当以军了。在以色列，汽车牌照共有五种：7位数黄牌为正宗以色列人；6位数黄牌为以色列本土的巴勒斯但人；白牌为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蓝牌为约旦河西岸巴勒斯但人；绿牌为巴勒斯坦人的出租。而我驾的车没有任何牌照。我加大油门选择东北方向最宽的道路落荒而逃，根据闪击战理论，速度可以改变一切劣势。我慌不择路，直到落满尘埃、死气沉沉的“欢迎来加沙”横幅从头顶上一掠而过，我方意识到我已单枪匹马穿过了加沙城。

看一眼手腕上的指北针和右座上的公路图，阿什克隆已经不远，离特拉维夫不足200公里。就在我暗自得意之际，一辆兰德·罗孚警车将我别出公路，一辆M113装甲车威风凛凛地横在我面前。

四

我就这样被押进了加沙检查站与阿什克隆之间的一家警察局，我的大吉普像外星飞碟一样被看管起来。一位长得颇像林肯的警察中校收走了我的护照：“你有权保持沉默…”就像警匪片中的纽约警察。

显然，警方对我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突破“世界第一陆军”防线，纵深以色列几十公里大惑不解。尽管我的护照和以色列签证合法齐备，可就是连人带车奇迹般地越过了边防和海关。

“你不是第一次开车出国旅行吧？环球旅行家？”警官掂着我厚厚的护照讥讽道，“那是，”我堆起一脸的灿烂，‘不过，那是从巴格达开到安曼，您知道，约旦和伊拉克就像亲兄弟，何况天上还有多国部队的轰炸机，战争状态。我还从开罗到过的黎波里，那是做卡扎菲上校的客人，而利比亚与埃及间根本不设边界。贵国虽说来过，可乘的是特拉维夫私人运动飞机，海湾战争使贵国的所有航班全停了。在希尔顿顶层我拍到了“爱国者”迎击“飞毛腿”，还在拉马特甘炸飞的民居前撞上了阿里尔·沙隆……“”难怪有这么大胆子。“警官撇嘴椰榆道。我借机献媚：”是以色列造就勇敢的人“一句话逗乐了警察中校。警官继续翻着我的新华社记者证问：”你在哪儿学的车？“”北京警察学院。“”那咱们还成同行了，难怪追了你半天。“他指着记者证扉页上与我并肩合影的苏大爷（苏仲祥，原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问：”他是你师傅？“”哪儿敢呀！他是北京市公安局长。“中校端详了一阵，喃喃自语：”像个好警察，怎么，他管区人口是以色列全国人口的两倍半？“我将警官的笔录看了两遍，确信没有对我不利之处后才在右下角签了名。警官将笔录夹入卷宗：”对不起，国防军的先生们已经在外面等得不耐烦了。我想你得跟他们走。“我知道事己至此，只有听天由命。不过我有权用电话通知一下新华社耶路撒冷分社。警官阻止我说：”不必了，你已经上了电台，全以色列都知道’飞人使南方军区跳了起来‘“可我仍坚持给耶路撒冷首席记者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现在的坐标。

五

出警察局，两辆包着防护网的国防军吉普车紧逼着我的大吉普，整整两车头顶包了迷彩布的盂型钢盔、穿开福拉防弹背心的国防军，虎视眈眈地坐在车上。一位坐在驾驶座上的少尉朝我一挥手：“F1yingman，Followme！”

（飞人，跟着我！）两车国防军一前一后押着我沿加沙公路驶向西南。看着右侧的沙漠太阳由白变红，我几次轻踏油门企图超过前面慢吞吞的军用吉普，可都被摆动着加里尔步枪的国防军逼了回来，黑洞洞的枪口晃得我胆颤心惊。驶入一个小村，国防军作出密集编队的手势，看着他们脚登车帮，向四面八方端起一支支加里尔步枪，吉普车成了向四周乍刺的大刺猬，显然将通过一段由巴解控制的地段。果然，石块从天而降，打在吉普车的防护网上又高高弹起，以军开始还击，跳跃的弹壳落在我大吉普的引擎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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