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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1页）

的轰炸——数字之巨大，简直可与二战时盟军对德轰炸的总架次相比。其中百分之九十用于对运输线的直接打击。

其次，我转向在北方的固定目标这个议题——工厂、发电厂、仓库、火车站等，这些只占我们攻击目标的十分之一。

我解释道，在确定这些目标时我们曾进行了逐个的分析。对其军事重要性，美国和越南要付出的生命代价，及引起战争升级的危险等诸因素进行了慎重的比较和平衡。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给总统和我三百五十九个目标，其中二百零二个，也即百分之八十五已被付诸实施，其余五十七个未被批准，参谋长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有七个价值有限，九个是小型炼油厂，总计仅能为北越目前的储备能力提供不足百分之六的供应。二十五个是不太重要的非石油类目标，散布在有重兵守卫的地区，根据我的判断，不值得为它们付出美国士兵的生命。还有五个过于靠近中国。最后十一个仍在讨论中。

我试图使人们明白，对固定目标给予的过分关注，反映了我们对北越简单的经济需要和其战争能力以外的资源，缺乏基本的了解。虽然，我曾指出过北越已丧失了百分之八十五的发电能力，但是，其总和尚不及波托马克电力公司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德里亚发电厂发电量的十五分之一。况且，苏联和中国——非越南本土的工厂和炼油厂——为此越提供了大部分战争需求。

我指出，每月一期的由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处合作编制、分发给所有的高层文职和军事官员直至总统的报告“北越轰炸评价”，毫无例外都是以这样的词句结束：不断增强的空中打击使北越的空中防御系统出现了重要变化，给北越的经济活动造成了广泛的破坏。但是，北越仍旧保持着对目前在南越和老挝的军事活动的支持，并且在提高其战斗水平与军事组织的能力。

我告诉参议员们，如果我们仍旧要扩大空中打击，人们可能会建议增加一个新的目标：轰炸港口和在海港布雷，特别是在海防，以便阻止北越运送必要的物资支援在南越的战斗。我说这样做的确会严重地干扰北越对南越的战略物资渗透。

但是，比现在所运送的少得多的物资就足以保证北越对南越的军事行动继续进行。正如我曾指出的那样，据估算，在南方的北越军事力量除食物外每天只需要十五吨左右的物资。这与北越每天五千吨的实际进口能力相比根本微不足道。况且，北越的进口能力还远不止于此。据估计每天通过港口、中国边境的公路、铁路可运送一万四千吨物资。

目前大量的物资均通过海防港进口……其中包括大部分的军用物资，如卡车、发电机和建筑设备等。但是，这些物资也仅是北越全部海上进口的一小部分。即使所有的军事装备（据可靠情报分析，这些装备总量达每天五百五十吨）都从海上进口。这种对海防港的过分依赖只是出于方便而非必要。因为海防港被证明是最方便最经济的进口途径。如果它和其它港口被关闭，根据不切实际的设想，关闭港口将会限制所有的海上进口。而北越仍可通过铁路、公路、河道维持每天八千四百吨以上的进口。更进一步地说，即便由于空中打击使它在公路、铁路和江河水道上的运输量减少百分之五十，北越还是能够保持其目前进口量的百分之七十。由于每天进口的军事物资的总量远比这少，因此，很明显，切断海上运输线并不能迫使北越在南越的军事行动降至现有水平之下。

北越的海岸线绵延近四百海里。很多地方都适合进行海滩活动。在海防港布雷或彻底摧毁海防港的设施并不能阻止外国船只在沿海卸货。全力封领这些驳船，甚至不惜冒破坏一些外国船只的风险（这是不可避免的）也只能迫使北越将海运转向陆路，全部依靠共产党中国。而北越和中国的共同边界大约有五百公里长。

反对扩大空中打击的事实很清楚，大家要做的只是认真看一下统计数字。但是我的证词引起了异常激烈的争论。

参议员霍德华·坎农对我们讨论的议题没有兴趣，他把矛头转向我，指责我在对越南的军事部署方面总是不情愿遵循军事人员的劝告。他说：“很久以前，在一九六五年十月，这些目标——就被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并提出。我很奇怪，你是否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缺乏信心……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在军事目标和战争事务方面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我回答说：“宪法将统帅军队的职责交给一位文职官员——总统。我确信其目的并不是让他盲目地听从军事参谋们的建议。因此你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宪法授权的范围内，总统有时会做出与军事参谋人员的建议相反的决定。”

我继续说道：“宪法规定当军事统帅进行军事决策时，军事部门以外的其它部门也应参与行动。当然那就是我们正在做的。这与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否有信心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们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信心，他们就不会是参谋长了。”

从这时起，会议转向白热化。从我和斯特罗姆·瑟蒙德参议员的交锋可看出当时听证室里不断上升的紧张气氛。

“部长先生，我对您的话感到异常失望。我认为它会令共产主义者们感到欣慰。这是对共产主义退让的言论，这是一种失败的言论。”

我感到非常意外：“在这个听证委员会面前，没有一个与会者……（他）曾说过，批准那五十七个目标……就会对缩短战争进程有任何重大影响。”

在持续了整整一天的漫长、严酷的听证会即将结束时，我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这是一个呼吁理智的发言。

在越南南方进行的悲剧性的、长期悬而未决的冲突，使利用某种新的空中行动对北越实施打击成为颇具吸引力的想法。但是，虽然这种期望很诱人，在我看来它完全是幻想，追寻这样一个目标，不仅是无益的，还会给我们的国家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无法预料的危险。

小组委员会最后一致通过了一份报告。报告严厉谴责了我在战争决策上的独断专行。宣称“谨慎地控制和对可选择区域的限制性规定，已使我国空中打击力量只能取得非常有限的战果。”参议员们总结道：“我们不能问心无愧地要求我们的地面部队继续他们在南越的战斗。除非我们准备用我们所能使用的最有效的手段来强化我们对北越的空中打击……理智和审慎的思考要求关于战争的决定应与专业军事人员的判断保持一致。”

听证会后不久，就有传言说我的证词几乎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引发了一次“起义”。几年以后，一位报界人士马克·佩里写道，在我参加听证会后，厄尔·G·“巴斯”·惠勒招集了一次参谋长们的会议，在会上，他们决定全体辞职。海军陆战队司令小华莱士·M·格林上将和海军作战参谋托马斯·H·穆勒上将很快否认了这一报导，我对此也表示怀疑。

但巨大的分歧确实造成了我们的分裂，它们造成的摩擦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也付出了代价。厄尔·G·“巴斯”·惠勒在九月上旬经受了严重的心脏病的打击，这是最终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但在年底之前，厄尔·G·“巴斯”·惠勒又回到他在政府中的岗位，在私下的会议或公开的听证会上提出他的意见，他的态度是直率的，但并不具有煽动性和对抗性，正如他在约翰·斯坦尼斯听证会上所表现的那样。曾与我共事达七年之久的所有高级军事指挥官也都一如既往，继续为他们的国家和统帅忠诚地服务。

在这段时期，总统顾问班子中关于越南问题的分歧不断加深，这从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给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两个材料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八月二十九日，理查德·赫尔姆斯送给总统一份他个人对轰炸效果所进行的评估报告。报告指出：自从一九六七年三月以来，我们每个月对北越出动一万架次的飞机进行轰炸，比一九六六年同期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五。尽管有这样大幅度的升级，“尽管河内面临不断增加的困难、经济损失和由于我方提高空中打击而造成的管理和后勤方面的大量问题。他们仍然能够满足自身需要，同时继续支援他们对南方的侵犯，实际上军事和经济物资的运输量还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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