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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3部分（第1页）

之而来的是一个危险的僵持局面，直到1946年12月12日，当社会党元老莱翁·勃鲁姆在人们敦促下同意从退休中挺身出来试行组阁时，僵局才得打开。很可以说明当时那种气氛的是：勃鲁姆在五百九十张选举总理的选票中赢得了五百七十五票，他还取得了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党两方面的同意，由他组织一个清一色社会党人的内阁，在选出总统、成立第四共和国第一届根据宪法组成的内阁之前执行政府工作。到这时，实际上是解放以来第一次，总算有了一个同心同德的内阁，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解决当前的问题。它所提出的用冻结工资和降低物价来稳定经济的计划，人们起初一般都没有信心，可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勃鲁姆关于立即减价百分之五的号召居然收到了效果。到勃鲁姆卸任时，他本人和社会党的声望都有了急剧的提高。

新宪法于1946年12月24日生效。由于戴高乐事先已宣布他不想竞选，因此在1947年1月16日举行的一次两院联席会议上，国民议会议长社会党人樊尚·奥里奥尔当选为第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奥里奥尔随即挑选他的社会党同志保罗·拉马迪埃出来组阁。拉马迪埃把共和左翼联盟也拉入政府，试图把原来的、现已显得有点缺乏生命力的三党联合执政扩大成为四党联合执政，可是，不出三个月，这一四党合作的实验就宣告破裂。外界事态发展的压力迫使各党间在看法上和立场上的根本分歧暴露了出来，这些分歧本来是由于权宜之计、由于政策和感情等方面的考虑而暂时被掩盖着的。法兰西联邦的每个角落都在动荡不安。在印度支那和马达加斯加爆发了公开的叛乱；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处的骚动在发展；甚至有热带非洲和塔希提也在闹独立运动的谣传。共产党人根据他们鼓励属地民族主义运动的伪善政策，主张不惜任何代价接受叛乱者的条件，而他们的内阁同僚们（甚至也包括社会党人在内）则都认为，如果还想保存一点法国影响的话，必须用暴力去对付暴力。不过，共产党人认识到他们政策的不得人心——这是解放以来他们第一次甘冒违反传统民族情绪的主流的风险，——没有在这一问题上迫使争执白热化，却另选了一个比较得人心的事由来进行真正的摊牌。

拉马迪埃政府奉行着勃鲁姆的稳定经济政策，这就需要长时期地冻结工资；但是这个计划虽在稳定币值方面似乎确有实效，在降低生活费用方面却显得不那么成功。工人们开始觉得他们在承受稳定政策的全部负担。一连串罢工事件爆发了，共产党支持罢工者并谴责勃鲁姆计划；最后，在共产党人同拉马迪埃发生了一场凶猛激烈的斗争之后，拉马迪埃迫使共产党人退出了政府。这是解放以来第一次，共产党人不再充当使劳工采取合作态度的保证者的角色，而是恢复了他们作为劳工方面造反领导人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是解放以来第一次，社会党人决定留在一个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内，甘冒尝试同人民共和党人一起参加一个中间派政府的风险。但是后一个事态发展却是前一个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正由于共产党人丢掉了他们的爱国假面具，日益公开地同莫斯科站在一起，从而在法国政界中自陷于孤立，这就给新的联合政府帮了一个大忙——同时也给社会党帮了大忙。与此同时，不久前刚宣布的马歇尔计划连同它给人们带来的经济和财政上得救的希望，发挥着双重的好处，既为温和派民主力量创造更有利的气氛，以便于他们制订出自己的造福于国家的方案，同时也迫使共产党人暴露出他们是民主的敌人的真面目。

但尽管如此，中间派集团的前途绝不是因此就有了保证。参加这一集团的各党派只是在惊慌之余才走向合作的，它们相互间充满着疑忌，而且又经常受到现已被赶出了政府的共产党煽动起来的瘫痪性罢工的威胁。如果它们不能为国家提供一条行得通的可供选择的出路，那末，前途显然将会充满巨大的危险。但就在这一发千钧的时刻，戴高乐断然认定时机已经成熟，该由他出来，组织他的法兰西人民联盟来为法国提供至少一种可供选择的出路了。只有到了这时，当那个按照他的意愿创建的组织在一夜之间发展成了这样强大的一股政治力量，以致它同共产党机器之间的迎头相撞看来已可怕地迫在眉睫时，法国民族才出于其寻求调整的本能，产生了一个叫做“第三种势力”的更有分量的中间派集团，来发挥其举足轻重的平衡作用。

第二章　比利时

第一节　引言

1944年底比利时获得解放后，它在外表上和物质方面的恢复速度，与其他被占领过的国家相比，是如此令人注目，以致在一个长时期内，不太仔细的观察者们，很难看清它在战败和被征服时期直接或间接所受损失的严重性。也许，直到解放后六年“王位问题”尖锐化之时，人们才充分意识到占领所带来的影响。的确，在这一问题未得最终解决以前，外表上的政治稳定必然只能是骗人的假象；在许多方面有着如此根本分歧的国家里，君主政体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是起着很重要作用的。在王位空缺着或成为不和或争吵的原因时，国家往往分裂成为各个组成部分。是一些怎样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划分在多大程度上是有交错的，这将在后面另一节中详细论述。这里只需要指出这样一点：由于国王只支持其中一个部分，而不是超然置身于各个部分之上，这就大大增加了这些相互对立的势力之间发生不可挽回的分裂的危险。

不仅如此，在比利时如同在一些邻国一样，德国人的一度占领，留下了危险的心理上的后遗症。违法、经营黑市、怠工、破坏和杀人，曾经被认为是爱国的行动，如此达四年之久。人们学会了怎样自任法官，自任警察，自任执刑人。现在解放后，要比利时人重新记住爱国意味着遵守法律和服从命令，就困难了。德国人的压迫和国内左翼抵抗运动领袖们的鼓动，再加上流亡在伦敦的领袖们的鼓励和许愿，促使人们要求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进行激烈的改革，同时也使人们藐视那个当时已经回国来以“一切照旧”的自满精神统治国家的战前保守政府。

在法国，人们虽也有着很类似的心情，抱着很类似的希望，但由于有戴高乐将军的领导，问题就比较简单，因为戴高乐一开始就曾是抵抗运动的、甚至是革命的象征，解放以后也仍然是一致公认的权威核心。比利时抵抗运动没有产生堪与戴高乐相比拟的人物。回国来的比利时首相于贝尔·皮埃洛毫无革命气息；不存在什么皮埃洛神话。皮埃洛是一个诚实、疲惫、软弱的人，只希望把他的国家带回到“美好的旧时代”。法国的《人民报》（1944年11月30日）写道：“这恰恰就好象在我们新生的法国来个达拉第重新执政一样。”按常理说，国王可以——实在是应该——担当起国家领袖的角色。但当时实际上这个角色可以说是由他的兄弟查理亲王部分地担当着。国王本人失去了当领袖的资格，因为他没有肯参加或援助抵抗运动，同时还因为他在其他方面名声也不好。皮埃洛政府也并不比他更有资格些，因为尽人皆知，他们在国家刚被占领的时候，在对德国人和对国王的态度上，曾动摇不定，他们是不孚众望的，他们的权威是有争议的。在其他被占领国家，元首或政府也有暂时流亡国外的，但对他们的权威始终不曾有过怀疑，因而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们能够给人民提供指导。

所以，没有什么奇怪，一般比利时人在政治问题上本来就抱有的怀疑主义大大膨胀起来，使他们变得难于对付，使他们对战后试图把正常政府的那具“马笼头”轻轻套到他们头上去的那些人心存疑虑。不过，如果说比利时人的多疑和难以驾驭使试图重新统治他们的旧主人深感吃力不讨好的话，他们的这些品质也会对任何想当他们新主子的人产生相当大的怀疑，不管后者伪装得多么民主。比利时民族总的说来比法国人更笃信天主教，而一般的比利时人同一般的法国人比起来，对共产主义所抱的本能恐惧心要大得多，识破共产主义的活动策略也要早得多。德国人在占领期间关于共产主义祸害的宣传，无疑是有些影响的，除此以外，有一些比利时抵抗运动组织肯定是带有右派色彩和反共色彩的。不仅如此，解放后，形势诱使共产党人过早地摊了底牌，这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并不真正得策。从共产党人对他们在比利时和法国遇到的两个类似挑战所作出的不同反应中可以看出，他们知道他们在比利时的地位并不象在法国那么稳固。当戴高乐决定解散民兵，打破抵抗运动部队对民事生活的控制时，法国共产党人提了抗议，但还是让了步，满足于暂且等待时机；可是当皮埃洛采取同样步骤时，比利时共产党人却觉得时间不容再等待了，就进行了反击，结果失败了，衰落了。然而，皮埃洛政府的胜利是付出了极大代价的，因为，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们同共产党人一样威信扫地，其后不久，他们就因斗争中所受的损害而下台了。

人们原可以指望，通过这次事件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政治稳定，由主张温和与循序渐进的力量组成政府，作为这种政治稳定的基础。可是就在这一决定性时刻，早就被认为是国家隐痛的王位问题公开爆发了，重又彻底毒化了政治气氛。在此之前，君主应超然于政党政治之上，一向是一条普遍承认的原则，同时也从来没有人对君主政体作为一种制度长期存在下去的问题提出过异议。而现在，天主教党公开站出来支持利奥波德的立场；当范阿克尔联合政府不同意国王重登王位时，各天主教党大臣就退出联合政府，自愿放弃行使他们凭战前最后一次选举，以及凭战后第一次选举而无可怀疑地拥有的很大一份权力。拥有如此大的力量而不“当权”的天主教党，必然给那些由于他们的退出而不得不继续执政的人的工作带来有害的影响。自由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合起来只能在国会中拼凑一个很勉强的多数；自由党和社会党在人员组成上是十分不纯的；而在所有这三党之间，除了反对国王利奥波德这一点外，很少有什么使它们联合一致的共同之处。所以，由这些政党成员组成的政府注定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不可能在任何方面执行有力的政策；因而，当天主教党最后同意承担起它应负的那份责任时，它的各个敌对党派所感到的宽慰并不象初看起来那么不近人情。

同时，自由党和社会党都已失去了不少地盘，虽然社会党仍然是国内第二大党。自由党往往在两个方面失去地盘，在左的方面输给社会党，在右的方面输给天主教党，而社会党则往往在左的方面输给共产党。但比利时共产党从来不曾达到象法国共产党那样大的力量；共产党在比利时并不象在法国那样是“可怕的选择”。在法国，政治冲突可以说成是赤色分子与反赤色分子之争；但在比利时，则可以更正确地描绘成为“右翼”利奥波德分子同反“右翼”利奥波德分子之间的斗争——国王已由于右派的拥护而成为右派的代表。使比利时的情况比法国更为糟糕的一个因素是，这个国家居民种族上的不统一——而且这种情况，从它本身方面来说，确实就象共产主义幽灵一样可怕；因为，这一种族上的隔阂，并不是同政治上的分歧无关，并不能缓和后一分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存在，使国家沿着双重的裂痕，分裂得很深而且很明显。

第二节　国家的分裂

（一）种族、语言和宗教信仰上的分野

历史上使法兰西民族分裂的主要是阶级的分野，可是分裂比利时这个民族国家的却是种族和语言上的分野，这一分野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宗教和文化上的分野，以及同某些地区的划分相吻合的。佛兰芒族的那部分居民在宗教上清一色地信仰天主教，在政治上大多是保守的，在外交政策和文化方面的总方向上则倾向于反法。另一方面，操法语的称为瓦隆族的那部分居民则往往抱有反教会的观点，在政治上是激进的，在外交和文化政策上是亲法的。从地区分布上看，操佛兰芒语的那部分国民完全集中在王国北半部，操法语的那部分则集中在南半部，而布鲁塞尔则是处于分界线佛兰芒族一侧的一块由两族杂居而以瓦隆族居民为主的飞地。战后，这些原来就已严重的分裂因素由于加上了王位问题而更加严重了，因为，佛兰芒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拥护利奥波德国王，而瓦隆人则几乎也是完全一致地反对国王。

在这两部分国民相互摩擦的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们相对位置的逐渐颠倒。这个变动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在二十世纪初期曾有过一个佛兰芒问题，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却有了一个瓦隆问题。1830年，当比利时诞生为独立国家时，政府权力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以巴黎“七月革命”为先驱的资产阶级掌权时代，在比利时（如同在西方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则刚刚开始。那时，比利时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佛兰芒族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人）都只讲法语。的确，当时法语所处的地位竟优越到这样地步：在比利时独立初期，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法院、军队和中央行政机关都只使用法语。这种情况后来逐渐有所变化，但改变得太慢，也太迟，因而没有能阻止佛兰芒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这个运动变得日益强大，而且从大约1930年前后开始，带上了一种鲜明的法西斯的性质。而与此同时，它已为佛兰芒语争得了平等地位；而且，又因为佛兰芒族人口的增长比瓦隆族越来越迅速，佛兰芒语和佛兰芒观点渐渐在全国占了优势。

因此，现在轮到操法语的瓦隆人成为受委屈的一方了。瓦隆人争辩说，在一种全世界通用的“体现着伟大文化的语言”，同佛兰芒语那样只局限在一个小的地区——甚至不足以供商业上和科学上使用——的语言之间，是不可能有什么平等的。他们声称，他们对学习佛兰芒语并不象佛兰芒人学习法语那样感兴趣，因而他们要求至少在他们自己地区的政府机关和学校里单独使用法语。他们还抱怨说，他们的工业在安特卫普港和有较好交通条件和日益占优势的法兰德煤矿的吸引下，有迁往法兰德的趋势（以前，重工业完全集中在垄断着煤矿开采的瓦隆尼亚）。最后，瓦隆人还抱怨自己的利益受到佛兰芒族农业生产者的侵犯，因为后者的家庭一般较大，可赚到较多的家庭补贴，这又转而使他们能够以接受较低工资来抢掉瓦隆族工人的饭碗。事实上，瓦隆人不满的总根子是怕在人数上被佛兰芒人压倒，从而在政治上陷入不利的地位，因为，在一切取决于简单多数的民主制度下，他们是很容易在投票中被击败的。

在占领期间，佛兰芒族方面和瓦隆族方面都曾有过一个勾结德国人并得到德国人支持的政党，纳粹还设法通过对这两个党施加有害影响，助长了甚至严重激化了比利时这一原有的种族对抗。导致战败和被占领的种种事实，都成了两族间恶言攻击的话题。瓦隆人宣称，正是由于受了佛兰芒人的影响，利奥波德三世才于1936年拆散了同法国的同盟，马奇诺防线才没有能沿着比德边境延伸，因而才使法国和比利时在大战爆发时都处于防御不良的境地。瓦隆人一般还都认为，佛兰芒人对德国人作战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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