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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明白了，”范无病点点头道，“你们看到我私底下疯狂地敛财，结果送到手的荣誉和奖金却分文不取，所以感觉很诧异不是？”

宋主任点点头，表示范无病所言不错。

其实众人的心里面都感觉有些好奇，按照资料上来看，范无病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赚钱，收购废品固然如此，办养猪场也是如此，如今闹腾着想搞服装生产，更是想把生意往大里搞，这么执着地赚钱，就是资本金们也不过如此了，要说他是个大人倒也罢了，可他一个三岁小孩如此爱财，真得令人无法理解。

可是范无病今天的表现却又令众人感到大跌眼镜，国家给予的重奖和荣誉，居然让这个小财迷给轻松推拒了，要说他不知道奖品的价值倒也罢了，在宋主任详细地给他讲明奖品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之后，他还能毫不在意就有点儿令人费解了，难道这小孩儿真的是圣人转世吗？在座的各位无神论者顿时都有些无语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范无病心想此时由于社会价值取向在急迫的转型之中，很多人对于金钱的看法都在迷失之中，今后为了钱财问题而出现的各种状况会层出不穷，导致的违法犯罪现象也会越来越多，因此有些感慨地说道，“我只赚自己应该去赚的钱，那些昧于良心有违做人准则的钱财，就算是可以堆成一座金山，我也不会去取分文。至于国家的奖励，我认为可取不可取都在一念之间，毕竟我们国家现在不富裕，这些钱留给研究项目多少也能顶些用。”

宋主任的脸上有些动容，很难想象这些话是出自一个三岁小孩儿之口。

看到宋主任一脸的感动，范无病哈哈一笑道，“当然了，我觉得，像我这么优秀的天才儿童，要赚个十万八万，只是分分钟的事情，为了这么点儿蝇头小利，我至于承你宋主任天大的人情嘛——”

“你这小鬼——”宋主任前面听着一直很感动，此时突然见范无病口风一转，变得嬉皮笑脸起来，不由得笑骂道，“我估计这才是你的真正想法，是不是嫌我们给你奖金太少，看不上眼啊！”

“绝对没有这事儿——”范无病一口否认道，“虽然我的年龄和个子确实有点儿小，但是你们也不能就此贬低我的伟大人格，我可是出于一腔报国热情才提出暴风雪的设计方案的，拒绝了奖励也是为了支援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完全不像是你所设想的那么不堪！”

“好啦好啦——”宋主任被范无病满脸的正气给逗乐了，连连摆手道，“我们不在这事儿上浪费口舌了。”停了一下后他接着说道，“我们调查你的情况也属正常，毕竟你现在做的事情都对于国家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你的安全问题也在我们的考虑之中。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那个来料加工业务，上面已经首肯了，并且说这也算是一种新经济模式，颇有一些乐观其成的意思，希望你能够好好地去做。当然了，这一切应该是在遵守国家的政策法规的大前提之下，如果你弄出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来，我们也包庇不了你的。”

“有您这句话就成了！我要是靠违法犯罪才能赚钱，那我也就不是范无病了！”范无病听了顿时精神为之一振，奖金算得了什么？这事儿若是办成了，给自己带来的收益绝对是非常可观的，其他什么的都不在话下了。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听完范无病的保证之后，宋主任点了点头，笑眯眯地说道。

又有什么事儿呢？范无病直觉感到，这老狐狸又想从他身上捞到什么好处了。

第五十一章　不可言传

不过这事儿，范无病显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你那个服装厂如果想办起来，还是需要动点儿脑筋的。”宋主任对范无病说道。

“什么意思？”范无病感到有些不解，急忙请教道。

“不管你是用来料加工的名义，还是个人独资的名义，都改变不了那服装厂不是国营企业的实际情况，所以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这就有点儿问题。”宋主任说道。

听了宋主任的解释之后，范无病才明白了一件事情，不由得苦笑不已，原来死了上百年的人物，也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呢！

国家现在依然属于计划经济，它的依据就是上个世纪马恩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其中关于经济类型的划分，有一条铁律，“七下八上”。

事实上，国内的就业压力早在六十年代就暴露无疑，因此才有了所谓的上山下乡运动，充满热情和活力或者说是有劲儿没处使的青年们，必须找到一个激情的宣泄口，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的稳定和谐。

而到了七十年代末，这种长期积蓄下来的就业压力，则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危险境地。因此，面对汹涌的就业压力，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开闸放水”。中国经济民营化的必然性，在一九七九年毕露无遗，顺之则存，逆之则亡。

在法律和政策意义上，中国民营公司的合法性，是在今年被确定下来了，而范无病清楚地知道，它要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保护还要断断续续地进行二十年。

宋主任说给范无病听的，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年广久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年广久是个文盲，捡过烟头做过学徒，摆过水果摊。因“投机倒把罪”被判过刑，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炒起了瓜子。因为他的手艺好，瓜子一磕三瓣，清香满口，慢慢地出了名。这一年，他想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挂出，没想到因为特别竟引来一片叫好声，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到秋天，别人帮他一点数，居然有了十二个，这下子捅出一个大娄子了。

年广久生意好，本来就让四周的人眼红，现在他请的雇工居然有了十二个，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很显然，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经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他的计算，在当时（十九世纪中叶），雇工八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八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如今，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居然雇工十二人，其性质几乎不言自明。

傻子是资本家，说了谁也不信，但用理论一套却还真是的。在鲜活的现实面前，“经典”终于显出它的苍白和尴尬来。如果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应该被清除的话，那么，“家庭副业”怎么能够发展得起来？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都必须控制在7个人之下？“傻子”出的这道难题，让全中国的理论家们争辩得面红耳赤。

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年广久绝非孤例。对于刚刚开业的10万工商户来说，雇工数量是否应该限制，到底能不能超过八个，已经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直接衍变成了实际难题。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的服装加工厂工人人数超过八人，就不是个体经济，而是目前存在很大争议的资本主义经济了？”范无病听宋主任讲完故事之后，立刻就明白了他的用意。

宋主任有些无奈地点了点头，“经典就是经典，虽然很多同志都认为这个七下八上已经过时了，可是大多数人都会拿这个说事儿，要知道，目前我们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不是一般的大，很多老同志也想不通啊！”

“嗨！当年主席他老人家也未必就把马恩放在眼里，所谓的理论，不过是拿来用用而已，那玩意儿真的能当饭吃啊？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岂是可以讲那些过了时的理论拿来生搬硬套的？”范无病对此嗤之以鼻。

宋主任苦笑道，“你说的话虽然听起来有些离经叛道，可是想一想却是大实话。”

“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难道说我的服装厂也得限制规模？”范无病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服装厂是否可以顺利投产，毕竟自己都把设备搞定了，要是因为招不下人开不了工，先前的设想可就都落到了空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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