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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1页）

然而，这一次并不存在到底由谁来掌权的问题了。因此，也不会象二次大战中所发生的那样，存在从内部搞垮孟席斯的政治王朝的可能性。1941年，面对着内阁中的意见分歧，他客气地征询部长们的意见：他应该分别做些什么？1949年以后，他对他的内阁成员予以区别对待。孟席斯最得意的政绩之一，是把堪培拉这座首都城市打扮得整洁漂亮。有一年，他在预算中拨出一百万英镑，用于在首都建造一个人工湖，接着他就动身去英国访问了。他不在国内时，财政部长又把这个项目从预算中删除了。

他回国以后，风趣地对内阁说：“我得到的消息说，我不在国内的时候，财政部勾销了对这个湖的初期工程拨款一百万英镑的项目。是这样吗？”他的部长们告诉他说，一点不错。他答道：“噢，那我是否可以说，现在由于部长们的一致同意，这个项目又列入了？”第二天早晨，这个工程果真动工了。

在《伟大的同龄人》这本书中。邱吉尔写道：“伟人的标志之一，是他有能力使和他见过面的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有的人通过他们的外表、有的人则通过他们的智慧的力量，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实际上，我所认识的主要领导人都尤其擅长这种越来越少见的、面对面的谈话艺术。我认为这并非巧合。领导工作就是说服工作。一位领导人如果不能成为一位感人的、能引起人们兴趣的谈话者，那他就难以成为一位有说服力的人，因此也难以成为领导人。

麦克阿瑟专横的独白、戴高乐雄辩的见解、吉田茂自我解嘲式的幽默、周恩来光彩夺目的诗句，这一切与今天广播电视节目中的闲聊相比，就象伦勃朗与指画法的关系一样，相去万里。

他们的谈话，既有风格，又有实质内容；既生动，又意味深长，能在听众中唤起一种对才智的无限尊敬。只有具备这种才智的人，才会有这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谈话。这是成功的领导人确立自己的权力并进行说服工作的途径之一。

我在会见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位之前，总是期待着会见的时刻早点到来，正象我过去常常期待着一位伟大艺术家的演出一样——事实也是如此。然而，如果要我把战后的某一位领导人列于这类人物的首位的话，那么他将不是一位传奇式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是罗伯特·盂席斯。

他的幽默感是犀利的，但不尖酸。他是一位雄辩的警句的创造者，喜欢进行生动活泼的对话，而且是一位耐心的听众。

更不寻常的是：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善于写作的人，往往不擅言辞：善于演讲的人，又往往不善于写作。很少有人象邱吉尔、伍德罗、威尔逊和戴高乐那样，两者兼美。不过，对一位要在政界崭露头角的人来说，在公共场合和私下谈话中都擅于辞令，这比善于写作更为重要，实际上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由于盂席斯工于辞令，很少有人愿意在公开场合与他辩论。

从早年起，他就象邱吉尔一样认识到，对于不友好的问题或评论，用随手拈来的遁词去对付，比冗长的辩护或解释要有效得多。在他担任总理后所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左翼记者嘲弄道：“我想，在您挑选您的内阁人员之前，一定会与控制您的有权势的人士磋商过吧！”孟席斯回答：“那自然罗。不过，年轻人，情把我老婆的名字排斥在这些人之外吧！”

这种做法在议会中也能奏效。澳大利亚议会中还保留着少许边远地区的粗俗话，这使孟席斯有时感到很厌恶。有一次，一位国会议员抱怨孟席斯说话时夹杂着一种优越感。他答道：“要是考虑到我在这里有您这样的伙伴，我的这种做法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又针对另一位国会议员说：“这位尊敬的议员真是神思驰骋，可惜是在日薄西山的时候进行的。不然的话，他的这次神游也将是大有教益的。”工党人士由于经常受到这样的讥讽，因此该党曾经告诫它的成员不要与孟席斯再作这种不必要的交锋。

1941年，孟席斯遭到他的党的抵制。这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他后来曾说：“这是毁灭性的一击。一切都完了。”四十年代期间，盂席斯在从政治上默默无闻的境地卷土重来时，对他的抨击者——尤其是报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健康的、愤世嫉俗的姿态。他并不伯与他们进行勇敢的交锋。在一次重要的新闻界的集会上——与华盛顿的橄榄球俱乐部午餐会相类似的集会——盂席斯在忍受了两小时的无情嘲弄之后，起而向报界祝酒，说他们是“我们联邦中赚钱最多、又最为无能的劳动者”。有一次，他向我吹嘘说，他以一种“明显的蔑视态度”来对待新闻界，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盂席斯也蔑视商界的抨击者，尤其是在他不当权的漫长岁月中抛弃过他的那些人。他对我说：“这些商界的典型代表们总是这样，坐在扶手椅上，对失意的政治家落井下石。”他还说，他懂得在输给工党之后杀回马枪时的滋味。他微笑着说：“他们说我赢不了啦。”

然而，在1949年，他以行动证明他们错了。

孟席斯经常对我说，政治家必须脸皮厚。他还针对我们脸皮最厚的总统之一——林登·约翰逊——说过一些颇有见地的话。尽管他对约翰逊的能力很敬重，说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但在六十年代中期，孟席斯就觉察到这位得克萨斯人过分热衷于公众舆论和新闻界——在他后来担任总统期间及以后，这些舆论却使他吃尽苦头。孟席斯对我说：“现在，您和我都知道报界无关紧要。过去我经常对约翰逊说，‘对这些家伙写有关您的东西，都不必神经过敏。您是被选出来做事的；他们却不是。他们只代表自己说话，你却代表人民说话’。”

喜欢谈话艺术和努力进行实践的盂席斯，还尖锐地指出了约翰逊的另一个大弱点：他闲耽不住，那怕是一会儿。孟席斯说：“您可以感到，他的注意力总是不集中。在谈话过程中，他总是抓起电话筒。”

约翰逊在椭圆形办公室中有三台电视机，他可以同时收看三套节目。相反，孟席斯的管家告诉我，这位总理在论战期间从来不读谈到他自己的报纸。她说：“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一旦他们停止辱骂我，我知道我就完了’。”

孟席斯是美国政治的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我的第一本书《六次危机》中，有谈及我1960年与约翰·肯尼迪进行电视辩论的内容。当我向孟席斯赠送这本书时，他给我复了一信，说，他至今仍然认为我同意进行辩论是一个错误。信中还写道，“我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您输了才这样说的……我在电视中看过你们的两场辩论。就这些辩论本身而言，我觉得您是赢了的。但由于在选举运动开始时，您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许多人对您的了解比对肯尼迪的了解要多三倍，而他只不过是在东海岸闻名而已。因此，我当时就想，现在仍然这样想：您与他一起在观众众多的电视屏幕上辩论，最大的后果之一，只能是使他与您一样出名。请恕我冒昧直言，我认为，您此举无异于将王牌拱手相让。”

他写这封信之时，我刚在1962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竞选中失败。因此他还写道：“我相信，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您在政界的消息。”末了，他免不了又用一句妙语来结束那封信：“请向您的夫人致以热情的问候。她与我的夫人一样，由于支持搞政治的丈夫，应该得到一枚金质奖章。”

许多人从新孤立主义的角度来批评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他们争辩说，不管帮助一个正在受到共产党人攻击的国家是对是错，南越距离美国实在是太遥远了，因而与美国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其实，在这个新世界中并没有哪一部分是远离尘世的。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对世界其他地方都会产生影响。然而，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首次创造了“北大西洋孤立主义”一语、并对之斗争毕生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这种思潮又风行起来了。

李光耀和孟席斯对世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两人都支持美国在越南所作出的努力。孟席斯实际上还派遣了澳大利立军队到那里去，与美国人并肩作战。这两位领导人都认为，北越的侵略对整个地区的稳定构成了威胁。正如孟席斯所说的，“对你们美国人来说，它是远东；对我们来说，它却是近北。”

李光耀和孟席斯也都是坚定的反共战士。早在1940年，孟席斯就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遏制苏联向西挺进，可能还得建立一个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联盟。他与李光耀一样，都认识到，他的国家正处于远东反共斗争的前线。

李光耀的新加坡地处自由亚洲的十字路口，完全依靠与邻国不断进行贸易为生。李光耀认为，共产主义的蔓延，将产生抑制生产力和商业发展的后果，正象厚厚的雪把它所覆盖的一切冻死一样。他早在1967年就对我说过：一个由共产党支配的亚洲，将会经历经济上和社会上的黑暗年代。十年后，他的预言被证实了，印度支那被笼罩在黑暗之中。

李光耀不仅能高瞻远瞩地从地区性的角度、而且能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待越南战争。他对我说：“象美国这样的大国，最重要的是必须支持那些指望它们保护其安全的小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苏联扩张主义和镇压的浪潮就将席卷全世界。”

他继续说：“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首要的职责，是使自己和他的国家生存下去。如果他对美国失去了信任，那他除了尽力与苏联和解外，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李光耀认为，只有一个强大的美国，才能保证自由亚洲各国的生存。1973年他来华盛顿时，我在私下会谈中告诉他：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在加强安全和不断繁荣的条件下，建立一种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的稳定的世界秩序，让所有国家都能从这种秩序中得到好处。那天晚上，在我们为他举行的国宴上，他以赞同的口吻谈到我的讲话，并以轻松自在但又打动人心的词语，描绘了一个处于肆无忌惮、掠夺成性的共产党国家的包围之中的小国的艰难境遇。他说：“我们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在战略上处于亚洲的最南端。当大象横冲直憧时，如果你是一只耗子而又不了解大象的习性，那将苦不堪言。”

孟席斯还认为，如果美国逃避它的全球责任，那也是危险的。他对我说过：“如果共产党人在越南得手，他们还会在其他地方进行尝试。”当我们谈到1965年的战争时，他看来很高兴，因为美国选择了在远东站住脚跟的道路。他说：“帮助南越，这是在一个新的地区承担的新的伟大任务。”当谈到反战运动这个话题时，他一扬手，嚷道：“真是书呆子！”从某种意义来说，孟席斯正以其对美国在越南的行动的积极支持来偿还从前的债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在距澳大利亚海岸几百英里的珊瑚海上进行战斗，拦住了日本人，使他的国家幸免于难，未受到日本的攻击。

孟席斯推行一项积极的外交政策。他使澳大利亚与美国、新西兰结成联盟，缔结了澳新美安全条约。他认为这是他最杰出的成就。他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五十年代后期，他又着手与日本恢复友好关系。这在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但在战略上是明智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对澳大利亚的国事访问，把这种友好关系又推向了新的高潮。在孟席斯的领导下，澳大利亚在亚洲事务中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以致外交部门的官员们更渴望到新德里和雅加达任职，而不是到罗马和巴黎任职。他说：“我们可以为抵抗共产主义贡献聪明才智。不错，我们有能力担任亚洲的领导。但我们不准备用自封的方式来充当领导。”

由于新加坡的面积小，从政府领导人的角度来说，李光耀的回旋余地比孟席斯还要校然而，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是一位同样有见地的分析家。他的家族曾在新加坡居住了好几代。作为一个华裔，李光耀对亚洲那个古老的和最大的国家有一种独到的、直接的了解。早在1967年，他就对我说过：“毛泽东是在镶嵌工艺品上画画。他一去世，大雨就将来临，会把他所画的东西冲刷掉，而中国将照样生存下去。中国总是吸收外来的影响，最后又把它们摧毁。”李光耀是在毛译东去世之前九年说这番话的，当时中国正激荡着文化革命的狂潮。然而，事实证明，他关于毛泽东的影响将会下降的预言是正确的。

李光耀在把世界分成有所作为和无所作为的国家时，同样使用了一些类似的术语，生动他说：“现在有大树，有小树，还有藤蔓。大树是俄国、中国、西欧、美国和日本。其他国家中，有些是小树，可能会变成大树；但绝大多数是藤蔓，它们由于缺乏资源或缺乏领导，将永远成不了大树。”

谈到亚洲的一棵“大树”时，李说：“日本人将不可避免地在世界上再次发挥巨大的作用，而且绝不只是经济方面的作用。他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不能、也不应该满足于只在制造优质半导体收音机、缝纫机和教其他亚洲人种水稻方面发挥作用的状况。”从五十年代初期以来，这一直也是我的信念。

当时，我第一次敦促日本重新武装起来，并取得它作为亚洲自由堡垒的应有地位。作为一个新加坡人和华裔，李光耀有充分的理由对日本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的帝国主义行径表示愤慨，但他却能采取前面所述的态度，说明他是一位现实的和具有勇气的领导人。·在国内问题上，李光耀是推翻殖民统治以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中少有的一员——他不搞狂暴的、破坏性的革命，而是抑制受过创伤的自豪感，把自己以及人民的精力引导到国家建设中去。在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方面，李光耀也显示出同样的能力，他摆脱了当前和过去的愤懑，着眼于新世界的未来及其本质。这是一个人真正伟大、崇高的标志。象李光耀这样视野开阔、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没有机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挥作用，这对世界来说，实在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9、在舞台上——领导能力之见解

“只有伟人才能创造伟大的业绩，”戴高乐写道，“他们是伟大的，因为他们立志于伟大的建树。”

成功的领袖自己有坚强的意志，并且知道如何激发他人的热情。本书中的领袖们，高人一筹，都成功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历史。他们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不在于他们希望怎样，而是因为他们决心干一番事业。区分懂得权力的人和行使权力的人是极其重要的。希望是消极的，决心是积极的。追随者希望有所建树，领袖们决心创建业绩。

正如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说，巨富之间有着差别，我发现大国的掌权人也各不相同。要赢得权力斗争，必须是特殊的人物。获胜之后，权力本身又进一步造成不同的局面。权力不属于街上的老实人，也不属于隔壁邻人。

我过去遇到的涉及当总统的问题中，最有见解的是关于权力的影响问题。最使人恼火的是千方百计地反复询问，“难道当总统不是很有趣的事吗？”

约翰·J·麦克洛伊告诉我，他曾与亨利·L·斯廷森交谈过。斯廷森差不多熟悉本世纪前半期的所有总统。麦克洛伊问斯廷森，就组织才能和尽职来看，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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