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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就象东方迷住了麦克阿瑟一样，吉田对西方也着了迷。

他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其他许多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一道，急于通过发展与外国的关系，为增进他自己国家的利益找到一条捷径。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生活就是许多世纪以来鼓励接受外国影响，但不允许它们瓦解日本立国之本这两方面互相结合的产物。

从七世纪起，中国就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日本的政体、军事组织、土地改革、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的模式。从十九世纪起，日本又与美国有密切的关系。这在许多方面与日本和中国已有的关系类似。这种新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贸易的繁荣，珍珠港事件和巴丹半岛上令人痛苦的岁月，广岛和长崎的创伤，以及战后年代在商业方面和确保安全方面错综复杂的合作关系等方面。

用吉田的话来说，“日本的决定性世纪”始于1854年。当时，日本人看到了美国海军准将伯里的船队的甲板上矗立着加农炮，深信他们不应该再顶住要求他们加入现代世界的行列的压力了。不久，一群维新派人物废除了幕府时代将军的统治——它代表软弱的天皇，统治日本达二百七十年之久。维新派使明治夭皇复位，让他到东京古老的宫殿里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宫闱原来一直被限制在政治上如一潭死水的京都。

明治天皇和他的顾问们认识到，现代化是使日本免于象中国的一部分初印度支那那样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的唯一道路。他们也认识到，现代化管理有利于带来经济上的繁荣。这样，在十九世纪后期，日本开始用很长时间认真地观察美国和西方，很快就借鉴了教育、法律、农业和管理等方面的经验。

明治维新派创造了一个尚有许多明显局限的民主制度。它更接近于德国的俾斯麦的民主，与美国或英国的民主不同。西方的这一套移植到了东方，但还不完善。西方的民主虽然被介绍过去了，但是东方的极权主义还阴魂不散，日本还存在着形式上的天皇。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出现了经济危机，国际上对日本的敌意也增加了，这使人数极少的一群军国主义者得以利用由此而引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夺取了政府的权力。

军国主义者——吉田称之为“穿制服的政客们”——获得控制权以后，命令人们服从他们，就象一个世纪以前的幕府时代一样。他们控制了皇位，并利用它的权威发号施令。

吉田生于1878年明治维新的激烈变动之中。虽然他出生在东京附近，但是他的原籍是日本最小的岛屿上的土佐县。

上佐的男人们以伐木和航海为业，在那个崇尚齐心协力和礼仪的社会里，他们是狙鲁的，具有粗旷的性格。上佐人被称为“日本的巴斯科人”；吉田象来自土佐的其他子弟一样，也具有粗鲁的性格。后来，他因为在政府工作方面作风蛮横，被称作“独断专行的吉田”。

吉田是一位与明治维新密切相关的上佐人的第五个儿子。

日本被占领期间，长子继承权被废除了。在此之前，长子以下的儿子们经常被别的家庭收养。吉田的养父是一位叫吉田谦三的人。他是吉田生父一家的朋友，在吉田茂七岁时便去世了，留下了殷实的家产。

1906年，吉田从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职业外交官。或许是由于他的乡土背景，起初他被滴往中国供职，那里是外交官们升迁的一条慢行道。他只好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从家里继承过来的高标准的生活上。但是，吉田的婚姻是精明的。他的妻子雪子是牧野伯爵之女。这位伯爵是天皇信任的一位顾问。

牧野作为日本代表团的一员，出席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他让四十岁的吉田同他一起参加活动，这大大地提高了这位年轻外交官的地位。

日本人怀着对威尔逊的门户开放政策充满乐观的态度去凡尔赛。根据威尔逊精神，牧野建议在条约中加进明确规定所有民族享有平等权利的条款。但是，对日本和它日益增长的海军势力深感疑虑的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否决了这一条款。吉田发现，明治维新的理想主义和门户开放政策，都敌不过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严酷现实。他悲伤失望地回国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吉田，是在1964年。当时，他邀请我到他在大矶的庄园吃晚饭。时已八十六岁的这位退休首相长时间地回忆了他在凡尔赛的经历。他说，他经常揣度，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能够更多地接受日本的观点，那么，历史的进程就会不一样了。我发现，吉田从未因有这些经历而使自己对英国和美国耿耿于怀，这给予我的印象尤为深刻。这是一个标志，说明吉田在年青之时，就已具有伟大的个性和强烈的信念。

然而，巴黎和会对他还是发生了影响。国际上对日本的敌意增加了。美国1924年的禁止一切日本移民入境的排外法案就是一例。他和许多其他日本人一样，对保证日本产品在亚洲有畅销的市场和为日本工厂提供足够的原材料等问题，日益感到关切了。1925年到1926年，他在担任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时，为他的国家在三十年代征服满洲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然而，吉田也绝不是一位在政治上追求时髦的人。就在日本屈服于军国主义之时，他开始和军国主义分道扬镳了。1932年和1933年，他在日本驻外大使们的一次旅行中，遇到了也在凡尔赛呆过的爱德华·豪斯上校——大战期间，他是威尔逊的亲密助手和顾问。豪斯向吉田提出了一个忠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也给德国人提出过同样的忠告——豪斯说：在解决对外纠纷中，如果日本采用暴力手段而不是和平方式的话，明治时代以后苦心经营起来的一切必将化为灰烬。

受到明治以后亲西方传统的儒染的吉田，此时已成为一位国际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回到日本后，把豪斯的口信传达给那些愿意听的人。这些做法使那些“穿制服的政客们”对他的嫌恶增加了。

1936年，一群叛变的军官在东京发动了一场预谋的政变——政变中，牧野伯爵险些遇难——军国主义分子控制了日本。不久，新首相提名吉田担任外相，希望筑起一道反对军国主义者的防线。但这个提案被军方否决了，吉田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

他的这一任命是幸运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使吉田离开了日本。当时，日本由于“秘密侦探”的滋扰，军方的对手们处于危险之中，备受磨难、监禁，有的甚至被暗杀：其次，三年的时间里，他对英国政治的进一步了解，使他温和的亲西方的政治哲学牢固地树立起来了。如果明治维新派们的梦想后来得以实现的话，那么，日本在许多方面就可以变成英国式的了：日本可以成为一个具有君主立宪政体、议会制和坚强有力的文官政府的、强大而卓有影响的岛国。

吉田确信，日本毋需屈从于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即能保护其在亚洲的经济利益。他主张开展进攻性的外交活动，而不是进行军事侵略。尽管他持有反军国主义的观点，但在1939年返回日本后，他终于设法使自己免于入狱，吉田和日本政府中有影响的成员有联系。他徒劳地奋斗着，试图找到一条防止日本与美国和英国交战的道路。很久以后他提到，当时他曾经对东条内阁的外相说，如果不能“阻止日本对美国宣战，我将会辞职，以此来阻止内阁对美宣战，甚至让军方也考虑考虑。如果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使我被暗杀，那么，这样的死也是幸福的”。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转给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一张道歉的便条，并保证格鲁被困在美国大使馆时有足够的食品。这两件事情虽小，却都需要很大的勇气。

在战争期间，吉田是非正式的反军国主义的政治家集团的成员之一。他们被称为“主和派”。不过，他就象纳粹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一样，避免采用硬抗的做法，以免使自己被投进监狱，或处境变得更糟。但在战争期间，他与其他的反军国主义者一起，也多次讨论过伸出和平触角的可能性。最后，他还是在1945年被军事警察逮捕了。他们审问他给格鲁递条子一事和他在起草给天皇的和平呼吁书中所起的作用——政府的密探从他的家人那里发现了这份奏书的副本。他终于被投进监狱。

他以其特有的幽默的性格，忍受了四十天的监狱生活。东条下台后，他确信自己不会再被陷害了。当他的儿子出世时，他的生父正好也是一名政治犯，羁留狱中。吉田认为，“尝尝监狱的滋味，对我来说也并不坏。这或者还是一个转机哩。”

他受到了其他犯人的尊敬，并将家里送来的大量食物分赠给看守们。在轰作东京时，这所军事监狱遭到了直接破坏。于是，他被转移到郊区的牢房里。（他后来写道：“我想，我要是被活活地烧死了，那将是多么不幸。”此后不久，他就获释了，回到了位于东京南面四十英里的大矶的庄园，在那里休养。他错误地认为，他将会作为一位小有名气的退休外交官在那里度过他的余生。

在日本被占领期间的一天凌晨，吉田驱车在大矶和东京之间一条被废弃的公路上行驶。“两个美国大兵突然出现在面前，向我的司机打手势，要他停车。”他后来写道，“我猜想他们是要拦路抢劫。但是，他们原来是想返口东京而迷了路的士兵。”吉田于是让他们搭上车。“我们没走多远，他们递过来了巧克力，然后嚼着口香糖，最后又递给我雪茄。”

这是吉田特别喜欢的故事之一。“我记得我曾经这样想过，”他写道，“他们当时的这种做法，就他们而言，是很自然的。普通美国人这种内在的优良本性，使日本被占领期间完全没有发生冲突。”我在1953年遇见一群自由主义的日本知识分子，他们似乎也同意这种看法。他们告诉我，日本虽然存在相当程度的反美情绪，但这并不是由于美国军队的行为引起的。

美国的友好，肯定是对日的占领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人用淡泊的态度接受了被打败的现实，并坦荡地接受了伴随失败而来的变化。麦克阿瑟立刻意识到，日本人民这些素质，将使日本在进入被占领状态后，能够有一个成功和令人鼓舞的开端。

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飞抵横滨，在那里设立了临时司令部。附近有一些拒绝投降的神风飞行队员和25万武装的日本士兵。虽然世界大战在两星期前结束了，双方仍以高度不信任的态度互相注视着。

许多日本人预料，获胜的美国人占领他们的国家后，会象他们自己从前所干的一样：奸淫掳掠。反过来，许多美国人则担心天皇会带着他的残余部队逃进山里，进行旷日持久的游击战。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在菲律宾进行过“死亡进军”和在硫球岛及其他太平洋岛屿上敢于奋战到最后一个人的这支军队会很快投降。

除了麦克阿瑟自己之外，别无他人。他还不顾助手们的劝告，坚持独自在完全没有携带武器的情况下在横滨着陆。他甚至不许他的助手们带随身武器。他确信，显示出绝对无所畏惧，比炫耀武力更能使不顺从的日本人驯服。这是一场特殊的赌博。但麦克阿瑟做对了，他在横滨安全着陆。邱吉尔把它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成中最勇敢的一次单独行动。

正是用了如上所述的这种方法，麦克阿瑟实际上也已成了菲律宾人民崇拜的半人半神式的人物，并与日本人民建立了类似的关系——基于绝对相互信任的关系。他总是用这种令人鼓舞的信念来巩固这种关系。当时许多人——英国人、俄国人，甚至华盛顿的一些人还坚持要把裕仁作为战犯处理。这位天皇也破例地到美国使馆去，向麦克阿瑟表示，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应该由他一个人承担。

但是，这位将军看到了日本民族对天皇的敬畏。即使在投降后，他仍然是把日本人民团结起来的精神支柱。裕仁在1945年8月发表广播讲话，要求他的人民“忍受不能忍受的东西”和投降，这是麦克阿瑟能够在横滨安全着陆的一个原因。麦克阿瑟很快又喜欢上了读书，对当时门庭冷落的这位高贵的君主也不摆架子。最后，这位司令宫决定保持天皇的地位，在整个占领期间，与他和睦相处。按照麦克阿瑟1947年颁布的宪法，裕仁成为宪法上的君主。宪法对他的礼节性的作用有许多具体的限制。当时，麦克阿瑟还收到许多反对这一决定的劝告。他能作出这一决定，除了他的洞察力之外，还出自于他对他所管辖的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人民的深切了解。

后来，麦克阿瑟并没有完全废除天皇从前的那种绝对权威和把它转为己有。他把他的常驻日本司令部设在皇宫护城河的对岸。他在五年的统治中，就象裕仁以前一样深居简出和神秘。每天，人们只能在他的办公室、他在美国使馆内的家或在往返这两处的途中见到他。1945年到1951年间，他只离开东京两次，到日本以外的地方去。

在此期间，裕仁则到工厂和农场巡视，有时在棒球场上出现，还到他的人民中间去，这在从前是没有的。虽然权力已经从他那里转到了麦克阿瑟手中，—1952年，又转到了人民手里—但仍然给人以一种感觉：麦克阿瑟将军就象以前的幕府将军或明治维新派一样，依然是奉天皇的旨意来治理国家的。

一位日本人在谈到麦克阿瑟时说，“天皇再也找不到一位比他更好一点的人了。”

虽然吉田是一位议会民主的拥护者，但是，他赤诚地效忠于天皇。他认为，麦克阿瑟对天皇的上述做法，是对日本的占领获得成功的原因，它比别的因素更为重要。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吉田对麦克阿瑟十分爱戴的原因。

1946年，当六十六岁的吉田成为日本战后的第三位首相时，他感到相当出乎意料和勉强。由于麦克阿瑟清除了与军国主义有联系的人，保守的自由党实际上找不出首相候选人了。

当时，吉田已经离开大矶，出任外相。自由党领导人转而想把最高领导职务交给他承担。他感到很勉强，最后还是同意了，但预先警告该党：他将要避免党内争吵和通货膨胀。当时，他只是被当作一位看守首相，后来却当了七年首相，五次组阁。

他是一位果断的、有时甚至直率得使人不易忍受的领导人。例如，他对于那些能应用于社会的学问虽然怀有戒心，但还是真诚尊重的；而他对学者们却没有特殊的兴趣，除非他们和他意见一致。他公开号召人们不要成为一个“堕落的学者”。他在1947年的新年贺词中，说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叛徒”。这助长了全国性的罢工，使麦克阿瑟不得不亲自下令取谛，也使吉田的第一个政府倒台。1953年，他将日本被占领期间一些难以推行的改革作了修改，使之更为稳妥，但遭到一位社会党国会议员的阻拦。盛怒之下，他骂这位议员是“八格牙路”（混蛋）。他的对手为此发起攻击，对他的政府投不信任票。然而，他仍在嗣后的竞选中获得胜利，照样干下去。

吉田这位日本的邱吉尔，是按照英国的邱吉尔最为现实主义的一个信条来管理国家的。邱吉尔曾经这样写道：“在危难之时不准备作不迎合潮流之事、在喧闹面前又不能处之泰然的人，不适合当部长。”战后的日本处于混乱之中，人无定见，事无定评，公众舆论混杂。吉田却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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