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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前秋桐先生之《甲寅》出版，仆尝购而读之，奉为圭臬。以为中华民国之言论　界中当为首屈一指，不谓仅出十册，而秋桐先生遽以国事故，不克分身及此，　仆当时为不欢者累月。然不料继《甲寅》杂志而起者，乃有先生之《新青年》。　《新青年》仆于今岁始得而读之，乃知为《青年杂志》之改名。但不识彼时先生　亦主任该志否。若然，则仆弃此不读而终日为无谓之欷嘘，仆之运诚啬矣。先　生之言论风采，曾于《甲寅》杂志见其一斑，其为一般人士所公认者，似不劳仆　再为赞誉。……黑海溟沉、神州梦熟、于秋桐先生外、望先生有以共拯之。”

陈独秀在回信中写道：“惠书督励，至为感愧。《青年杂志》，即《新青年》之　前身，二者皆所主撰。吾国教育，方始萌芽。方之欧美，犹未及万一。即此万一　之萌芽，其成分十之八，仍属科举之变相。旧文教之延续，居其十之一有五。其　真正近于欧美教育者，仅少而几于无有。甚愿国中教者学者，速速发心体会欧　美文明教育之果为何物。否即教育日渐扩张，去欧美之文明仍远也。独秀。”　在此之前，已经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还在致胡适信中介绍说：　“手书并大作《文学改良刍议》，快慰无似。……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　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甲寅》准于二月　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⑧

这里所说的《甲寅》，已经不是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的《甲寅》杂　志，而是于1917年1月28日在北京创刊，由章士钊、李大钊、高一涵、邵飘萍等　人负责编辑的《甲寅》日刊。同年7月，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日本东京停　留期间读到《新青年》3卷3号，在日记中写下了读后感想：〃《新青年》之通信栏　每期皆有二十余页（本期有二十八页〉。其中虽多无关紧要之投书，然大可为　此报能引起国人之思想兴趣之证也。”⑨

三、《新青年》的“复活”

《甲寅》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大部分都是湖南和安徽籍人士，只是由于　章士钊的全国性影响，才俨然表现出大家风范。限于陈独秀当年的个人影响，

《新青年》杂志的“复活〃与终结｜　111

初创阶段的《青年杂志》几乎是安徽人的地方刊物。在有名有姓的19位作者中　间，陈独秀的文章最多，共10篇文章、4篇译文；其次是高一涵，共7篇文章、2篇　译文；再其次是易白沙，共发表5篇重要文章。其他作者包括汪叔潜0篇文　章广陈嘏〈5篇译文〉、彭德尊〔1篇文章〉、李亦民〈3篇文章、6篇“世界说苑”）、　薛琪瑛〔4篇译文广谢无量〖2首五言古诗〉、刘文典（丨篇文章、2篇译文广汝非　〈2篇译文〉、方澍0首五言古诗〕、孟明〖2篇译文〉、潘赞化〔2篇文章〉、高语罕　（淮阴钓叟，2篇文章〉、李穆0篇译文〉、谢鸿〈2篇文章〕。其中的陈独秀、高一　涵、刘文典、谢无量、易白沙，都是从《甲寅》杂志转移过来的。谢无量虽然是四　川人，但4岁时随在安徽任知县的父亲迁居芜湖，他自己在安徽公学任教期间　与陈独秀等革命党人建立了密切联系。易白沙是湖南长沙人，长期在安徽教　育界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时期曾与高一涵等人策划起义。除此之外，其他　撰稿人大都是陈独秀的亲朋好友。高一涵是安徽六安人，与陈独秀有师友之　谊。刘叔雅（文典〉是合肥人，在安徽公学读书时接受过授业教师刘师培、陈独　秀的影响。潘赞化是桐城人，自1902年起一直是与陈独秀并肩而行的同学加　同志，1916年与传奇女画家潘玉良结婚时，陈独秀是唯一嘉宾。高语罕是寿县　人，清末时是陈独秀任总会长的“岳王会”的外围组织“维新会”的成员，后来　经陈独秀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并且与陈独秀一起秘密发展高一涵为中共党　员，再后来他又与陈独秀一起成为“托洛茨基派”的代表人物。专门从事文学　翻译的陈嘏；原名陈遐年，是陈独秀的兄长陈孟吉（庆元〉的长子。

《青年杂志》从2卷1号起改头换面为《新青年》，封面上开始出现“陈独秀　先生主撰”的醒目提示。此前的《社告》也被两份《通告》所替代。

通告一写道：“本志自出版以来；颇蒙国人称许。第一卷六册已经完竣。自　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　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　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　君文字之缘也。”

通告二写道：“本志第二卷第一号起，《新闻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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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学两界人和事

字。不问其‘主张’　‘体裁’是否与本志相合。但其所论确有研究之价值，即皆一　体登载，以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

前者以“名流”相标榜，后者以“互动”相吸弓丨，从而将杂志的“研究”性和　“新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新青年》杂志虽然不断扩大作者群，却没有改变以安徽人为主体的地方　性刊物的格局。直到4卷1号演变为由北京大学的六位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　物之后，才真正成为全国性的著名期刊，并且直接开启了以普及推广白话文　写作为第一目标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基于这一事实，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　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写道：“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　两件事：一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一是翻译西洋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名　著。那一年的六月里，《新青年》出了一本‘易卜生专号’，登出我和罗家伦先生　合译的《娜拉》全本剧本，和陶履恭先生译的《国民之敌》剧本。这是我们第一　次介绍西洋近代一个最有力的文学家，所以我写了一篇《易卜生主义》。在那　篇文章里，我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我们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公同信仰的　‘健全的个人主义’。”⑩

用“复活”来区别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新青年》和由六位北大教授轮流　编辑的同人刊物《新青年》，并不是胡适的个人意见。周作人在1945年的《红楼　内外》中并不十分准确地回忆说：“《新青年》本来名叫《青年杂志》，是极平凡　的一种学生读物，归陈独秀编辑后始改名，经胡博士从美国投稿帮忙，成为文　学革命的先锋。”@

1918年10月5日，直接参与《新青年》创刊及发行工作的汪孟邹，在致胡适　信中提供了更加真实的信息：“廿九号复书已悉一是，仲甫仍未来讯，盼念之　至。……《新青年》过期太久；炼亦深不以为然。但上海印业、商务、中华不愿代　印，其余民友各家尚属幼稚，对于《新青年》以好花头太多，略较费事，均表示　不愿。目前是托华丰，尚不如前之民友。炼今日代群益向民友相商；子寿之意　如可如期，决不惜费，奈民友竟一意拒绝，使人闷闷，拟明日更至别印所接　洽。”⑩

《新青年》杂志的“复活〃与终结｜　113

与此相印证，钱玄同此前也在日记中写道：“至大学授课三小时。《新青　年》四卷一号已寄到。居然按】311。15之期出版，其中所用新式圈点居然印得很　像样子，可喜可喜。”⑩

由此可知，与白话文写作相配套的“新式圈点”的印刷问题，在当时确实　是摆在群益书社和《新青年》同人面前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新青年》“复活”　的重要标志之一种。

四、“金字招牌〃的形成

《新青年》形成具有社会号召力和市场号召力的“金字招牌”，是4卷1号　“复活”之后的事情。借用汪原放的话说：“《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　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

比起汪原放的事后回忆，汪孟邹在致胡适信中另有更加真实的文字记　录：“仲甫去职，已得他来讯。旧党当然以为得势，务望兄等继续进行，奋身苦　战，不胜盼念之至。《新青年》四号起决就北京印订，与子沛函亦已阅悉，子沛　今日已函复矣。

在落款时间为1919年4月23日的另一封信中，汪孟邹又写道：“阅《新申　报》，知《新中国杂志》将要出版，甚以为喜。敝馆愿任上海总经理之事，不识可　否？条件如何？请速函达。如以为可，请将敝馆刊入末页，以便买客周知为荷。　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　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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