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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对少奇，也不是我比别人高明，能发现他的问题，其实也是拣了别人说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去散播。”

“1949年访问苏联回来，我说：斯大林对刘少奇的报告不那么满意；说斯大林对我很亲热。这些都是吹嘘。这样的事例还不少。”

六、与洋人的关系

在揭批高岗的座谈会上，有人揭发高岗里通外国，挑拨离间中苏关系，引起与会者一片哗然。周恩来的总结发言也提到这个问题。

近几年国内外的一些书刊都曾谈到高岗向斯大林提供关于中国共产党内矛盾和反苏情况的情报，说中共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甚至说高岗要让苏军进驻青岛、山东半岛；要把东北划给苏联，成为其第17个加盟共和国，等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高岗反省时，着重谈了他与苏联人交往的情况：“在中苏关系方面，是挑拨？还是向洋人吹了不该吹的牛？我认为，顶多是在个别问题上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有些事未请示中央，擅自做主，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吹了些不该吹的牛，但绝没有挑拨离间、里通外国的问题。”

他着重谈了以下情况：

（一）在东北，三次去苏联

高岗回忆说：“我第一次去苏联是l947年，经中央批准去伯力割盲肠，林彪写的介绍信，与马林诺夫斯基联系的。去的另一个目的，是想要点枪支子弹。那时，说过刘伯承、邓小平过黄河有信心；说毛主席是中国的斯大林。问谁是中国的日丹诺夫？我说是刘少奇。”

“后来苏联经常通过领事馆传来以‘史野’名义写的文章，或送一些关于亚洲问题的宣传材料，要中国的报纸发表，我们都转给中央了。”

“第二次是l949年夏，同少奇一起去的。我绝没有所谓‘抢在刘少奇前面说话，要求苏联驻军青岛和山东半岛’这类事情。当时，我在与苏联人闲聊时说：‘你们对我们旅大和东北解放帮助很大，替我们守住了大门；有必要的时候，到青岛、威海（当时青岛、威海是国民党占领的城市）。’这些话当然不恰当，但不是在正式场合邀请苏军进驻青岛，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我当时还对苏联人说过：你们的内务部在我们这里搞了40几部电台，都由地主、国民党的人掌握。关于这件事，在北满分局时，陈云、林彪和我就向当时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儒洛夫廖夫提出过意见，指出他们的情报不真实。我说这话的确是带不满和批评的意思，但我说的是事实，既不造谣，也没有挑拨的意思。”

“至于就我要把东北割给苏联，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那更是没有的事。当年我对苏军从东北拆运机器设备和铁轨的行为很不满意。访苏期间，我很想向斯大林说说自己的意见，被少奇制止了。试想，连他们拆走我们的机器设备　【注3　苏联红军撤离东北时，把许多机器设备、铁路等拆运回去，引起我国人民和一些党员干部的不满。】我都不愿意，怎么会主动把东北这么一大片领土白白送给他们呢？我再怎么没觉悟，也懂得这是卖国行为呀！”【　注4　关于“高岗提出把东北划归苏联作为第17个加盟共和国”　的问题，当时随刘少奇访苏的翻译师哲是这样说的：高岗这个人爱拉拉扯扯，他私下和科瓦廖夫讲了什么我不清楚。但他作为中国人，中共政治局委员，从未当众，也绝不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高岗很不满意苏联搬走东北的机器，很想向斯大林透露一下，但刘少奇不同意。会谈都是刘少奇一个人说，不给高岗等人发言的机会。高岗连我们的机器被苏军搬走都不满意，他怎么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引自李海文：《科瓦廖夫回忆的不确之处——师哲访谈录》，《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创刊号。】

“回国后，我有意抬高自己，贬低少奇，说斯大林赏识我，而不怎么满意少奇的报告，这是事实。我讲这话，　纯粹是吹嘘自己。”

高岗始终否认他跟柯瓦廖夫说过刘少奇的坏话，否认说过“少奇同志组织人打击我”这类的话。他说：“在去苏联的飞机上，少奇谈对资产阶级问题的看法，冈尔斯基翻译，柯瓦廖夫问我怎么看？我说少奇这个观点有毛病，我不同意他的观点。谈经济问题时，我说到薄一波的问题；谈职工问题时，说了立三问题。我这样讲，是无原则的。严格地讲，对柯瓦廖夫说这些话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是说刘少奇的坏话。”

“还有一次是l951年，为朝鲜和谈及苏联援朝战斗机的问题，我和金日成一起去苏联，师哲当翻译。当时，苏方有马林柯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参加。他们传达了斯大林的谈话，认为战争还要坚持两年。他们讲了一大篇，我多半是解释，并讲了一下我们的几大运动。我要求他们援助朝鲜28个师，以后争取40个，再后来是　60个师，　【注5　这里指的是要求苏方援助我们的空军装备。】增加了一倍多。我自觉无半句挑拨。如果我要干坏事，机会多得很，但我没有干。”“斯大林的讲话是机密的。回国后，我和聂鸿钧谈了。有一些问题和东北局的委员谈了。这是极大的错误，无组织无纪律。”

（二）“与洋人密谈三天三夜”

高岗说，“这件事刘亚楼最清楚。那是在l947年与　l948年之交，当时我是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主持司令部工作；刘亚楼是参谋长，负责与一个叫卡瓦列夫的苏联军事情报员联系。一天，卡瓦列夫来找刘亚楼要有关东北敌我军事力量消长情况对比和部队番号等资料。正好当时刘亚楼不在，就来找我。我叫秘书刘家栋介绍给作战参谋处处长尹达去接谈的。这整个过程中，我与卡瓦列夫根本没有见面，哪来的‘密谈三天三夜’？刘亚楼有些话完全不真实。”

（三）“挑拨离间”和情报问题

“l946年l、2月间，苏联派了一个上校到宾县注　【6　北满分局驻地。】传达莫斯科的意见，要我们转告中央。他说现在东北有两派，一派执行毛主席、斯大林的路线；一派反对这个路线，是骑在树枝上砍树，自伐其木。我说了毛主席在1945年12月28日的指示；讲了退不退出城市的问题。那时感到东北城市很重要，和苏联红军有些不一致的地方。这个我讲了，本来应该请示中央的，没先请示，这是极大的错误。但这不是挑拨离间，也不是给洋人送情报。”

“1946年到1947年，哈尔滨总领事儒洛夫廖夫自齐齐哈尔回来，在哈尔滨林彪家里，说李富春在齐齐哈尔有反苏言行。我和林彪、陈云三个人一齐质问他：这是从哪里来的谣言？并申明李富春是我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他跟中央完全一致，对苏联十分友好，根本不会反苏，绝没有反苏言行。儒洛夫廖夫和我们吵了一顿。他还说李立三在执行小组说了撤机器的事情。林总讲，我们批评了立三，他已承认错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1950年，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为了表示对中共中央、对毛主席的完全信任，把那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电报和柯瓦廖夫给苏共中央的信一并交给毛主席，说‘这是我们的蠢人干的蠢事。’”

如果柯瓦廖夫的材料真是高岗提供的，毛泽东看了以后，从l950年到l953年，为什么不但没有因此而批评或处分“里通外国”、“挑拨中苏关系”的高岗，反而对他倍加信任重用？l953年6月，贝利亚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为什么还会派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去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紧急通报？

其实，据参加座谈会的人讲，周恩来在座谈会上宣读了柯瓦廖夫给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内容是说中国有亲苏派和反苏派等，信中并未说明材料来源。周恩来读完信以后说：柯瓦廖夫怎么知道这些情况？就是高岗说的嘛。

高岗自己的说法是：“l946年前后，我们发现苏联在东北有40几部电台搞情报，其中有些是国民党特务打入苏联内务部，又被派回东北收集情报。那时苏联内务部在我东北各地建立了不少情报组织，其成员绝大部分是地主或倾向于国民党的人员。他们给苏方提供了不少对中共不利的失实的情报，其中就有所谓‘中共在东北的大多数中央委员是反苏的’、‘对苏联不友好的’之类。苏联内务部和情报部门都曾收到过这些内容完全失实的电报。对他们的这种做法，当时北满分局领导人——陈云、林彪和我，曾一起正式向苏联领事儒洛夫廖夫提出意见，明确指出他们的情报不真实。”

“l953年我去莫斯科时，苏共领导人马林柯夫特意对我说：那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情报就是贝利亚干的坏事。当时的翻译就是毛主席的翻译师哲。回国后，我马上就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如果真是我提供的情报，苏共怎么会当着师哲的面‘揭穿’我，我又怎么敢向中央汇报，敢把所谓‘与高岗有关的材料’送给中央呢？这些情况都有案可查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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