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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7部分（第2页）

简单说。此时的中医底子厚。但是靠着自身的理论研究，发展已经很迟缓、乏力。只有走和自然科学融合，吸取更多养分。从能从老树上焕发新枝。在于吸取自然科学研究成功方面，西方的医学已经走在东方的前面。

天津此时早就翻译了西方的《人体结构》、《医学统计方法》等等著作，这些风格迥然有异中国医学的观点，在天津的医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人体结构》的理论，这可不是解剖一两具尸体就能完成，而是要解剖成百上千的尸体啊。西方的解剖学，最开始是靠偷窃尸体，后来是军队提供战场敌人的死尸，顶着重重压力，发展了大约三百多年，到了16~17世纪，解剖学已经非常先进了。

中国也存在解剖，但是主要是破案验尸，根据尸体的特征，调查死因，但是并没有侧重与医学理论研究。所以，中国的解剖学，相对于西方是落后不少。

《医学统计方法》这部西方书籍的意义，主要是用统计学的方法，更精确的研究病因、病例。这种做法，使得医学研究更加量化。增加了确诊概率和治愈概率。比如，一门医学，西方医生能给出统计——治愈率35。7％，而中医就不能给出具体的确诊率、治愈率的数据。一方面，中医不讲究具体，不讲究详尽统计。本质上，中医在数学上，就有巨大的缺陷。因为，没有养成用详尽数据去总结分析的好习惯，使得中医自我优化的能力，也显得偏弱。

在天津的医学界，《人体结构》很多的中医们感觉难以接受，并不是这门理论的谬误之处，主要是道德上的问题，这年代的医生，还难以接受解剖人体，哪怕是解剖尸体，也是道德所不能容忍的。当然了，也有一些思想开阔的医生，非常赞赏解剖学，提出将这种学术，融入中华医学系统中。

而《医学统计方法》用数学统计，来研究医学，本质上也是肖图白一再提倡的。

这个年代中华文化，包括医学方面，有着巨大的优越性，所以也是具备“海纳百川”的气度。在认为“蛮夷的学术虽然粗鄙，但也有可取之处”的前提下，以中医为本，但是消化吸收外来的理论。

除了吸收西方此时已经有了医学理论之外，对于前沿的“微生物”、“细菌”等等方面的研究，特区也处于领先地位。

这要得益于显微镜的引进。

显微镜这种17世纪刚刚发明没多久的光学仪器，天津已经完成了从引进到仿制，当然，还是需要进口无色透明的玻璃。

由于能自产显微镜，所以这种工具在天津已经很普及。医院、学校等等场合，提供了2000多具显微镜，供其研究。

研究的成果虽仅限于，证明了水里面、粪便中，以及自然界中，无处不在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可能是导致瘟疫等等传染病的主要原因，逐渐也开始被认知。

而为了令特区的普通百姓特见识水中的微生物，特区的医院组织了宣传科普活动，带着显微镜走村串乡，让许多百姓亲自用显微镜去看水里面的微生物。

于是，很多的百姓纷纷震惊说道：“原来，佛祖说的一杯水中，八万四千虫，是真有其事啊！”

真正的见识到了水里面的微生物后，防疫工作提倡的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知识，也开始深入人心了。

按照17世纪的医疗水平，大多数的传染病。确诊分清，对症下药，其实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任务。所以，疫情应该以讲究卫生，预防、杜绝为主。至于普通人生病，也是早发现、早治疗。一部分怀疑是传染疫病者，则是隔离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