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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是他们做隐者做得好，像后人所说的那么白云野鹤，悠哉游哉，只是后人的想像。相反倒是他们做人做的挫败了，才不得已遁世。像惠连二人，不就是让你做个官吗？有那么可怕吗？何必躲躲闪闪，像伯夷、叔齐，不就是要你坐坐王位吗？有那么恐怖吗？何必矫情造作啊。然而，这正是他们的聪明之处，这不，史上做大官的坐王位的那么多，有几个能像他们四个一样，彪炳史册？

这样，正在黑暗之中苦苦求索做人之道的芸芸众生们，一下子从中悟出了真谛，悟出了一条终南捷径。看来，做隐者蛮好的嘛。

做隐者确实好啊，你看《诗经》中这首《考槃》，说的便是隐者在山水之间徜徉，自得其乐，享受人生。

溪水成全我快乐，

人贤景畅心自宽。

独睡醒来谩说道，

此中情趣永不忘。

三千年前，孔老夫子就曾有过感慨：“吾于《考槃》，见遁世之士而不闷也。”三千年后，我读到此诗，也不觉心中一宽。

毕竟，世间多了一条做人之途。“天下无道则隐。”什么是“无道”？蟊贼当道，千家倒悬，百姓涂炭，就是无道。既然如此，为什么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从来不缺隐者？莫非从来就没有一个清明世道？

这答案就由不得我来说了。举个例子吧，汉武帝时，一个叫严光的，武帝很赏识他，亲自征招和封赏他，但他偏要隐居富春江。客观地说，武帝时还算不上天下无道，严光之隐居，当然不是出于天下无道之故，更多地可能是一种做人方式，或者说生活方式吧。但后人偏要把他说成是隐士。现代《辞海》都把隐士定义为“隐居不仕的人”。宋代大诗人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还赞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据说原来的版本上，“风”，是写作“德”的。大约在范大诗人眼中，严光之德如山如水。老范应该是最懂得隐士哲学的了，当年他在《岳阳楼记》中是这样写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何在这里却高歌忘忧之隐者呢？或许此一时彼一时？知识分子的通病？为文学而文学？不久之后，另一个大诗人杨万里就在《读〈严子陵传〉》一诗中反驳他：

“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

做隐者好，好就好在有一股清奇之气，一种清洁之志。然而，若是把这种志和气拿来做标榜，显然沾污了隐士的名号。

这一点，连叫花子出身的和尚皇帝朱元璋也认识到了，他在《严光论》一文中说：

“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见《留青日札》卷十一《子陵耕钓处》附）

一个大老粗，看问题更切中要害。严光之德何在？隐居不仕就是德？恐怕不是孔夫子的原意吧。可叹后世熟读夫子之书的读书人，都不过是把夫子当成谋食的工具了。

有人把后世的隐士分成了十种，一是全隐，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就是那种“天子不能臣”的那种。

二是先官后隐，如陶渊明，因对官场不满才隐。明代文徵明，只在京城当了一年翰林，然后便隐居至死。陶的“隐”名大，但在当世却默默无闻，死后才逐渐被人认识到。

考槃：做人的几种做法（3）

三是半官半隐，如王维，开始做官，后来害怕了，但隐居又没有薪水，于是又做官，而不问政事。

四是忽官忽隐，如元末明初时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了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

五是隐于朝。这种人“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随波逐流，明哲保身。

六是隐居以待时机，时机成熟则出山，时机不到就隐下去。如殷商时伊尹、汉末诸葛亮、元末的刘基等。

七是名隐实仕，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

八是以隐求高官，如唐代的卢藏用。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边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嘉处。”“终南捷径”就是这么来的。

九是隐而有为，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

十是假隐，如明代陈眉公（继儒），鲁迅先生把他当作笑话看，“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